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个8月底，为了一个相约已久的私人约会，1993年复旦大学辩论队队员、老师们将重聚复旦大学校园，以纪念20年前在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中折桂的经历。 “我们平时也有聚，但总没办法聚齐，因为我们的一些队友，包括老师，有些人到了国外，或者其他不同的城市，各自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所以一直很难聚齐。”当年的辩论队成员蒋昌建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20年前的8月20日，蒋所在的复旦大学辩论队代表中国出征新加坡，并最终荣获冠军。一战成名的辩论队成员姜丰、蒋昌建成为大众偶像，一直是聚光灯下的焦点。 20年来，“国辩”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成长。回首往昔，在一些曾经的参赛者、评委看来，国际大专辩论会（现已更名为国际群英辩论会）正走向一道窄门，其突出症结是辩题局限缺乏时代气息、辩论赛过于注重名次而缺乏多样辩风。在赛事海选如流、各种选秀不断的2013年，“国辩”这个品牌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 时势造辩雄 复旦大学是在1993年3月接到国家教委的电传的。是年8月，首届国际华语大专辩论会在新加坡举行，受邀国家和地区有中国大陆、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台湾、香港地区、马来西亚等10个。 由于复旦大学代表队在1988年的第二届亚洲大专辩论会上取得佳绩，国家教委决定由复旦大学组队参赛。随后，复旦大学决策中枢快速反应：由校党委副书记秦绍德挂帅，国际政治系系主任王沪宁教授任顾问、哲学系教授俞吾金任领队兼教练。 1993年3月26日，30多位专家指导团成员首次在文科大楼1004室聚会。3月28日，两幅引人注目的海报同时在校门口橱窗和中央食堂前的宣传栏出现。 这一消息在复旦校园激起热情，上百名优秀学生参与了当时的校园选拔比赛，时任专家指导团的复旦大学教授朱维铮曾对参与选拔的学生大泼冷水，“美国、加拿大的一些大学，华裔学生占40%，精华所在，我看今天演讲的学生没有几个能与之媲美。” 经过一个多月的四轮选拔，复旦大学最终从百名选手中确定了六人参赛名单：姜丰、严嘉、季翔、蒋昌建、何小兰和张谦，其中何小兰和张谦是替补队员。 在集训期间，上述队员几乎都阅读了近百本书，其中包括儒家的四书五经、西方经济学的各家代表著作、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著、中西文化史、思想史的著作乃至各类人物传记。包括朱维铮、朱立元、吴晓明、陆士清、 张汝伦、葛剑雄等在内的30多位教授给辩论队员们讲授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宗教、音乐、美术等各类课程。“我们这是举校体制。”蒋昌建这样总结。 当年8月20日，复旦代表队在王沪宁、俞吾金的带领下赴新加坡参赛，哈佛大学学者杜维明和武侠作家金庸坐镇评委席。中央电视台也以主办者的身份介入，时任中央电视台青少部编导的潘跃，在前往新加坡学习观摩比赛的同时，见证了由蒋昌建等人组成的复旦大学辩论队的辉煌。 “1993年节目的火爆是因为所有需要的前提条件都具备了。一方面，青年大学生隐藏的辩论基因有所躁动，社会转型面临很多变化和问题需要反思和讨论，辩论迎合了人们的需求。”现任央视青少部制片人的潘跃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潘参与了迄今为止的全部十届“国辩”。 央视选择在1993年10月1日晚上的黄金时间播出决赛，然后在“十一假期”播出之前的比赛录像。彼时的央视仅有一套和二套，电视节目品种相对贫乏，“当时没有超级女声，也没有中国好声音，可以说，那个时候任何一种新形态的节目，都可能很有收视率，辩论赛是当时的PK比赛，群众基础足够大，这是特定的历史原因。”潘跃说。 “如果把这四个人放到2003年或者现在，未必会有这样的反应。社会在变化，大学生的偶像标准也在变化，很多历史机缘促成了那次的火爆，这是时势造英雄。”潘跃进一步解释。 潘所说的时势造英雄其实也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正是社会思潮活跃、文化热兴起之时，传统与现代的冲突，新旧思想的辨疑，对未来的期待和困惑都可融入辩题去明晰。 1993年的辩论赛在日后被如实写进了《狮城舌战》一书中。该书可谓盛极一时，很多学子从中感受到复旦代表队那种光荣与梦想的氛围。 蒋昌建坦言，那时参赛有很强的爱国情绪在。“我自始至终以‘我代表复旦大学、代表前进中的中国’来为自己鼓劲。我要让新加坡人民和评委们看到，在中国，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有这样一位学生，在这位学生身上感受到华语的优美和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在当时的获奖感言中，蒋昌建曾如是说。 因为这场辩论赛，蒋昌建和姜丰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蒋昌建在当时的我看来是王小波的迷你活体，他常常在教工食堂吃饭，女生们路过，皆窃窃私语，目之以秋波。姜丰是中文系的研究生，给读本科的我们做过个讲座，漂亮得跟演员一般。”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作家巫昂这么回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辩论赛在当时成了各高校最活跃的社团活动。也正是在那样的背景下，一本叫《演讲与口才》的杂志畅销全国，甚至在蒋昌建签名售书时，还曾发生过拥挤事件。 这股辩论劲风甚至还刮出高校象牙塔。譬如，“请问对方辩友，是饺子好吃还是窝头好吃？”被表演艺术家赵丽蓉编排进春晚的小品中，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一大流行语。 从辉煌走向平淡 1993年的狮城之战催生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集团的一个协议：国际大专辩论会从1993年开始准备搞10年，轮流坐庄，两年一届，一届在中国，一届在新加坡。 1995年的辩论赛移师北京，出现了有史以来最辉煌的评委阵容，包括杜维明、王元化、余秋雨、江平、孙康宜等知名学者。但巅峰过后，是一段毁誉参半的历史。 复旦大学辩论队在狮城获胜的同时，也开创了一种辩风，辩论界的业内人士给它定义为花辩。花辩主要展示知识的丰富性，辩风花哨，使用华丽的词汇、大段的排比。 这种辩风，流于技巧和套路化，过分注重词藻华丽、辩论像诗朗诵等现象越来越严重，辩论越来越偏离正面交锋、逻辑严密等基本要义。“对方辩友不要本末倒置”、“对方辩友不要偷换概念”、“请对方辩友正面回答我方问题”……在一段时间内，这些辩词被广泛模仿。 “1993年那届辩论赛，其实有演讲比赛的痕迹，针锋相对的成分比较少，就跟于丹这样，突然很抒情地来一段。”1999年西安交大辩论队的辩手、学者郭宇宽说。 “1993 年复旦大学的辩风带来很强的感染力，后来很多辩手都模仿，从手势到发言，有很多雷同之处。这样的辩论赛一多，时间一长，人们就审美疲劳了。”潘跃说。 在1995年出版的《唇枪舌剑》一书中，潘跃开始反思，他指出大专辩论赛规则上的种种弊端，比如节奏慢、每个辩手发言的时间过长等。 这种朗诵式的辩论和堆砌辞藻的辩词在1997年成了硬伤。是年，代表中国出征新加坡的首都师范大学队，依然是字正腔圆、大段大段的立论和总结陈词。在决赛中，不敌临场应变、四面出击的马来亚大学，该队从此开始连续三届进入决赛。 胡渐彪代表马来亚大学参加了1999年和2001年两届国际大专辩论会，之后又担任过马来亚大学辩论队教练。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和中国相比，马来西亚辩手的弱点在语言。不过，马来西亚有着几项优势，马来西亚中学高考压力不大，学生有更多时间投入辩论等课外活动，其辩手的辩论经验一般比中国学生多。马来西亚辩论队的另一个特色是：学长回校协助带队的情况相较普遍。 1999年，辩论赛开始将华裔和非华裔选手分开比赛，每队设立了自由人，侧重短兵相接，单打独斗，呼唤优秀辩手，也正是在该届比赛中，冠军西安交通大学队创造了日后被业内称为“雄辩”的风格。 “花辩重知识点的考量，对辩论队员有很高的知识要求，雄辩重逻辑点的推进，对辩论队员有很高的理论要求，使辩论有理论反思的景象。这种风格的变化，是辩论走向深刻、辩风呈现多样的趋势。”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余潇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余曾担任多届大专辩论会评委。 至今，胡渐彪仍清晰记得自己参与的1999年马来亚大学对垒西安交大的决赛场面。“西安交大的强大攻势、捉点的凌厉精准，路一鸣总结陈词的气度、郭宇宽带动的猛烈攻势，给我队的压力至今印象深刻。” 某种意义而言，公众对辩论赛的兴趣在此后已不复当年。其间，尽管有2001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最佳辩手余磊等灵光一闪的表现，但他们的影响力远难和1993年的姜丰们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日趋丰富的校园文化，逐日分流了辩论会的观众，国际大专辩论会虽仍是各高校学生辩论社团关注的赛事，但已难重现一度轰动大陆高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昔日辉煌。 另一方面，曾获得冠军的高校此后不再参与该项比赛。过去参加国际大专辩论会的都是由国家教委指派，北大曾在1986年拿过亚洲大专辩论赛冠军，之后宣布不再参加。复旦大学在1993年拿到冠军也不再参加，1995年南京大学拿冠军后，也不再参加。“主要是怕输，想赢但是又不能保证赢，于是就不参加。”潘跃说。 2003年，“国辩”历经10年，央视与新传媒续约，继续举办“国辩”。最终中山大学1分险胜台湾世新大学，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黄执中获得最佳辩手。2005年，“国辩”在新加坡举行，最终电子科技大学击败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冠军，黄执中则蝉联了最佳辩手。 尽管关注度下降，但客观而言，这十年里，“国辩”队伍的技术仍然在提高。胡渐彪最佩服的正是黄执中，“他的价值论述的功力，可说非比寻常，也因为此一独特能力，他开启了‘受身’的辩论攻防技术，这是传统辩论套路中罕见的打法。” 2007年“国际大专辩论会”更名为“国际大学群英辩论会”，大陆第一次将网辩引入了国内选拔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代表大陆院校参赛，最终击败澳门大学获得冠军。 “随着历史的变迁，辩论赛没有以前那么热了，要想再恢复到上个世纪90年代那样是不太可能的了，因为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见证了辩论赛从辉煌走向平淡的过程，潘跃这么总结。 进入新世纪后，日益多元化的娱乐时代，对做一个好的电视节目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主办方，中央电视台有着不小的苦衷，约请评委、改进规则、征求意见、拿出辩题、邀请学校，本身是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 事实上，国际大专辩论会的内容和形式近年来在不断创新，为了避免出现模式化的东西，主办方一直在寻求改变赛制，比赛规则曾在2005年由它的创办者新加坡人改变，每场比赛不再是一、二、三辩连续立论。 对高校而言，由于决赛在央视场场播出，在全国范围影响巨大，至少与招生关系密切。因此，能进决赛，没有一所学校会不重视。经过层层淘汰进入北京的那些决赛队伍，一般总有一位校领导带领，由一至二位知名教授担任指导和顾问，可谓倾尽全力。为了出成绩，学校已经把辩论当成简单的体育比赛，认为掌握技巧、勤加训练就可以获胜。 在余潇枫看来，辩论赛的衰弱的原因之一，是教育体制的守旧。“其实现代大学的窗口是体育、文艺之外，还应该加上辩论，这是真正提升人的智慧、强化人的社会化的活动。但现在很多高校还在进行各种智力较低的演讲比赛，主要原因是演讲比赛不容易跑调。况且学校的课桌椅都是固定式的，连教学辩论也难以实施。” 更多人则诟病，国际大专辩论会的议题离实际生活和公共话题越来越远。“辩论赛魅力不如过去，与议题的设置有重要关系。”蒋昌建认为，辩题应该更贴近实际生活和公共话题，比如：房产税该不该收；限号是否缓解城市压力最有效的方法；食品安全的症结在哪里。 “辩论的生命力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现在每年面对这么多转型问题，议题其实非常多，需要有规则的角度去讨论透彻，但现在这方面的议题非常少。”郭宇宽说。 事实上，辩论赛最后的议题确定要经过有关部门的层层把关，议题就更多地呈现出程式化与板式化。“议题的设置一定程度上要走群众路线，尊重群众是青年人的选择，因为电视主要是放给群众看的，也是青年人直接参与社会思考的一种方式。”余潇枫说。
辩题已经是这项赛事里最让组委会头痛的事之一。2007年的辩论话题有所改观，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在当年提出以事实性话题取代思辨性辩题。当年的辩题包括：“公共场所应该全面禁烟不是部分禁烟”、“金庸小说应不应该进中学课本”、“是否赞成送老人进养老院”、“赞不赞成为了漂亮而去美容”以及“是否赞成网络实名制”等。 在胡渐彪看来，很多人会期待当代知识青年对时局的见地，也有很多人会希望通过两极对立的视角，来审视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辩题和社会议题离得越远，其社会性就会越弱。 “国际大专辩论会，社会性重要不重要？这是不是主办单位的办赛目标？从现实来看，这毕竟是一场电视辩论。电视台的目标观众是谁？有没有收视率的考量？如果央视和新传媒锁定的观众群是期待获得娱乐的观众群，那就难免会把辩论议题变得轻松，甚至会把辩论赛制变得更综艺化。但是，如果我们把大专辩论赛的观众群锁定为知识分子、关注宏观社会议题的群众，那么，辩题的娱乐化、赛制的综艺化，只会把国辩和观众的距离拉得越来越远。我认为，全球各国名校之所以会积极派队参与，他们期待的‘国辩’，应该是后者。”胡渐彪说。 在郭宇宽看来，辩论不只是练口才，更重要的是锻炼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辩论必须思想自由活跃，我觉得辩论应该回归常态，走向民间，走向自发，现在很多大学自己组织的辩论赛，其实做得不错，在这里出现公共意见领袖的土壤可能性较大。辩论天然是说理的活动，这种说理不是为自己说理，而是为公共事务辩论，这是一种精英运动，像美国有一个电视台，每天都在辩论，夜间播出，收视率也不错，就一台摄像机，两个人在辩，但中国目前搞这个，存在着瓶颈问题。”郭宇宽说。 “近些年来种种要求与规定，给辩论赛议题设立了太多的禁区，辩的人没有激情，听的人没有兴趣，许多赛事成为‘为辩论而辩论’的比赛。”余潇枫说。 目前，浙江大学的求是杯辩论赛仍每年举行，许多高校也以这样或那样方式在坚持开展辩论赛活动，但辩论赛总体走向了衰弱。 “辩论是一种智慧磨练，它不会消亡，但会以不同的形式在人们的学习与生活中表现出来。在新的时代背景里，辩论赛将会更加多样且更加开放，特别网络辩论值得提倡。网络辩论会成为未来辩论的主流方式，也会成为网络民主化的生要方式。中国的大众传媒如果重视网络辩论这一处女地，将会非常地出彩。”余潇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