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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甘蔗产糖区，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地方因为管制而不让农民们将自己种出的甘蔗拉出受管制的"防区"，但是，防区以外的糖厂所出的甘蔗收购价却比这个地方的出价要高。比如防区地方的政府定价是280元，而防区以外的其它糖厂所出的收购价却达到360元。高额的差价引诱蔗农们跃跃欲试，要将自己的甘蔗偷运出防区，以获得更高利益。但是防区却派人到各个路口拦截，强行阻止偷运行为。结果，引起冲突甚至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这个事情有经济学意义很明显：甘蔗的防区管制是计划经济手段，通过此而维护了防区的利益。但这是农民们所不愿意的，农民们希望自己的产品自由交易，从而为自己争取到尽可能在的收益。因此这就产生了两个权利的纷争：计划经济中的"官权"与市场经济中的"民权"之争。计划经济无论如何制订，也无论制订得多么正确完善，它都需要有某种权力去执行实施，而这种权力大都体现为"官权"。而这种计划的执行肯定会有"正"有"负"，即肯定存在一方面多得另一方少得的强制局面。因为它毕竟不是这两方面直接而公平的交易。比如蔗农与糖厂之间，如果按计划经济的手段，肯定有一方多得另一方少得的局面。如果甘蔗收购价定得低，则蔗农吃亏而糖厂多得，相反，则蔗农多得而糖厂吃亏。如果以市场经济的手段，由蔗农与糖厂直接公平地交易，则双方都会满意，不满意也就不会成功交易。因此市场经济体现了蔗农与糖厂的"民权"。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系统中，复杂多样的各种经济参数时刻在变化着，这种变化直接体现在买卖双方的具体交易中，这种具体交易既是社会经济参数变化的来源，也是这种参数变化的反映形式。脱离开这种具体交易，则这些社会经济参数就不能得到准确反映。因此，脱离具体交易过程中的高高在上的计划经济经常难以得到基层的真实信息，它并不掌握这些信息；它要么依靠过时已久的信息作出决定，要么依靠虚假进行决定，或者依靠完全脱离实际的自我推论进行决定。关于后者，毛泽东曾经这样批评过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方式，他说：苏联人首先确定需要年产多少吨钢，然后再以此指标制订出与之配套的计划。这种计划方式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非常束缚社会发展的。比如定出年产1亿吨钢，那么这1亿吨钢按现在的生产技术需要耗费5000吨煤，耗费2000万度电，需要50万人劳动一年，等等。这种自我推理的计划当然可以从理论上说得头头是道，问题是，一遇到实际情况就非常容易错漏百出，最终将整个国民经济弄得异常的畸形扭曲。关于依靠过时信息所作出的决定，现在仍然存在这种情况。比如，据说中国进口原油的定价计划是追踪几个国际市场的价格而制定。但是，当计划者在1个月后作出决定时，国际原油价格已经变成另外一种情况了。总之，计划经济想要通过一种间接手段来指令各个直接交易者的成交价格，是愚蠢的，价格本来就是从直接交易者的具体交易中来的，为什么又要移交到上层的计划当局来决定呢？因此对于社会各个方面来说，他们更欢迎市场经济而不满计划经济，市场经济是民本经济，而计划经济则是不合时宜的官僚经济形式。时常引起社会各方面不满是计划经济所遭受的遭遇。比如前段时期的电煤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由于配合电价的指令性质，电煤价格由政府计划定价，这样就遭遇了很大的麻烦：电煤需要提价，否则不供给煤，而电厂方面又极力反对提价，除非提高电价。双方都将问题反映到政府有关部门，弄得它左右不是，不胜麻烦。如果放开市场让电与煤之间自由交易，那就根本不存在这种麻烦事，价格与供求也会自动理顺，各方的怨气也会消除，因为毕竟是自由选择自由交易。因此中国改革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这是非常正确高明的。利用市场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正在正确地走这条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