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著，杨培雷等译，杨培雷校，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该书第三部分《亚当.斯密》对斯密生平介绍中，存在评价不确、叙述不实、年代错误等问题。有的可能源于作者的资料掌握问题，有的则可能是译者和校者的疏忽。该书是“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之一，想来会有广泛的读者。本文将笔者阅读此书该部分内容时发现的问题列举并作一简单分析，希望阅读此书的同学加以辨识。本文立论依据主要是约翰.雷的《亚当.斯密传》，该书“一直被公认为是亚当.斯密这个英国古典经济学最伟大代表之一的最详尽、最优秀的传记。”“长期成为人们研究斯密生平事迹的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来源。”[1]因此，该传记提供的材料及依据该书作出的持平的评价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1、“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因哲学文献而不是经济学而闻名于世（1），并且他对公共政策并未产生任何影响（2）。”[2]
（1）斯密生前不仅因为他的“哲学文献”《道德情操论》而出名，也因为他的“经济学文献”《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声名大振。
《道德情操论》早于《国富伦》17年出版。在斯密生前，《道德情操论》从1759年初版到斯密1790年去世的31年间再版过5次，平均6年左右一次；而《国富论》在1776年初版后到斯密去世前的24年间，再版过4次，平均每6年一次。这至少可以说明，即使《国富论》不是比《道德情操论》更受作者重视和更受市场欢迎，其地位也不会低于后者。自然，斯密最初成名于《道德情操论》，“1759年《道德情操论》一出版，立即被所有的人公认为当时第一流的著述家。”[3]从两本书出版后社会名流的评价看，对《国富论》的评价似乎要比《道德情操论》高一些。《道德情操论》出版后，哲学家伯克的评价是，这本书“一切基本部分都是正确的，而且是建立在真理和自然的基础上的”，“建立起也许是前所未有的道德理论最壮丽的大厦。例证丰富而且确切，表明作者是一个具有非凡的观察力的人。它的表述平易而生动，使事物完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与其说是著述，不如说是绘画。”[4]《国富论》出版后，历史学家吉本在与休谟的通信中说：“我们的朋友亚当.斯密先生贡献给社会的礼物是多么惊人的杰作啊！薄薄的一册书，洋溢着渊博的知识，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5]历史学家、哲学家巴克尔则说：“从最终效果来看，这也许是迄今最重要的书。”这本书“对人类幸福作出的贡献超出了所有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和立法者作出的贡献的总和。”[6]如果说《道德情操论》出版时斯密还没有成名，而出版《国富论》时，斯密已经可以利用《道德情操论》带来的社会影响，从而使《国富论》的出版能引起更大的社会反响的话，从他的终身朋友休谟对两本书的不同反应，似乎可以看出其不同的社会影响力。《道德情操论》出版时，休谟的心情是欣喜的，但他还能保持平静：“亲爱的先生：你珍贵的礼物——《道德情操论》已经受到，谢谢。”[7]而在《国富论》出版时，休谟的心情可以说是欣喜若狂：“真了不起！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你的著作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这是您本人、您的朋友以及社会都寄予无限希望的一本书…..”[8]事实上，就在斯密生前，《国富论》的影响就已经远播海外，为斯密赢得了国际声誉。《国富论》出版后不久就有了丹麦语译本，此后又有了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的译本。
可以说，《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作者将斯密的影响仅仅归于《道德情操论》是不符合事实的。可以说是《道德情操论》奠定了斯密学术地位的基础，而斯密学术声望的取得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国富论》的贡献。
（2）作为自由贸易理论最早的倡导者，斯密思想在他所处的时代就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早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斯密就通过经济学会、择优学会等民间组织，宣扬其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国富论》发表后，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在议院里有了更多的信奉者。斯密的思想对当时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诺思勋爵和谢尔本勋爵等有过重要的影响。谢尔本说：“我一生中大半时间能够做好事，应归功于斯密先生……自从我信奉这一学说以来，它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幸福，使我受到人们的敬重。”[9]谢尔本担任殖民大臣期间实施的基于自由贸易理论的政策不仅是斯密理论影响的结果，实际上，也是反复征询斯密意见的结果。1779年英国对爱尔兰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斯密的理论及斯密与政策制定者的通信同样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斯密对当时英国公共政策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年轻的首相皮特实现的。皮特24岁担任首相，执政达17年，是英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首相之一。“皮特经常说自己是斯密最忠实的信徒。”[10]在斯密学说的影响下他取消了对爱尔兰的贸易限制，同法国签订了通商条约；他还根据斯密的建议，通过了简化税收和管理财政收入的法律；还通过了整顿国内税收体制，减轻关税的政策。皮特对斯密的敬仰和推崇成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段佳话：斯密一次去参加有首相皮特参加的聚会。首相及其他贵族和官员早已到场，而教授斯密按惯常的习惯姗姗来迟。斯密到达时，首相率众起身恭迎。斯密说，大家为什么不坐？首相曰：“不，您坐下来，我们再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11]
2、“1751年，他进入爱丁堡大学当讲师，后来又到格拉斯哥大学做逻辑学教授。幸运之神似乎对这位年轻的教授特别青睐，斯密喜爱的专业是道德哲学，刚好道德哲学的教授职位空缺，于是在以后的数年内斯密得到了这个职位。”[12]
1746年，斯密离开牛津大学。此后赋闲在家。1748年在亨利.霍姆和詹姆斯.奥斯瓦尔德的帮助下进入爱丁堡大学，主要讲授英国文学，也讲过一个学期的经济学。1751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逻辑学，同时为生病的道德哲学教授代课。次年即专任道德哲学教授。
3、“个人通过他人对自身行为的反应来判断自身行为的恰当与否，于是社会得以自治，这既有益于个人也有益于社会。这个理论可称之为较早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他律理论’”。[13]
这一解释与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简直是南辕北辙。在斯密看来，人们赞成某种行为和品德，是由于人们认为激发这些行为和品德的情感是适当的、相宜的，因而能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人们否定一些行为和品德，是由于人们认为激发这些行为和品德的情感是不适当的、不相宜的，因而不能与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道德上的肯定或否定归根到底是对假设的公正的第三者的情感发生共鸣的表现。”[14]不论斯密的伦理学还是经济学，都是“自律”的或“自助”的。[15]在道德世界里，通过“同情心”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在经济世界，通过市场机制，通过自由竞争使个人利益趋进社会利益。
4、 “斯密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使他的朋友包括大卫.休谟都很惊讶（1）。斯密在法国一呆就是3年，……在法国逗留期间，斯密大部分时间都在土鲁斯（2）……回到苏格兰后，斯密靠他在法国挣得的收入维持生活并继续撰写他的经济学著作（3）”。[16]
（1）至少表述不清楚。休谟惊讶什么？——惊讶于斯密被聘请为私人教师？惊讶于斯密被放弃教职？惊讶于斯密每年300镑收入再加旅费及以后每年300镑的年金？
《道德情操论》发表后，查尔斯.汤申德（时任商务大臣，后任殖民大臣）深为吸引，通过斯密旧交奥斯瓦尔德，提出请斯密作其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休谟得知后，曾去拜访汤申德，一是确知此事，二是企图劝说汤申德将巴克勒送到格拉斯哥。由于休谟和汤申德都在伦敦而斯密在遥远的格拉斯哥，因此，聘请一事应该是休谟先知道。不过，休谟倒确实是不愿意斯密放弃教职专事一人。另外，休谟对汤申德的个人品德也不是很满意。
（2）斯密陪巴克勒公爵在大陆的游历这样安排的：到法国后在巴黎逗留了10天；在图卢兹逗留了1年半；在法国南部旅行2个月；1765年在日内瓦逗留2个月（在此期间拜访了伏尔泰）；最后在巴黎逗留了10个月。所以，斯密及其学生既不是一直呆在法国，也不是大部分时间呆在法国的图卢兹，有差不多一半时间是在图卢兹之外。
（3）在斯密与汤申德的协议中，斯密在陪伴公爵在大陆期间每年收入为300镑，不包括一切旅行和生活费用；此后直到斯密去世，每年还有300镑的年金收入。
5、“该书的出版是成功的，但并不热销。”[17]
从何说起？既是成功的，又不热销。何谓成功？事实上，《国富论》的出版既是成功的，也很热销。“销路很好。发行册数虽然不得而知，但出版半年就卖光了。其销路从一开始就比出版商预料的要好得多。”[18]
6、“斯密死于1778年，当时并没有引起任何震动。”[19]
实在可恶。伟大的斯密只活了67岁，而作者或译者还要将其寿命缩短12年。斯密去世于1790年。顺便说一下，斯密死时颇有苏格拉底的风范，他跟朋友们告别说：“诸位，我很喜欢和你们呆在一起，但我不得不和你们分手，到那个世界去。”[20]
7、该书在翻译上存在众多的问题，最明显的就是不采用国内通用的译法。
如人名翻译上，几乎是随意的音译。如“格老秀斯”随意翻译成“格洛提厄斯”，就在下一行，又成了“格老图斯”；[21]众所周知的 “霍布斯”成了“哈贝斯”；“斯宾诺莎”成了“斯宾诺萨”；“斯图亚特”随意的成了“司徒亚特”……
斯密《国富论》中的下面这句话本来郭大力和王亚南先生翻译得很精准的：
“同业中人甚至为了娱乐或消遣也很少聚集在一起，但他们谈话的结果，往往不是阴谋对付公众便是筹划抬高价格。”[22]
自以为是的译者偏要将其处理得不知所云：
“即使为了快活，甚或要借钱，从事同一种交易的商人是很少能够聚在一起的。但是，他们这样的交往方式不再存续，因为，他们要相互勾结、损公利己或协议抬高价格。”[23]——这是什么鬼话？！
还有很多。这些问题仅仅是长达400多页的该书中20页中发现的。简直不忍卒读。
还是想起斯密。斯密一生从事研究和著述，但是，除非经过深思熟虑，他不轻易将著作发表。生前仅仅出版了《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为了避免他尚未认真处理的手稿流出，临终前，他要求朋友们当面将他的全部手稿销毁。“十六册手稿被销毁了，斯密似乎大大松了一口气。”[24]斯密如果地下有知，看到后人如此草率地处理他的生平，如此玷污他的思想，他会气得活转过来。——这群不肖子孙！
[1] 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序》，P1
[2] 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33
[3]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25
[4]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30
[5]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60
[6]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61
[7]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25
[8]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59
[9]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38
[10]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67
[11]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68
[12]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34
[13]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34
[14]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25
[15]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191
[16]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4－35
[17]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 35
[18]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59
[19]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 35
[20]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93
[21]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40
[2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P122
[23]丹尼尔.R.福斯菲尔德：《现代经济思想的渊源与演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40
[24]约翰.雷：《亚当.斯密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