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社会学的先驱德克姆（Durkheim），曾经把社会学定义为是关于“制度的科学”，把经济学定义为是“关于市场的科学”。[1]在类似的观念下，新古典经济学家也同样认为制度研究是超出经济学范围的工作。因此，在他们看来制度不必要进入经济学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而是外在地、给定地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参考拉卡托斯·艾默（Lakatos， Ime）关于科学研究纲领结构的观点[2]，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稳定性偏好、理性选择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均衡结论，构成了新古典经济学不变的理论硬核。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被努森（Knudsen. Christian， 1986）描述为以下三个部分：（1）主体面临特定的环境约束；（2）主体拥有特定的关于交易的信息；（3）研究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3]NIE经济学家在引入交易费用和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在一定程度上修缮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保护带，但他们对制度分析的贡献和进展却也因为“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这一立场而受到了限制。
NIE经济学家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严重忽视了制度问题的研究，这种问题在以下几个领域尤其突出：（1）各种可供选用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形式如何影响经济行为、资源配置以及均衡结果？（2）在同样的制度条件下，经济组织的不同组织形式为何会使经济运行发生变化？制度与组织的区别何在？简言之，企业或者经济契约的内部逻辑到底是什么？（3）控制生产与交换的基本社会、政治规则是如何确定的？其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它们又是如何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回避了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他们执着的选择了牛顿经典力学所提供的世界观，而将比较静态和行为主体博弈的均衡结果视为制度的合理描述。在他们看来，“经济人”通过完全理性决策的最大化行为，会自动达致一种均衡的最优状态。这种状态的动力学解释典型的依赖牛顿力学所提供的世界观。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导致稳定预期的假设引起了极大的争议[4]，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如阿尔奇安、贝克尔、弗里德曼试图通过类似“自然选择”的“市场选择论”来捍卫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内核。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反边际主义的经验发现——企业家不是理性的、拥有完全信息的利润最大化者——是可以与新古典定理相调和的。[5]他们认为，即使反边际主义者关于利润最大化的新古典假设是错误的这一观点能够成立的话，新古典定理所预测的个人行为、企业行为和产业行为地趋势，也仍然能够在“市场选择”这一过程中被证实。
或许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太过牢固，也或许进入主流经济学殿堂确实神圣，NIE经济学家在给予新古典经济学严厉批判的立场上，仍然保留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即新古典所提供的那种基于边际分析的比较静态和结果均衡的制度观。我在本章第一节中对NIE制度分析做过详细的描述，如果我们在大脑中简要思考一下新古典的分析范式，似乎不难发现NIE与新古典分析范式的相似之处。
新古典经济学的制度观是一种典型的自我实施的均衡制度观。在他们看来，对于具有自我约束特征的均衡而言，意味着博弈者不必为一个既定均衡中的特定承诺或是策略而担心，因为此时没有人有偏离这一预定博弈状态的激励。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眼中，均衡是个策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中，每个参与人的战略相对于其他可选策略而言都是最优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在自由市场上竞争均衡的概念，可以看作是市场博弈的均衡解。但市场博弈的规则似乎不单是一个源自既定偏好和理性的市场博弈的结果，它还表现为市场博弈行为的约束，而这种约束根本无法离开社会和法律制度而单独存在。此外，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任何制度的存废，实际上都取决于社会中的个人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被迫参与“宾默尔式的生存博弈”的结果。在宾默尔看来，“如果均衡总是唯一的，那么经济人或许就不必要因为理性人承受感情因素的能力而彼此联合。但是，由于多重均衡的情形总是无法避免，即使在一个经济人社会中也仍然需要那些蕴含在共同理解之中的关于均衡选择的惯例。”[6]遗憾的是，这种基于生存博弈形成的制度均衡，似乎也并不存在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所声称的“帕雷托效率”；相反，那些具有社会福利特征的均衡结果和秩序化状态往往只是生存博弈均衡中的一些特殊的点状态而已。
“在正统理论中，认为理性人选择A而不选择B的原因是A的效用比B的效用大的证明是一个悖论。相反，认为A的效用超过B的效用的原因是在A是可获取得情况下从未选择B。”[7]显然这里理论对个人偏好可能存在的变化，以及其他认知的变化过程没有赋予任何意义。同时，“理性人的行为据说是他在满足偏好或是实现效用函数最大化，而对可能引导他这样做的内心精神活动过程只字未提。”[8]显然，在正统经济学理论那里，一个现代意义的效用函数不过是一个表示个人选择行为具有一致性这样一个容易处理的数学手段，它对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相关性特征没有提供任何依据，恰恰相反，偏好不变和（每个人都独立的追求）理性最大化的假设割裂了这一相关性，从而为我们理解、解释和认识人类行为以及秩序型构的路径，造成了难以跨越的障碍。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们试图准确的理解人类行为的本质，那么就需要重新建立行为主体在决策、认知以及偏好等过程中的相关性。正统经济学所依赖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均衡框架，实际上将行为主体界定在这一个状态之下：即他给不确定时间分配了一个既定的主观条件概率，并力求在这一概率分配下使其行为与目标函数的最大值相匹配。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行为主体做出条件概率分配的认知来源，似乎可以脱离他与其他主体在交换过程中的相关性而独立的产生。显然，这一论断实际上将记忆和认知以及主观判断的问题与外部交易环境割裂开来了。这种割裂使得我们除了求助于“基因遗传”这种自然选择的解释之外，无法对理性决策的结果均衡给出其他的答案。
NIE经济学家在指责了新古典的“企业”黑箱后，试图通过引入正交易费用和契约来解释企业的本质。但正如我在上文中指出的，他们似乎太急于融入新古典的主流框架以获取承认，并在波谱意义上的科学殿堂里获取一个满意的席位，这使得他们在制度分析中继承了新古典关于均衡制度观的立场。如同卢瑟福指出的那样，NIE如同OIE一样缺乏一个统一的定义明确的思想、方法论主体和研究纲领。相反，他们在方法论上关于形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预期以及均衡制度观的主张，都使他们更加接近新古典经济学家。但对于制度分析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而言，“无论目前普遍使用的高度形式化方法有多么强大的威力，它们自身都不可能为制度经济学，起码是为能够处理制度演进以及历史变迁的经济解释提供一个适当的方法。”[9]与此对应，一旦我们偏离了新古典带有决定论色彩的均衡制度观，那么我们就必须建立一种非决定论的演进经济学。用吉拉德·P·奥德里斯科尔和马里奥·J·里佐（O’Driscoll， Gerald .P and Maro J.，Rizzo : 1985）的话描述就是：
过程经济学是非决定论的，就这一点来说，它跟考虑动态最优化问题的经济学不同。没有过程必然趋向的稳定终点（均衡状态），也没有过程必须遵循的唯一路径（线性连续特征），至少在一般层次上，我们的许多观点与纳尔逊和温特（1982）是相同的，后者建立了非决定论的演进经济学。在他们的方法中，错误和对错误的校正被视为演化过程重要的两个方面。然而，与新古典方法的特性相反，这些错误并没有消失在确定的均衡状态。因此，我们有过程或演进而没有传统的均衡。[10]
[1] 参：青木昌彦，《沿着均衡点演进的制度变迁》，载《制度、契约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9页。
[2] 拉卡托斯在1970年的“关于科学研究的纲领结构”的论文中指出，一份研究纲领分为两个组成部分：即纲领的不变的硬核和它可变的保护带。参：埃格特森（中译本，2000，P11）
[3] 参：埃格特森，《新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页。
[4] 参：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陕西教育人民出版社，1992年。
[5] 参：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中译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7页。
[6]参：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3页。
[7] 参：宾默尔，《博弈论与社会契约》（中译本），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65页。
[8] 同上。
[9] 参：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8页。
[10]引自：O’Driscoll， Gerald .P and Maro J.，Rizzo.1985. The Economics fo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