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老制度主义（OIE）主要是指始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和声誉上经历过大起大落，却延续至今的美国制度主义传统。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托斯坦·凡勃伦、维斯雷·米契尔、约翰·R ·康芒斯、克莱伦斯·阿里斯等人。作为一个在研究方法和分析范式上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制度分析学派，OIE并没有形成单一的定义明确或彼此统一的思想和方法论主体，也不具有明确统一的研究纲领（格罗锡，1947，1972）。概括而言，OIE内部有两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研究纲领：一个是由凡勃伦提出，后经阿里斯发展和修正的制度方式与技术方式（或称礼仪方式与工具方式）的二分法。另一个研究纲领则是有康芒斯提出，经由塞缪尔斯和施密德发展的“基于交易的分类学考察，来关注法律、产权和组织以及它们的演变对法律和经济权力、经济交易和收入分配的影响”这一范式。
比较而言，“凡勃伦——阿里斯传统”的研究集中考察新技术对制度安排的影响，考察既定社会惯例和既得利益者阻碍或推动制度变迁的方式。通过区分制度结构的两种评价方式，他们认为：特定共同体的制度无需完全适应现成的手段，判断的标准通常是某种“工具价值”观念，但工具价值通常反过来以意义更为宽泛的“共同体有用性这一‘礼仪价值’”为基础。换言之，制度变迁中的技术特征是一种工具性评价的非个人化过程，但制度结构的工具性评价往往被隐含于共同体内部的“在礼仪上有正当理由的价值，即礼仪的充足性这一评价”所包容。两者不仅具有相互依赖的特性，同时制度结构的评价标准也存在明显的礼仪包容特征。[1]与凡勃伦－阿里斯的研究纲领不同，康芒斯的研究则将制度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制度结构成功与否的标准则在于是否产生了解决冲突的“合理价值”或“切合实际的相互关系”。康芒斯的这一认识显然改进了凡勃伦和阿里斯范式对制度结构的研究，但遗憾的是他停留在这一判断，而没有展开对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冲突进行调节的司法和政治过程的研究。
从方法论的特征而言，OIE的研究拒绝较为正统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形式化和模型建构，认为这种分析方法过于形式化，过于抽象和狭隘。他们通常倾向于采用不太形式化的、或整体的方法来分析复杂的制度演化系统。凡勃伦曾指责新古典的动态分析，认为他们考察的“不是重要的‘变迁现象’，充其量只是在讨论‘理性对应该已然伴随发生的变迁所进行的调整’”（凡勃伦，1909 1961：P233）[2]相反，他试图通过对制度演化及其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来取代新古典的制度理论。他在分析中十分重视达尔文和演进生物学的观点，认为它们是“现代科学”的原型，并据此主张经济学的现代科学应当集中于“用原因而不是目的”来解释有序不断的变迁，却不必对变迁的终期（或结果）做任何推测性的研究。他主张应当从发生学的角度来把握“制度演化和型构”的过程，并把制度演化看成“因果积累”的过程来分析。康芒斯也十分关注对复杂演化整体运行问题的考察，但他不想放弃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洞察力，他希望寄此来讨论包括企业、工会，以及共同体在内的实施习俗和法律规则意义上的集体行为。尽管康芒斯明确区分了交易的不同种类，但他试图基于效率、稀缺、习俗、主权等原则（这些原则都是根据他所说的‘限制与互补要素’之类的程式关联的）来建构对整体法律经济系统的分析框架的努力，最终由于概念框架松散而显得有些含混不清。
除了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3]和反形式主义特征外，OIE在分析结论上仍然表明了如下观点：（1）OIE更加强调非正式规则对正式规则的约束作用，并从对非正式规则的考察将分析引向对个人习惯以及非正式规则型构和演化的考察，试图通过对个人习惯到群体习俗，从惯例到制度的过程考察来揭示制度变迁的规律；（2）OIE明确反对理性最大化假定，认为习惯、规范以及制度在引导人类行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OIE通过对习惯、习俗、常规的考察对规则遵循做出了重要探索，基本形成了“习惯―习俗－惯例－制度（法律）”的制度演化逻辑；（4）在关于制度演进与理性设计的起源分歧上，OIE明确强调了自己的演化观点，他们认为制度系统的形成不是一下子完成的，尽管某些环节和层面的制度含有精心设计和理性运用，但制度和制度系统结果的演化总体上是个“非设计”的过程。
[1] 参：保罗·布什、马克·图尔，《美国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演化原理》，载《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82－212页。
[2] 转引自：马尔科姆·卢瑟福，《经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与新制度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
[3] 方法论整体主义和方法论个人主义的描述和界定的不同形式可以参见： （1）阿加西，1960：P244；（2）瓦特金斯，1952 1973：P150；（3）卢瑟福，1994[中译本，1999：P33]。比较而言，可以将整体主义简要界定为以下三个命题：a.社会作为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b.社会体制会影响个人目标；c. 个人行为应当从社会的规则体系中寻求正当性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