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下文，对吴敬琏的"风骨"大加赞赏，同时也指责了吴敬琏在"科学知识"上的错误之处。认为"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那么，我们来看看文章中所提到的吴的两个主张是否有一定的合理性。文章中所提到的吴的两个主张是：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关于吴敬琏"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本人认为，在今天中央政府政令难以贯切、被地方阳奉阴违甚至公然违抗的情况看，吴的主张有其充分道理。比如在官煤勾结的问题上，就显示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割据状态。而国家审计局对各地方与部门所审计出的严重问题，也同样体现了地方与部门的行政割据所造成的局面。这些情况，是中央与广大民众不愿看到的。至于文章中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得益于这种"简政放权"："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这种观点仍然怀抱着政府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潜意识，只不过它是将"政府"由中央政府转化为地方政府而已。但是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要想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应该使每个经济单位具有对自己的经济活动具有主导权，而不是由政府操纵这种主导权。因此正象吴敬琏所主张的那样，收缩"行政性分权"并将"经济性分权"真正下放到每个经济单位。但是当公司企业仍然是国有性质的时候，这种"经济性分权"是不可能下放彻底的，必将被地方与部门所截取，从而使中央政府下放给企业的经济权利被地方政府所蚕食，从而在地方与部门这一层面上出现依托于这些国有成分的权力寻租与腐败现象。因此，中央政府要想把经济权利下放到企业手中，就只能造成一个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即以"民有民营"为主体的社会经济体。这个经济体可以在所有制上杜绝地方政府对其经济权利的侵食。这样，中央政府一方面上收"行政性分权"，另一方面下放"经济性分权"到底层，使政府管它应该管的事，不管它不应该管的事，最终将会使国家政权得到充分"简政"。可见，在这里，吴敬琏的设想是意味深长的。而本文作者一方面把经济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上。另一方面，在文章的另一地方我们又会看到，作者又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依赖于"价格"而与政府行为没有什么关系。这样就隐含着矛盾，这个矛盾正好与可以与吴敬琏的主张互相替换。在吴所主张的"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问题上，本文作者以市场价格的自然性而认为政府无所作为，同时指责吴敬琏身为"吴市场"而不懂得"价格"的作用。认为，在9.11后，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市场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中国为了制造这些产品而不得不拉动重工业投资。这种情况不是政府所能够左右的，而是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力量的结果。但是，在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社会里，一个仍然利用手中的"行政权"而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的政府作为模式里，一种普遍存在"官商勾结"的状态下，的会有谁相信什么纯粹的市场供求力量的单纯所为？会有谁相信地方不会因"GDP冲动"而"大力发展"重工业？况且这种发展又是如此"顺势而为"，有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再加上政府"推一把"，粗放型的重工业就这样迅速增长了。假如没有政府因素的作用，完全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拉动，那么，这些投资是会三思而后行的，以避免因众人过多拥入而导致供给过剩的危机。但现在却正潜藏着这个问题：据估，中国的钢铁行业将在2007年全面过剩。到时，谁投资谁亏损，而那些政府主导下的投资由于有政府行为在里面，亏损只好由银行承担，只好由中央政府承担。地方政府的"发展冲动"所造成的亏损后果最终由中央政府承担，这就是地方政府所乐意追求"GDP冲动"的原因。而文章认为中国重工业增长与地方政府无关，这从地方政府"占有好处不负责任"的动机上，就难以说得过去。2004年发生在江苏的"铁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案例让人看到了地方政府在各种政绩工程与GDP冲动下，是如何操纵民营企业、如何介入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运作的，并造成巨大危害的。据资料说"铁本项目叫停，名噪一时的钢铁大王转瞬间轰然倒地，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人们无法想象，一个自有资金只有10亿元、最初计划年产200万吨、计划占地2000亩的民营钢铁企业，要具有多大的胆量和能量，才能把计划做大到至少投资160多亿元、建设规模840万吨、占地9000亩的地步？对于这个问题，铁本一名高层近日向媒体进一步证实，如果不被逼到江边，铁本不会有今天，老板戴国芳也不会出事，没有政府的支持，戴国芳根本没有能力来实施江边项目，当初地方政府真正为企业考虑的话，就根本不应该鼓动铁本到江边去发展……地方政府的某些人纵容这么做，要么根本不懂，要么就根本没有考虑铁本的长远发展，只是追求眼前的发展"。(《中国经营报》8月21日)今天，资源的紧张局面，与中央反复强调的科学发展观，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吴敬琏主张的可取性。重工业不是不能搞，不能发展增长，问题在于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做到以最低耗费去求取最大效果。如果一方面既发展了重工业，另一方面又使生态环境不受破坏，使资源得到循环利用，那又何乐而不为呢？相反，现在又有何条件去以粗放的方式搞重工业？总之，在"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的问题上，反映了吴敬琏希望"政府"因素隐退，与此相反，反映了文章作者将事情寄托在政府因素上。但是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问题上情况则反过来，吴敬琏希望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以消除其乱作为所造成的后果，而文章作者则认为事情完全是市场"价格"所为，政府无可奈何。---黄焕金】
贞洁旗帜孤独飘--细说"吴敬琏忧患"
高小勇（一）
我是在落叶滚滚寒风直行的时候回北京的。
正在思考整理出差浙江的感受，南方周末的南方人物周刊编辑傅小永打来电话。小傅说，他们策划好了一个专题：《25年影响时代二十五人》。经济界，他们选择了吴敬琏，恳切邀请我来评论他。小傅后来在约稿信里还说，的确需要您这样的人来写。我爱虚荣，喜欢别人给高帽子戴。于是，放下手上的事，勉为其难了。在风硬叶颓之际，说起吴敬琏，不禁联想到一面旗帜，它孤独地飘扬着；孤独，是由于它贞洁。我大约是1990年夏天认识吴敬琏的。当时为《经济学人》周刊（经济学消息报的前身，命很短，她只出版了8期），我在北京邀请薛暮桥、吴敬琏、厉以宁、张卓元、杨培新、樊纲、钟朋荣等经济学家做"特约撰稿人"。吴敬琏正忙碌着与中国财经出版社一位姓袁的编辑联系，出版他的《论竞争性市场体制》的书。那时候，距那场政治风波时间很近，整个国家都很沉闷，"市场经济"是很敏感的词。但吴敬琏对这本书的"不合时宜"， 似乎一点都没有感觉，说起书的内容很投入。这一点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在北京组稿，接触经济学家不少（至今想来，我见过的经济学家可能是较多的吧，国际国外一块算上）。吴敬琏的"纯粹"并不多见。当时有的名声很大的经济学家，在见面时和电话里爱谈与别人的关系、爱谈自己和自己观点与中央某位领导的关系。当时还不是北大经济学院院长的刘伟，跟我讲了的一句话，对学者关心学问不够的情形概括得很准确："生怕上面不信任他"。吴敬琏并不在乎上面信任与否，他只在乎和忠诚于自己的信念。他身上表现出的我国优秀知识分子的血性触动我很深，我除了在《经济学人》的创刊号上的一版上刊登了他论市场经济的一篇文章，在其他版刊登了他《论竞争性市场体制》那本书的广告外，我还要了许多书，让我在大学里当老师的弟弟帮助推销。这也直接导致了《经济学人》周刊的死亡。那年春节刚过，一到报社上班，一脸惊恐的报社领导将一份北京的明传电报交给了我，电报上谴责两条，而第一条就是"用市场经济反对计划经济"。我曾在《五常之谤》一篇文章里说吴敬琏品性高洁为中国经济学家第一人，这是我的心里话。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我的感觉是很准的。人们都说吴敬琏是上一届政府的智囊，我以为从道德上讲是有道理的，他和上一届的政府都痛恨贪污。或许，在如何治理国家上也有意见一致的地方，比如吴敬琏一直批评"行政性分权"，那届的政府首脑偏好宏观调控，以为吴和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但听知情人讲，吴经常犯颜直谏被首脑骂得狗血喷头，比如在那次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上。但吴似乎依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顽强劝谏。有一年，国家统计局在友谊宾馆开一次刺激经济给地方铺项目的研讨会，我应邀到会。我说，既然国库买单就应该多修乡村公路便于农民产品变现增加收入和需求，而不是修建那些铁路和高速公路，千里不运草，单个农户的产品利润连交过路费的钱都不够。参加会议的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支持我的看法。会后我与刘聊，他说到这次来政府首脑接见。后来有人又告诉我，刘与高层会见是吴敬琏撮合的，吴感觉某些问题劝谏困难，请国外权威来讲道理。当时，我遽然深感吴敬琏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政府首脑是很尊重知识的。1994年我去美国采访了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政府首脑后来将采访内容列入了199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刘遵义的名声很大，据说他准确预言了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么，吴敬琏请刘来讲讲对中国经济的意见看法，政府首脑想必会耐心琢磨和权衡。"文死谏武死战"是我国传统的政治道德。但死谏、精忠报国，并不就是死，"死"更多当耐心、当方法讲。我想，一些"生怕上面不信任你"经济学家，是不会，也不敢，象吴敬琏那样虽然已身居庙堂之高，却依然宠辱皆忘，不畏"自取其辱"的。胆敢抱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信念，是需要有几乎与身俱来的价值观才可以支撑得起的。所以，凡是有关吴敬琏权钱的言论我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我猜，吴敬琏这副风骨，与他出生媒体世家，与1968年至1972年在河南他跟顾准那段同甘共苦亦师亦友的患难生活相关。我少年时经常在母亲和姨妈的督促下，背诵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等古文，对心怀天下洁身自好的人向来敬仰（我想，若没有这种价值取向支配下的成本收益观，我也不会十年一注地办不赚钱的报纸）。然而，吴敬琏这位德高望重老人却多少让我敬而远之。除了《经济学人》创刊向吴敬琏约过那次稿外，后来办《经济学消息报》十多年了，我没有向他约过一次稿。虽然与吴敬琏还有一些相逢和电话，也去他被书本搞得凌乱的家里看过，但时间都不长。我喜欢交道的倒是那些似乎并不那么圣洁的青年经济学家。与吴隔膜，倒不是因为他是长辈。事实上，前些年在北京，就常去看杜润生老人，常常谈得开怀大笑，而杜老年岁远比吴敬琏要大。如今想来，大概是：尽管我也欣赏吴敬琏干净人生、心忧天下的肝胆，但对他的一些观念和观点并不以为然。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披露后，北京不少经济学家很激动，聚会鼓吹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会后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会上这些的言论在哪里发表。讨论时，有人说就在我主持的报纸上。吴敬琏表示犹疑，借用样板戏《沙家浜》里的一段台词说："不知道高小勇姓蒋还是姓汪"。吴的话，是后来一位跟吴很亲密的一位知名经济学家转告我的，还关心问我在什么时候得罪了吴。我是做媒体的，对言论自由很敏感，因此对吴的话很反感，我以为他对报纸上刊登与他观点不同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有意见。当时，报纸上也刊登宋涛、吴易风、卫兴华、有林等人的文章。时任《求是》杂志总编有林也被人叫作"有计划"，吴敬琏被称作"吴市场"。观点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认为，言论自由不是指尊重与自己同样意见的自由，重要的是尊重与自己不同的意见的自由。对于报纸这种社会公器来说，就是要注意把不同意别人观点和发表别人观点小心区别开。坦率讲，我并不同意左大培的文章，但当年也发了他那篇《鼓吹通货膨胀与利益驱动》的文章。为这篇文章，我与北大一位著名经济学家通电话，他很生气，说他们决定不给经济学消息报写稿了。我只好说"随便"，把电话扔了。进入媒体，我记得最清楚的告诫就是"我反对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因此，吴敬琏关于姓蒋姓汪的说法也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觉得，中国年轻的经济学家尽管没有了吴敬琏身上常见到的两袖清风坦荡直言的圣洁，但他们思想和做派让我感到更多的现代性。樊纲、林毅夫对报纸和我本人都给予了很多支持。但是，报纸发表批评他们的文章，我从来不与他们通气，他们从来没有因为报纸发表了批评他们的文章，问过我一句。谈起的只是报纸的质量，关心报纸的发行。杜润生老人也很宽容，我听他讲，当年是力主农村承包制的，但同时对南街村等地方保持人民公社和集体所有制又主张选择自由。
（二）
25年来，吴敬琏的确是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位经济学家。对这样一个事实，我心情有些复杂。吴敬琏从1984年批评简政放权加重地方封锁割据，到最近发表《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长文，如果说从知识的角度看，影响大多是负面的。
198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访问归来的吴敬琏，指出中国必须避免走行政性分权的道路。他也认为自己在中国经济学文献史第一次提出了"行政性分权"和"经济性分权"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分权的概念。他反对简政放权的措施，认为加重了地方封锁割据现象，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但是，正是简政放权展开了世界罕见的地方与地方之间竞争的波澜壮阔的景象，并让中国至今受益。也正是在财政包干这种约束条件下，地方官员才将自己的最大化目标放在发展改革上，放在鼓励和民营经济和外商投资上，放在降低政府的价格上，放在专心做大GDP来发送自己的政绩信号上。吴敬琏谴责ＧＤＰ崇拜，我不知道在局限下官员会崇拜什么，会选择什么行为。再说，我看不出崇拜ＧＤＰ有什么不好，中国庞大的剩余劳动不通过不断做大ＧＤＰ来消化还能通过什么神仙魔术来解决。地方官员ＧＤＰ崇拜，总比崇拜钩心斗角，崇拜宫闱秘闻，对社会有益多吧。是的，简政放权是地方封锁割据的原因。但改革和其他事情一样，没有免费午餐，总有成本代价。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你能把地方竞争的好处和统一市场的好处都要吗。实际上，只要地方竞争的收益比封锁割据的成本来得大，事情就是要得的。地方发展了，需要更大的市场半径时他们会自己去谋求"统一"，这是市场演进的内容，也是我们现在许多地方看到的景象。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但当年却是吴敬琏极力谴责的内容。吴敬琏还批评当时的简政放权使企业并未获得应有的自主权。然而，一个基本的问题他欠缺考虑：那就是一个没有剩余索取权的厂长与一个行政官员，管理同样一个企业，究竟有多大的不同？还不是半斤八两的事？再说，国有企业与行政管制应该是很相匹配的制度安排，为了防止租金耗散。这一点，想想现在那些有自主权的国有基金公司是如何行为的，就不难明白其中道理。事实上，吴敬琏后来爱讲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不正是有了自主权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吗？时近年末，吴敬琏又发表长文，《谨防片面追求重型化的倾向》。读后，一种强烈的感觉遽然升腾：他尽管有"吴市场"的美誉，但至少在这篇长文里表现出他并不知道什么是"价格"。吴敬琏是最早指出这轮经济过热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代表人物。他们把原因归咎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篇长文只是进一步把批评具体化，认为是国家经济过热是地方政府片面追求重化工产业所致。其实，中国经济过热是世界经济的局限大变后的一个结果。美国的"911"之后，恐怖主义无疑使美国变贵了。价格高了自然需求会变小。美国的外商投资向来居世界各国之首，"911"后变贵的美国，让投资需求唯恐躲避不及，2002年的外商投资跌落在中国之下。这一上一下，说明"安全"成了价格的重要变量。中国安全，要到中国去便宜的生产；由于投资减少而减少了收入的美国人发生购买替代，要买便宜，而中国是生产便宜产品的大国。这种情况只要看看中国2002年、2003年的中国的外贸数据，看看这两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就十分清楚。外需购买的是我们有比较优势的制造产品，而制造业并不是无烟产业，它要用电用煤用油用原材料；而外商直接投资也要用电用煤用原材料。我国的经济过热，到底是外需增加所致，还是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引起的呢，抑或是对经济信息更充分更敏感的地方政府感觉的到外资汹涌而起的呢？我以为事情并不难判断。如果过热是因外资而起，吴敬琏怂恿中央政府把板子打在地方政府的屁股上究竟是对是错呢？我们的宏观调控会不会是扬汤止沸，而需要重新考虑如何釜底抽薪呢？这是一个外贸已达GDP一半以上的大国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吴敬琏文章中尤其批评了浙江的一些政府追求重化工产业导致了当地的资源出现严重短缺。但是，正如他文章里所说，浙江电力弹性系数大多时候是1：17，应能满足需求。可为什么严重缺电呢？原因究竟是吴敬琏批评的片面追求重型化呢，还有另有更重要的原因？浙江有制造业优势，向来外资也不多。但在"911"后，浙江成了外需满足的主要市场，增加了许多外商投资。而这些都是增加资源需求的新的更重要因素。我以为，吴敬琏对地方政府的专注，更多是想当然的褒贬，是很难发现真实世界里"价格"与行为选择之间因果关系的，也与经济学、与科学相距甚远；如果有影响，那更是一种不幸。吴敬琏也是一位不多见的酷爱学习的老人。记得有一次，我在电话告诉他，林毅夫在文章里引用了国外一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连声追问我作者是谁，出处何在。我在美国采访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回来，他赞扬评论说，是一次"站在巨人肩上的行动"。然而，我不清楚吴敬琏究竟是站在哪个高度上。科学，凡称的上科学的东西，都是从一个简单的角度看世界。比如，经济学就是从价格的角度看人的世界，分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像牛顿的物理学，从力的角度看物理世界、分析物与物之间关系一样。这种东西简单而又湛深，它既能使已有的事实首尾一贯，又能在推论事实时左右逢源。我弄不清吴敬琏的那张知识坐标图是什么样，在他的框架里能自圆其说地容纳下多少的事实？我个人的看法是，吴敬琏等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文明进步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他们心忧天下不满现状，由于他们大都离庙堂近，说话写文章有逻辑，他们的不满对社会和国家的影响，就比普通平民的不满来得有力量。吴敬琏的位置，他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成就了他在中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杰出。但不满，甚至有力量的不满，并不一定有质量，并不一定就是知识，就是科学。历史的长途上，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迤逦一路，屈原、杜甫、范仲淹、苏轼、康有为等，数不胜数，但他们留下的更多是人格力量和漂亮文章，却没有传承下多少知识。有知识的有科学精神的不满才有理性才更有建设性。我个人一直遗憾，吴敬琏最有影响，但并不是我国最有科学精神、最有知识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圣人一样，更多传承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品格风骨，肝胆道德，而不是知识，和科学。冬天是收藏的季节。这是我在结束此文时突然想到的。然而，收藏却有收藏的惆怅。历史收藏了许多不朽。东西方留下的不朽，是大不一样的。西边留下的大多是科学和知识。笛卡儿、牛顿等等，让人记得的是科学和知识，他们道德如何后人并不大清楚。事实上他们并不高洁，甚至品性有些猥琐，但他们的知识至今让人类受益。我们的不朽呢？2004年12月5日 于北京天香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