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5年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学丁学良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放了一炮：在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国内有的著名经济学家连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有的经济学家还没有对经济科学做什么样的贡献就想着获诺贝尔奖”。
紧接着《中国青年报》和搜狐网就14位“主流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个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到2005年11月9日为止的结果是：居然有82.97% 的被调查者支持丁学良的说法。公众信任率超过10%的仅两人，郎咸平（31.59%），吴敬琏（19.95%），剩下的12人没有一人得到10%以上的认同率，获得认同率最低的居然只有0.27%。回答“谁都不相信”的人竟然也占到了12.26%的比例。（参见www.sohu.com中青报-搜狐联合调查：你相信哪位主流经济学家，下同。）
于是，人们得出一个印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恐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诟病，“经济学家”的声誉一落千丈，还不如“股评家”，从几年前的股市大讨论到“郎顾之争”，再到“丁学良事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哑巴了，媒体发明了一个词“集体失语”。
在大家的质疑声中，“三老四少”都羞答答地躲藏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敢于出面反击“丁大炮”。这揭示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在最近27年的中国改革史上，一直在中国经济金融舞台上长袖善舞的经济学家，逐渐失去了社会公众的信任，而遭到无情的唾弃。
综合起来看，媒体对经济学家最不满的地方在于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学家用在严肃研究工作方面的时间太少，而花了太多的时间为自己捞钱。只顾自己发财，而把严肃的研究抛在一边，在外面演讲时，还要以权威自居，信口雌黄，胡说八道。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公众就特别反感。
第二，做表面文章的多，做扎实的理论研究的人少。沉不住气，也耐不住寂寞。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纠缠于就事论事的政策辩论，而缺乏严肃的学术研究。许多人没有什么过硬的研究成果，东一点，西一点，搞出几本教科书或专著来，就自然而然地“成名成家”了，于是，挂着一大堆学术头衔、行政虚职和顾问独董的名号，以为自己什么都懂，象江湖术士号称自己的理论“包医百病”，使经济学日益庸俗化。现今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基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人投靠利益集团，甘做利益集团的“学术情人”（网络批判用语），为他们充当说客。另一类则服侍于政府官员的身边，或解释政策，或接课题，或以博导教授研究员乃至“学术权威”之名通吃各个盈利性咨询研讨俱乐部沙龙讲座。
第三，为了区区小利而沦为利益集团的学术奴才。据圈内人士透露，北京的一些所谓一流经济学家的年收入在百万元至数百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年收入也在60万元左右，这些收入来自于讲课费、咨询费、项目费、稿费、给利益集团服务等许多方面。在目前比较“走红”的经济学家和金融研究准官员中，白拿纳税人钱，还居然出任十多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其独立董事报酬从5万元到15万元不等。媒体指出，一些经济学家嘴皮一动，就拿十万八万，还有几人能凭着良知说话？一直占据社会经济大舞台的有些所谓的大牌经济学家，却念错了经、傍错了人。谁给银子，就为谁鼓吹，俨然一副“形象大使”的样子，其实剥光衣服只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掮客”。因此，一些号称“学者”、“名流”的经济学家，一旦傍上了大款，成为了富豪包养的“学术情人”之后，公共道德和社会良知就丧失殆尽。
那么，公众心目中的经济学家应该是什么形象呢？57.59%的受访者认为，学者应当站在学术立场上发表言论，38.32%的人认为学者应当站在公众立场上。然而，现实的情形却让70.07%的公众觉得经济学家是站在利益集团立场说话的。此外，受访者还认为，真正的经济学家应专心治学，而不是为了发财、出名、当官（占29.82%）。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公众殷切期待经济学家们出于学术良知而发表见解，可是，公众却感觉到掌握着话语权的经济学家纷纷跑去为利益集团代言了，经济学家如此势利，哪有可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虽然媒体的一些指责有一些过头，与客观事实有一些出入，而且，我在这里引用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我同意他们的看法。但是，我认为，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中国，改革开放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进程中摸索了二十多年，从来就没有受到过一个系统的经济学流派的指导。不知什么时候钻出来一个“主流经济学”，而且这个被怀疑是自封的“主流经济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学术界的“假冒伪劣”与假烟假酒一样，都属于被打击的对象。因此，当某些自诩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主流捞派”如同“落水狗”一般遭到媒体和社会公众痛击的时候，我们应该意识到，人们已经觉察到这些冒牌货的极大危害。
在网上用中文检索“主流经济学”，出现的内容大多是：
“主流经济学家”本是生意人
“主流经济学家”为何成了贬义词？
“主流经济学家”已成被告
“主流经济学家”的尴尬处境
“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失去大众
主流经济学家：傲慢的“效率主义”者
主流经济学家遭遇困境，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家？
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从何而来
……
在“主流经济学家”这个名词受到诟病的时刻，就连一直自诩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人，也不愿意使用“主流”这个词来自称。而他们学术上的对手却大大方方地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表示要与这一类人保持距离划清界限。
最近，有一位特别直率的经济学家邹恒甫教授说出了一句大实话：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张维迎是九流，大多数人都不入流。（www.aihuau.com）他的这一讲话比丁学良教授的发言更击中假冒伪劣“主流经济学家”的痛处和痒处，过去闹哄哄“主流经济学家”居然没有一个出来向他挑战的。
我的理解，主流经济学家除了需要有过硬的学术功底之外，还必须首先是大众经济学家，即站在大众的立场上讲话，为大众利益仗义执言，这是对“主流经济学家”最基本的人格要求。不具备这一基本素质的经济工作者，最好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主流经济学家”这个货架上，免得让人看到了觉得你是冒牌货。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里，总是把经济学家当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知识分子，这是公众对“真正的主流经济学家”的期待。但在实际生活中，号称是“主流经济学家”的那些人并没有想象中的崇高和公正。曾经风光一时，在中国经济金融舞台“掌握话语霸权”（网民语）的“主流经济学家”，到今天居然沦落到被大众和媒体痛打怒斥的“落水狗”的地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利令智昏为虎作伥，助长了那些损害公众利益的少数人的气焰。
不过，我认为，在中国的经济学工作者中，还是有一大批默默无闻地从事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主要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在北京，也没有那么多抛头露面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的“媒体缘”和“话语权”，少了一分浮躁，多了一分理性、平实与执着。这种远离决策中心的不便，反而给了他们一心钻研学问的时空环境。在老一辈学者中，据笔者所知，象张培刚教授和谭崇台教授等等，他们用毕生心血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培养了一大批年轻有为的学术带头人，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尊敬。这样的学术前辈还有很多，在此无法一一列举。
需要特别一提的是：在年轻学者中，邹恒甫教授是出类拔萃的一位，他于1989年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自1990年至今任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已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40多篇，是留学海外的中国经济学家中最优秀的宏观经济学家。1994年，他创办武汉大学高级经济学研究中心并任主任，致力于培养中国的经济学人才。由于在宏观经济学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他在2004年初全球10多万名经济学家和5500名著名经济学家的大排名中名列全球第247位。根据2000年国内文献情报中心的SSCI检索结果，仅仅由于邹恒甫一个人所发表的文章，就把武汉大学在这一领域的排名从第十几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以他的经历，如果到各地去演讲，出场费应该比那些自诩为“主流经济学家”的人更高。但是，邹恒甫却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学基础教育方面，他同时兼任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北大、武大、浙大和中大教授、博导。他也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尊重。一向严谨苛刻的郎咸平教授对邹恒甫教授的评价却特别客气：“邹恒甫教授是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数理经济的，我读过他的一些文章，很喜欢，学问非常扎实。当然，有一些文章我也不一定看得懂。他现在又投入很大精力在中国办教育，这也是非常不简单的。”（www.people.com.cn）就连多次受到邹恒甫批评的林毅夫教授，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的信中指出：“在我看来，邹恒甫教授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或机构。能力的建设是世界银行援助发展中国家的首选方面，对此我深信不疑。所以世界银行应该为邹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发展中的成就感到骄傲。”（http://forum.ccer.edu.cn）
话说回来，目前，中国的经济改革处在关键时刻，需要经济学家们出谋划策，包括那些一度误入歧途的“主流经济学家”，应该认真反思，重新回到为中国最大多数人民谋福利的主流意识上来，不要被一点点私利遮住了的双眼，而陷入利益集团设置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