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五一长假已然结束，关于假日经济利弊的争论又起，且不说它。自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七年来，今年五一节学校破天荒组织全校教职工去云南旅游。尽管只是“走马观花”，但回想起旅行前后所发生和碰到的一系列事情，再运用经济学的眼光去审视一番，便发现经济学这一分析工具实在非同小可。
一、钱与钱不等值“2500元=2500元”，这个等式谁都不会有异议。但一旦进行产权界定，比如“公家的2500元”和“私人的2500元”，尽管金额和货币单位依然一样，但二者已完全不等值矣。比如说此次旅行，既然校长开了口，承诺单位掏钱，可谓不去白不去，结果学校90%的教职工都去了。相反，倘若是自己掏钱，本人曾做过一次抽样调查，正好倒转过来，90%的人都不会去。如此看来，如果以U表示消费者的效用，那么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以下不等式成立：U（私人的2500元）> U（去云南旅行） > U（公家的2500元）。那么，同样是钱，私人的1元等于公家的多少呢？尽管没法给出精确的回答，但从“捡了芝麻袋里装，丢了西瓜又何妨”的说法当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巨大差额。难怪张五常教授痛心疾首地告诫：“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迄今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依此观之，我国“久治不愈”的国企改革，现在依然步履维艰，恐怕不只是认识上的问题。
二、组织的约束与个人的自由
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又无往不在枷锁中”。的确，哪怕贵为天子，也要受到有限的资源约束和社会的规则约束，他再为所欲为，也总逃不过“总是要死”的这一约束吧。与此同时，无论再怎么受管制，哪怕是带着铁链的奴隶与囚犯，思想总是自由的吧，眼睛眨一眨、嘴角动一动总是自由的吧。所以，无论谁，都处在“自由与约束”的某种组合底下。以这次旅行来说，尽管学校教职工有“去”与“不去”的选择自由，但如果选择“去”且要学校掏钱的话，便只能随团一起去云南；一到了某个旅游景点，有自己活动如照相的自由，但必须面对按时集合的约束……再细一寻思，以“均衡”的观点来看，更大的权力难道不应该受到更大的约束么？否则，何以制衡？隐隐约约地，似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与“自由与管制”这一双刃剑的处理关系有关。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富裕与贫穷》曾说：“中国在大约1300-1400年间走入了死胡同，落入了专制制度的桎梏，禁止了创办企业的自由和产权。而当时在欧洲，政治领导人却没有权力限制科学工作者，手工业者和商人的创造热情。竞争性的、限制不严的政治制度使他们拥有了自由活动的余地，市场的空间扩大了。”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先生则说：“在80年代以前，计划经济像一个大水泥块，把我们都封在下面，我们再大的能力也发挥不出来。” 通观人类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做出这样的初步判断：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效率的提高、物质财富的增长，主要取决并表现在：掌握政治权力的群体越来越受限制而不能滥用国家政权，而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权力越来越多、活动空间越来越大、所受到的各种管制越来越少？
三、货比三家不上当大凡外去旅行的游客，在购物时都免不了有“挨宰”的经历。尽管本人学了“信息经济学”并且也无随意购物的冲动，但仍未能幸免，别的人就更不用说了。典型的事例有好几起：一次是在丽江买天麻、田七，二是在大理买玉器，三是在昆明七彩云南买茶叶。由于对商品的质量和通行的市场价格不了解，听了导游小姐的介绍，一伙人每到一处，都忙着掏腰包，惟恐换了一地，再也买不到这样“很有功效”的“特产”。但每每买后到了另一地，发现同样的商品（至少在外表看来），价格要低得多。所以，当导游问给我们这个旅游团取个什么名字时，有老师幽默地大声主张，就叫“水鱼团”吧（喻“任人宰割”之意）。老百姓为此曾总结出“货比三家不上当”的格言，现在想来，实在有理。因为在购物时存在信息不对称，卖者可以利用自己所拥有的信息优势欺骗买者，为此，买者不是第一站就购买，而是多逛几家商店，多搜集些有关商品价格和质量的信息，然后“货比三家”，不失为防止“挨宰”的有效策略。
四、维护市场秩序的政府职责当前市场秩序之混乱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纷纷献出自己的“锦囊妙计”。但问题是，市场秩序混乱是如何产生的？又主要是谁的职责？记得梁小民教授曾说过：在经济学里，良好市场秩序通常称之为“公共产品”，由政府机构来提供，其他非政府的机构和个人，通过交纳税费等方式，享受这种服务，或者说是购买这样的“公共产品”。拿此次云南之旅来说，在大理时，碰到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在公路边摆了两张桌子，凡有车经过时，便站在公路中间拦车收费，每辆车收10元。对于游客来说，理性的选择自然是乖乖交钱——因为相比之下，冲过去压死人，或者停下来与之争执，成本都显得太大。交完钱后，在车上的人大骂“土匪”的当儿，笔者不但想起了见义勇为的事情为何少有人做，而且想到：对于每辆车的游客来说，如果能以少于10元的代价而避免这种讹诈，那么游客自然会选择后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是隐喻着纳税人纳税的理由、政府的起源和政府的职责？
五、“明花”是否有“主”的信号发送
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女孩，当他鼓起勇气向女孩表白时，却迎来这样的回答：“我已有男朋友了”甚至“我已结婚了”，叫人好不懊丧。此次去云南，经导游介绍，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单看彝族姑娘的服饰，便能判断出她是否有“主”了。原来，凡是没“主”的，头顶的头饰都有两只用布扎成的角，如果有了“主”，那么便只剩下一只，所以那里管男孩追女孩叫“拿角”。再有，倘若女孩还没有结婚，那么通常只有一只手戴有妈妈传给她的玉镯；如果已经结了婚，那么另一只手上也会带有一只玉镯，那是她家婆传给她的。或许，这样的“信号发送”，也有着减少恋爱时“交易成本”的作用？
六、价格同盟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价格同盟通常被视作不正当竞争，但日常生活当中，并不是每类价格同盟都能用《不正当竞争法》来解决的。比如说，这次去云南丽江参观玉龙雪山时，山上有不少白族人，拿着扎有孔雀羽毛的少数民族服饰，争着问游客：“照不照相？五块钱一个人，随你照多少张。”听着那此起彼伏且价格一致的询问声，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已经达成了“价格同盟”。有“价格同盟”，就难免有机会主义行为，而且越是有利可图，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事实果然如此。一个拿着服饰的老太太走到我身边，问：“照不照相？”我说：“租一套衣服照张相不过一两分钟的事，就要五块钱，未免太贵了吧，不照不照。”没想到老太太走到我身边，悄悄地跟我说：“如果你们几个人都照，每人只要二块钱，但不要让别人知道。”我当然猜得出价格同盟背后可能有的“惩罚机制”，同时也为了回应老太太的好意，便悄悄地招呼几位同伴照了相，然后悄悄地把钱给了老太太。
（发表于《经济学消息报》2002年6月14日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