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发展下的历史新拐点:人本经济学



        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和资源,一切自然资源都需要人去开采与利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同时人也是最危险、最具破坏力的高级动物,冲突与战争、掠夺与贪恋、狡诈与欺骗等也是人对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的表现,这种对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一方面来自人性的丑陋,另一方面是组织制度与环境的结合物,例如群族的制度常常引发冲突或战争,为了领土的争夺或者食物的分配双方就大开杀戒,血流成河的局面演绎了人的悲剧;环境也是这种社会的强的负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的隐性杀手,恶劣的生存环境会迫使人寻找新的出路来挤兑他人的生存空间或者挑战社会的常规秩序。人本经济学是通过以人的终极关怀为己任,抑制人性的丑陋,发扬人性的真、善、美来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关心,减少制度性的摩擦,改善人的生存环境,以最大的努力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有效地配置资源,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和谐、有序、健康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始终是遵循螺旋状的上升趋势,前进与退步的交替出现时刻表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随着人的发展而加深与理解的。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进程来看,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权威式的主导型改革,姓“资”与姓“社”的大讨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国有企业的改制、财富分配的再造等都是在一个个人权威或者组织权威的主导下完成的,这种权威式主导下的改革的确给中国初始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收益,中国人民迅速地分享了这些改革成果,但在越来越向市场化逼近的利益分配格局下的挑战下,权威式主导下的改革的利益分配出现了一个历史拐点,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开始被这种结构下的改革边缘化了并且承担了社会不公转嫁的成本,使得他们的收益现金流大幅度下滑,社会分化在冲击着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历史拐点的出现,为了迎接这个历史性的挑战,“胡温新政”开始着手解决这个事关中华民族如何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重大历史使命,渐渐淡化权威式主导型改革转向公民参与型改革是适应社会发展潮流的的历史性契机,转变以经济至上的发展模式,导入“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构建更加开放、政治文明、公平、和谐、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社会平台。社会的发展趋势告诉了我们,中国正在从GDP经济学向人本经济学转轨,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公报里面很清晰地向全世界传递了这个制度创新的发展信息,以前的发展模式让中国的最高层领导越来越关注它的局限性,社会矛盾的突出在原有的发展模式下无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公平性在整个社会运转的过程中提到了很高的地位。机会均等、司法公正、公共福利等在GDP经济学中似乎无关宏旨,它的最大使命好象就是让一个地区或者城市外表美丽起来,一座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广场上喷泉、雕塑、鲜花等交相辉映,商店嶙次栉比地对望着,不一而足,但它内部的美丽被忽略了,内部的美丽确切地应该表述为人文环境的优美。而人本经济学的内涵就是要构建优美的人文环境来发展经济,与以GDP经济学为导向的发展观是不可同日而语。中国在面临以人本经济学为背景的的改革导向下,依然存在着很多亟需解决的社会难题,就单单房地产行业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已经让中央政府头痛不已了,医疗改革的不成功、教育制度的僵化、金融体制的滞后等等这些关系国计民生和祖国繁荣富强的行业改革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我们需要扒开这些表面现象的迷雾来看清楚事情的本质进行对症下药,而且下药的剂量要猛、要及时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不利局面。

 中国新发展下的历史新拐点:人本经济学

      人本经济学需要在一个有限政府的框架下才能发挥它的功能,公民的合法权利需要在强有力的法律保护下才能创造一个优美的人文环境,有了这种优美的人文环境才能和社会形成互动式的经济发展新格局。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应该是人本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私有财产,引导公民参与社会管理,让自然资源合理地流入平常百姓所需要的地方,削弱政府的公权力,壮大私权力,在私权力与公权力发生冲突时,而私权力又不会损害祖国的声誉和他人的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保护合法的私权力,限制危害私权力的公权力的侵入,在私权力大于公权力的基础上扩大民意的范围,实现从正义的伸张难以诉求向可以获得的正义、转让的正义、矫正的正义的机制转型。如果政府的权力过大,责任就难以明确,并且很容易使得公权力向私权力领域侵入,公民的财富安全和人身自由以及政治权利会遭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公正性就会受到合法性的质疑,同样也影响了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进一步推进。与此同时,人本经济学另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要实现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转型,摆脱公民对政府的依附性,公民不再是政府的一个附属物,公民是具有独立人格属性的人力财富,至少要保证公民和政府是平等的地位,甚至有时是公民的地位大于政府的地位,政府应该是全体公民委托保护财富、伸张正义、平等自由等这些契约内容的不折不扣的执行者。在目前的现实状况下,以往的GDP经济学的发展模式在地方政府的官员大脑里根深蒂固了,这种意识形态的束缚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的难度,前不久有学者说,中国改革需要一场新的思想大讨论和迎接新的思想来塑造我们新的发展方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及时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中央政府在面对地方政府的现实处境中,需要强有力的沟通和把握好权力让渡的尺度来好好引导地方政府从GDP经济学的思维中向人本经济学的改革新方向中转变。从改革开放26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来看,中国的发展格局必须经历从政府推动经济发展到政府与公民互动推进社会发展再到公民主导型的全面发展的规律演进。在历史拐点出现的前期都是政府作为一股强势力量在推进所有的改革,为中国向政府与公民互动推进社会发展转型积累了宝贵的财富和丰富的经验,由于没有公民的参与缺乏很好的纠偏和修正机制,因此政府犯的错误和决策失误非常之多,为后面的发展带来了很多问题。在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期,中央政府正在有意识地让公民参与到地方管理和社会决策中来,有利于形成一个自发的矫正器来对政府的决策程序和管理制度的不良之处进行真正的纠偏和修正。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正是沿着这样的发展道路下向全世界展示自己“和平崛起”的决心和信心。

       人本经济学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同时还承担了一个社会重任,那就是以人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而不是以经济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却未必带来人的发展,只有人真正地发展了,经济的发展也就迎刃而解,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以前我们的改革是在经济发展了,其它的方面自然而然地会发展起来的思想误区下指导社会的发展,然而经济正在快速地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其它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反而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试错式的制度安排,才让我们明白需要对以前的改革方向重新定位,以扭转改革出现的不良势头。我们非常庆幸地看到,我们的高层领导正在身体力行地推行“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来应对历史的发展潮流和现实需要。在不久的未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次发展的契机将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发展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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