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体西用说是晚清一代知识精英们解决中学与西学之间关系问题的一个主要思路。一般来讲，这种学习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面对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中国不堪一击这一事实，一些社会精英开始意识到中国要想强于西方，必须首先走向西方学习这条路。他们的观点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强调主要在器用层次上学习西方，即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制造船炮、开办近代工矿企业，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二是强调在学习西方制“洋器”的同时，要维护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政治、经济制度及道德规范，认为这是中国立国之根本。第三个特征是强调学习西方的目的是为了战胜西方，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战败，但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儒家思想及其伦理道德优越于西方，而西方的制造技术比中国先进。因而中国的发展应中西结合，以中学为根本，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此即后世所称的“中体西用论”。
这首先表现为洋务派开始创办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普遍地采用了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虽然当时的机械化程度还很低，但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毕竟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从这个意义上看，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是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起点，并且由于在它们内部较普遍地采用了雇佣劳动，而使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更加明显。所以，洋务运动中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已经开始起步。
随着６０年代“求强”运动的开展和洋务派西学知识的增加，“中体西用”思想逐渐发展，他们开始明白西方富强的原因是由于实行了“重商富民”的政策并建立了相应的经济法度；这时他们“中体西用”论式中“西用”的内容已不再仅限于洋器洋技之长，还包括西方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机制。他们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强大，是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中国要想强大，也必须走“寓强于富”和“先富后强”的道路。这样，洋务派从７０年代开始，在经营军事工业的同时，又陆续创办了一批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同时还形成了一个兴办民间企业的热潮。
七八十年代创办的民用企业和民间企业同６０年代的军事工业比较，企业形式已不再是单纯的官办，而有官督商办、官商合办和商办，机器在企业中更广泛地应用，机械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开始成形。事实上，这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机器大工业为主干的近代工业经济为模式，来改造中国宗法社会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机制和社会构成，它标志着在封建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开始在局部内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总起来看，在整个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在“ 中体西用 ”思想指导下，经过３０年的时间，创建了８００多家工矿企业，把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引到了中国，实现了从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转变。洋务运动在引进先进生产力的同时，还不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这一切都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没有“中体西用”就没有这一切。所以，“中体西用”思想促成了洋务运动的开展，而洋务运动的开展又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产生，这才有了中国对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正式回应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第二阶段：19世纪70年代后，早期改良派先是主张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后是主张振兴商务，在此基础上，他们开始认识到救国要从政治入手。通过对西方的了解，他们很羡慕西方的议会制度，对此大力宣传和介绍，希望清政府在政治上能有所改革，在中国建立君民共主的政体。但是，无论早期改良派思想家，还是洋务派人士，在介绍、宣传西方政治制度时，都是在“ 中体西用 ”的论式内进行的。他们只能把本属“西体”的内容作为“西用”来引进，扩大“西用”的范畴，对“中体”的内容加以抽象和缩小。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中体西用”的论式也没有被突破，不仅康有为借“托古改制”的旗号来宣传变法，就是光绪皇帝，在其颁布变法的上谕中也是把“中体西用”作为变法的宗旨，不然的话，戊戌变法也许持续不了１０３天而早就被慈禧太后所镇压。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惨败于长期以中国为师、靠学习西方强大起来的小国日本。战败使中国上下空前震惊，一时间学习西方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围绕着如何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的哪些内容等问题又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出现了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分野。
甲午战后洋务派仍然坚持“中体西用”的观点论，虽然其“西用”内容有所丰富，但仍顽固坚守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实行民主政治，从而成为这一阶段的保守派。甲午战后洋务派的领袖张之洞在其著名的《劝学篇》中提出，“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原则是“旧（中）学为体，新（西）学为用”；而西学除西方科学技术外，还包括西方教育、财政、法律及工商制度，但反对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在甲午战后提出了“全变论”。为此，康有为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为变法提供了合乎正统儒学的理论依据。维新派明确指出中国之落后不仅在于技术，更主要在于制度，因而中国必须全面学习西方。不仅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且要引入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及其意识形态。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随后中国被迫与西方11个列强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严重的民族危机终于再次惊醒了一大批“中体西用”论者，改革腐朽的政治体制迅即成为各派的共识。为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权，清王朝不得不采纳了刚刚被其镇压了的维新派的大部分主张，改革封建政治体制，实行“宪政”。1906年，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随后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等类似议会的机构；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预备立宪。同时在经济上打破“重农抑商”的传统，实行“振兴商务”政策，自开商埠，鼓励发展对外贸易、允许兴办中外合资企业等，加速中国的对外开放。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的对外开放开始更加重视在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但是由于强大的保守势力的阻挠，使这种改革的尝试很快夭折。屡次抵御外强战争的失败成为促使社会各派对改革认同度提高的关键因素，在外部力量的猛烈冲击下，中国才开始打破传统政体，引入西方以议会民主制为主的政治制度来变革祖制。尽管这种政治改革是初步的，且限于形式，但毕竟开始触动了封建传统中最为坚固的政治堡垒，传统政体—“中体”的一部分被打破，将中国现代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
在１９世纪后期的中国，“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转变人们思维方式的作用。应当承认，这一思想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但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它对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在思想、经济和政治方面所起到的积极影响。中国是一个背着沉重的包袱走进现代化的国家，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的道路上几经挫折，整个进程充满了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在开放中如何处理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关系，即中体和西体的相对地位。纵观百余年来的论争，可以发现其中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折衷思维定势，其基本思想都可归结为“学习西方必须兼顾中国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