爱华网【左派最习惯的一个手法就是泛政治化，将学术上的争论引向政治上的争论，甚至引向"谁掌权"的"敌我矛盾"之争。左大培作为"忠诚的左派"，自然也以此为拿手绝活，看什么问题，总能够上纲上线。比如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之争被其看成是"权力"之争，国企改制被其看成是"公有"、"私有"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把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看成是"修正主义"，同时将改革裁定为"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在他这种混乱的搅和下，广大民众将会对改革开放产生巨大的思想混乱，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改革？到底什么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资本主义"？到底什么是"打着西方经济学的旗号歪曲西方经济学"？到底什么东西"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是异端的学说在中国成了正统"（制度经济学如科斯定律在西方经济学里是异端吗？），一个没有什么政治化意识形态的社会，有什么"正统"与"异端"可言？到底什么样"完全计划的经济条件下也能达到帕里托最优"？在左大培眼里，计划经济中的"无偿调拨"、"平价调度"，每个人被计划锁定在某一"角落"里消极应付，才是"最好的局面"。实际上，计划经济已经实施过半个世纪左右，也不止一个国家实施过，也有无数的国家精英在设计与主导着计划经济的实施，但结果如何？谁都知道，号称可以做到"有计划按比例"，但得来的却是无限的价格扭曲（不讲成本、不讲等价补偿的价格体系）、经济结构扭曲（重工业为重，轻视轻工业与农业）、民众生活扭曲（既短缺又免费的扭曲）甚至政治体制上的扭曲（人民政权的特权化、官僚化）的局面。一切都被左大培们搅得一塌胡涂了。在这种泛意识形态化的侵淫之下，谁也不敢对亏损累累的国有企业说个"不"字，谁也不敢探索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更不敢提发展民营经济之事，对外开放之事，因为这一切都违背了正统的"一大二国"的体制，脱离这个体制，就有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可是左大培们这种搅和时局的开倒车的作为，注定是难以得逞的。因为邓小平最重大的政治遗言："三个有利于"，已经奠定了今天中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不会再受到被邓小平时刻警惕着的"左派"的侵袭了。当他们蝶蝶不休地到处指责人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就象无可阻挡的巨轮滚滚向前。当今的中国，为了发展经济，不再遭受所有制形式的禁锢，只要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与大众的生活提高，都是可取的。同时，任何所有制形式都不是绝对的，都将不断处于运动变化之中。
左大培所极力主张建立与存在的国有制、国有企业，其所具有的问题并非在今天改制的时候才具有，好象不改制它就没有问题似的。众所周知，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不仅今天存在，而且在几十年前，在它刚刚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改革初期曾花费巨大力量去解决它，但并未能得到满意解决，而它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到越来越大的拖累作用，国家财政、银行系统与股票市场都被拖累得危机隐现。因此，在未改制以前国有企业资产已经存在流失问题（它通过效率低下、亏损重重、贪污腐败等等形式流失），而在改制过程中，国有企业资产的"最后的流失"也只不过是过去这种流失方式的继续显效罢了。因此，对于国有企业资产流失问题，改制前与改制后的流失完全是同一回事，并非改制中和改制后才发生的事情。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流失。但与广大公众的这种想法不同的，恰恰是把持着国有企业实权的某些人，他们不象人们这样想、这样有良心，因为他们在长期追逐着国有企业的资产而千方百计将其化公为私后，还想在国有企业成为"最后的国企"的时刻，再作最后的"资产阻击"，作"最后一啃"（最近报道的某县县长在国企改制中受其县委书记之"迫""不得不"吞下几十万的受贿款，就是一个说明）。可见，左大培们虽然口头上说是维护国有制，但实际上是维护这种对国有制经济的侵蚀与阻击，因为他们极力维护的体制正适合这样的"权力运作"。马克思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确实以劳动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科学与伦理的出发点，这与广大公众的思想趋向是一致的。但过去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与国有制形式并不天然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符合马克思原本的思想取向；并非越"左"就越马克思主义，如此，只能对马克思主义的败坏！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败坏的局面，比如，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冷落与对西方经济学的热情，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因此，今天马克思主义受到人们的冷落，实际上是左大培们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与泛意识形态化并长期强加于人们头脑上的一个负结果。今天的开放时代，使人们具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及批判精神，因此过去的束缚人们的教条自然就变成了受到拒斥甚至批判的对象。如果马克思当年曾经有过计划经济与国有制的设想，那也只是设想而已，在他看来，这种设想决非经过充分的实践与理论上的说明，决非是绝对需要确立而不能有任何改变的。任何僵化了的形式都不属于具有革命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辩证法思想家的马克思哪有可能接受这些绝对化的形式呢？马克思留给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设想只是"自由人联合体"这个非常抽象的东西，它之所以抽象是由于还没有现实与之对应，马克思与后代的我们还没有找到这个设想的现实对应物。因此，左大培们与其说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不如说是打着马克思的旗号而反马克思精神。――黄焕金】
左大培：刘国光是被逼无奈
陈恩达
刘国光批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由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毛泽东的人民历史观"课题组、北京大地微微文化发展中心、北京"乌有之乡"书吧联合召开的"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第二次会议）2005年11月5日举行。离退休的老同志、中国社科院、在京各高校的学者，以及青年学生，共60多人参加了研讨。
左大培说：我和刘国光院长没少打交道，还帮他送过一些材料到国务院，我很清楚刘国光院长现在的心情。
我觉得需要给大家说清两个问题，第一是经济学之争，为什么现在西方经济学成了正统，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放到一边去了。我想讲和它有关的一些东西。第二是刘国光院长讲的领导权在谁手里的问题。经济学界，包括大学的经济学系和经济研究机构的领导权在谁手里。还有掌控着学术界的这些人、评职称这些事都是什么人在掌握着。人家不给你评职称，很多人就不得不按照私有化的方向说话了，否则你副教授都当不上。这实际上是权的问题，不要以为是简单的学术，这个问题是要害。第一个问题，在反对刘国光讲话的阵营中有人说，刘国光的讲话不好，把学派之争挑起来了。我说问题不在挑起学派之争，而是现在这批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在鼓吹资本主义，而且是复辟最坏的外围资本主义。这种外围资本主义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一切东西市场化，别的任何东西都不要。为什么错了我不说了，我有《混乱的经济学》专门批它。第二个是私有化，如曹思源"人间正道私有化"，反私有化就是反改革。他在中国不是主流，因为他受政府打压。但是不受政府打压的人实际上比他更厉害。比如社科院退休的前院长董辅仁在国内到处民营化，在国外的会议上就说我是主张私有化。说实话刘国光现在这么努力地讲话，也和董有关系，因为我们经济学所两位顶尖人物，一个刘国光一个董辅仁。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所谓的学派之争，我说关键问题不是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哪个更正确，要不要讲西方经济学，我就是讲西方经济学的。我说现在最主要的是有些人打着西方经济学的旗号歪曲西方经济学。就像我们知道有很多修正主义学说来修正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确实比较右一些，确实有大量为资本主义说话的东西。但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讲的也是怎么样让大多数人变好。而现在中国打着西方经济学旗号的人是在把西方经济学拉到最右的位置上。有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眼中是异端的学说在中国成了正统！这就是今天讲的制度安排、制度经济学，这些在西方大学里算是异端邪说，是不讲的。而在中国成了正统。比如中央党校经济学部部长王东经到处给干部讲课，半篇都是西方经济学，而他讲的东西是错的，把西方经济学拉到了最坏的地方。他说西方经济学有三大前提，其中一个前提是保护私有产权，结论是达到帕里托最优（即在不损害任何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达到最好），是个最理想的境界。这哪里是西方经济学？帕里托最优是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制度好还是不好，根本不是从哪个制度里推出来的。实际上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完全竞争的私有制不好，需要较正。甚至有人说，完全计划的经济条件下也能达到帕里托最优。所以这个人是胡说八道，不懂装懂，到处误导。关键是他们在培训党的干部，是领导权的问题。
中央党校怎么能用这种人去培训干部，这样培训出来的干部怎么不去搞私有化？这说明学术界的领导权被这些人掌握了。很多机构的干部是他们的人，执行的是他们的路线，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问题，刘国光院长尖锐地提出现在的领导权在谁手上。刘国光自己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出身。还有陈岱荪教授，和共产党也不是一路出身，陈老十年前就有一篇文章，说的话和现在刘国光一模一样，说现在主流经济学要把中国拉向最坏的外围资本主义。我们学西方经济学的人对陈老十分敬重，把他当整个中国经济学界的祖师爷，可惜他十年前的文章被经济学界的主流给封杀了，根本不让讨论。逼得十年之后刘国光不得不再次出来讲话。刘老也是解放前学的西方经济学，现在也忍无可忍。所以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能容忍。现在问题是我们很多地方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刘国光教授去年看了郎咸平的文章之后，最初有一些人出来反对郎咸平，其中一些人是政府官员，国资委就有好几个处以上干部。说不要引爆国资流失的情绪。那就说明这些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我们就是要偷偷地挖根，偷偷地让少数人掠夺，掠夺完了怕群众愤怒，所以压住一切批评的声音，包括陈老教授的声音。现在郎咸平出来说话，说他引爆情绪，好像因此郎咸平犯了多大的罪。所以刘国光很愤怒，说国资委怎么能用这种人？国资委是捍卫国家财产的，这种人在里面会把国资委引向什么路？现在看，是我们各层机构里这种人太多了，北京、上海、辽宁还在强行搞改制，而且限制在两年内完成。特别是辽宁。你说这些人是什么思想？现在受到群众强烈批判，就缓和一些，不讲让经营者吃大股，而是卖给外资，总之还是完全私有化、依附化，依附于西方的发达国家。依附化也是私有化，但不是私有到中国人手里，而是私有到外国人手里。
这些人还很有势力。昨天晚上有个主张民族产业自主创新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怎么现在十一五规划的东西比胡锦涛讲话的东西还倒退了？胡讲话还说自主创新、自主品牌，怎么现在十一五的东西……"我说想想这都是什么人写出来的你就知道了。因为现在给中央写文件的人大批大批是这种人，这就是刘国光院长说的，我们要注意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他们对总书记的东西都可以往他们的权贵资本主义里打折扣，所以人家很有感触，本来想借着中央总书记的讲话赶快搞自主品牌，可怎么文件却往后退？这就是领导权的问题。
邓小平最后几年有几个讲话，我个人感觉和八十年代初不太一样。比如要搞公有制经济，不要两极分化，甚至说农业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家庭联产责任制，第二个飞跃是还要搞集体经营！这是邓小平的遗嘱了，问题是为什么到现在不能在党内广泛地传达？为什么学习邓小平理论到这儿就没了？当然，这是因为中间有人！就是谁掌了权的问题！
最后我劝大家注意一下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的荣智健家族，其实他们家并不有钱，解放初是共产党的银行贷款给他们。现在为什么有钱？中信的人告诉我，荣老板在中信期间，中信本是国企，任何赚钱的项目他的儿子都要参与，所以他儿子现在有一百多亿。富豪榜上的人很多人靠两个渠道：一个是靠改制，靠在国有企业里参股；一个是房地产，只要共产党给块地，他就发财。
我就讲这些，我们必须强调领导权的问题，这也是刘国光院长的文章的要害。刘院长过去也是很平和，现在是被逼的。我们要多考虑考虑领导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