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社会创新能力杂谈之一
上个世纪的后三十年，全世界都被所谓的东亚奇迹吸引，前有“四小龙”后有“四小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更创造了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持续高增长。然而，1997年泰国爆发了金融危机，波及并重创了整个东亚经济。
在反思东亚金融危机时，克鲁格曼指出亚洲经济增长“主要来自于汗水而不是灵感，来自于更努力的工作而不是更聪明的工作。”
那次危机我国幸免于难，然而居安思危，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我国经济增长的性质，思考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能否持续。
自索洛以后，经济学家们将经济增长归结为两类因素。其一为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和劳力的投入；其二为效率的提高，即更有效地利用所投入的要素。学者们运用各种方法来评估资本和劳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能用资本和劳力贡献来解释的部分即归于“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即经济系统的效率。
我们先来直观地看看要素投入的效率。
上表列出了人们耳熟能详的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取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的“产出”，1977年前为国民收入，1987年后的国内生产总值，均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劳力”1977年前为社会劳动者合计，1978年后为就业人员。
由图可见，我国自199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这显然值得高兴。然而，如果同时观察表中的劳动力人均固定资产占有粮，却会发现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
表中固定资产存量根据历年固定资产投资，按“永续存盘”法估算。初始年（1952年）固定资产存量按张军、章元的测算为800亿元。历年投资均按1952年价换算。折旧率仿照宋海岩的方法，取法定折旧率3.8%加上当年经济增长率。
由表看到，1993年后，人均固定资产占有量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均产出的增长。这表明，劳动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人均资本占有量更高速增长的基础上，而不是克鲁格曼所希望的基于“灵感”和“更聪明的工作”。
我国是一个从农耕文明向工商文明转型的人口大国，这决定了我们的资本总是稀缺的。然而，我们目前的增长模式却是让少数人聚集大量资本，去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同时听凭大量人口两手空空，无以就业。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有效利用稀缺的资本，提高资本的生产率，无疑是最关键的任务。那我们的资本生产率如何？
从大趋势看，自1985年以后，我国的资本生产率就呈现下滑的态势，1992年后，更是持续下滑。到2003年，我国的资本生产率已经快降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水平了。
至于表征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测算，由于测算对象、时间范围、所用方法的差异，结果各不相同。而共同的认识是：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有时甚至是负的。
李京文在《中、美、日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研究》中指出：1953——1978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1979——1990年TFP大约以2.53%的速度增长，在平均8.3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30.3%。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50.97%。
我在分析全国工业数据时曾发现，1978--1990年，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负增长，工业的增长几乎全靠资本投入。
Chow发现1952-1978年，TFP保持不变，即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1978年以后TFP大约以2.7%的速度增长，在平均9.5%的经济增长率中，仅占28%。而资本投入的贡献占到了62%。
胡鞍钢、郑京海则发现：1978－1984年TFP增长率最高，为7.65%，1996－2001年期间最低。1995－2001年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在1996－2001年期间技术进步减缓，技术效率下降。
王英伟、成邦文的测算发现：1992年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持续下滑。
（数据取自王英伟、成邦文《我国研究与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定量分析》）
由此，可看出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高额积累形成的高强度投资。而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却增长缓慢。这种增长模式正如胡鞍钢指出的：“过早地进入资本深化过程，创造就业岗位越来越少，出现了下岗和失业高峰，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平等，各类寻租活动十分活跃，各类社会成本急剧增加。”
这种增长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决定性的因素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不是依赖增加要素投入。增加要素投入只需加紧“努力”和“压榨”，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则需要各方面的创新。
于是我们来到熊彼得面前，他在1912年指出：所谓“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在1934年所著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指出，“创新”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引入一种新的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
2、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式；
3、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
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熊彼得心目中的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层面的问题，它本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涉及到社会生产流程的各个环节。当熊彼得将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时，他心目中盘桓的是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而影响社会创新能力的，是社会自身的创新原动力，是对创新行为的鼓励、容忍或遏制，是其国民的基本素质……。
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他们心目中的创新，本质上与熊彼得相同：对劳力和资本进行新的组合，以提高其产出效率，他们将其称为：生产可能性边界前移。两者的区别在于，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更关注社会层面的宏观效果，而熊彼得则重视企业层面的微观环节。
Fareetal.研究17个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经济增长时发现：从1979——1988年，美国的资本生产率最高，同时，它是这些国家中唯一的创新者。Chang，Ching-Cheng，Luh，Yir-Hueih则发现：在1980——1990年，在亚洲经济中，香港的资本生产率最高，它也扮演了创新者的角色。王兵、颜鹏飞则发现，在国内各省市中，1978、1992、2001年,上海的资本生产率最高，也是国内的创新者。可见资本生产率与创新能力是高度相关的。一个充满创新能力的社会，总能不断提高其资本使用的效率。我国资本使用效率不能持续提高，反而持续下滑，反映了我们的社会创新能力薄弱。
症结何在？需要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