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北研所最差的部门 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医改系列评论之七

  猪年伊始,先回应读者两个问题。一位问,你的医改评论还要写多少?答,没有计划,把有意思的内容写完了就停笔。另一位问,你究竟主张怎样解决问题?我的回应,“主张”远不如现象的梳理和解释来得重要。现状和问题搞不清楚,张口就来、“普渡众生”的解决方案,真的那么有意思吗?

  言归正传,继续探察我国医疗服务的状况和问题。我们已经发现,流行的“看病贵、看病难”呼声,不经意之间掩盖了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尚存的“公费医疗”范围内,一些人“看病太便宜”,以至过多占用了本来就不足够的医疗资源。给定政府主导医疗服务的框架,剩下无缘享受“公费医疗”的庞大人群,只好面对看病贵和看病难。

  这显然不单是医疗体制造成的,也不可能单靠医改就得到解决的问题。深究下去,如当下舆论所云,“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是,全面改革又谈何容易!经验提示,说得很全面的改革大计,做起来常常寸步难行。总不能恳请疾病缠身的人家,耐心等到“全面改革成功”以后再免除疾病的痛苦吧?

 华为北研所最差的部门 医疗服务是开放最差的部门
  于是,除了“根本解决”之外,还有一个在给定的现实条件下,能不能“改善”或“缓解”一下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在国家财政给钱不多、“公费医疗”又占用资源不少的情况下,广大非公费医疗覆盖的人群能不能得到更多一点的医疗服务,能不能减轻一点“看病贵看病难”的实际负担?

  参考其他领域的经验,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想起来似乎不太困难,政府没钱还不能给政策?——大手开放医疗服务,动员更多的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就是了。不敢说这一招包治百病,但增加了医疗服务的供给,至少总可以缓解“看病贵看病难”吧?

  可是横看竖看,我国医疗服务的实际开放程度低得惊人。数据引过了,反正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在这个被定名为“市场化过度”的领域,80%的医院仍然是政府医院,96%的床位按非盈利医疗机构注册。过去几年卫生部长的报告,多少还提到“动员社会资源参与医疗服务”,可是最近的“全民医保”庞然大计,似乎再也没了此项内容。究竟发生了什么?是医疗服务的大门洞开,就是无人愿意问津吗?

情形不是这样的。举一个例,北大所在的中关村地区,早在2000年就传出要开长庚医院的消息。那可不是政府的手笔,因为投资和管理的主体皆不是政府,而是台塑公司旗下的一个非营利财团法人。90年代中我第一次访问台湾,听过长庚医院的故事。讲起来,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务,无非是商场上功成名就的“经营之神”台塑董事长王永庆,为纪念他父亲王长庚先生,投资并管理了一个非公立医疗机构。可是,长庚医院的确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益”效果:作为一家创立于1976年的非盈利民营医疗机构,长庚医院在台湾的7个院区、8300张病床,每年提供的医疗服务占全台湾总量的五分之一。问过在台的亲戚和其他朋友,对长庚医院的服务品质无不称赞有加,无疑是一间拥有良好声誉的医疗机构。

  长庚医院要开到中关村,不是很好吗?这里素有“中国的硅谷”之称,以高校密集、知识分子集中而知名天下。可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屡屡传来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不幸消息。没有看到仔细的分析报告,猜想应该不是因为没钱看不起病,但工作压力重,有病也排不起医院那个队、受不了看病那份折磨的,恐怕所在多有。听到台湾的长庚医院要来,办一个规模大到5000张床位的综合性医疗科研教学机构,中关村人哪个会不高兴的?

  可是六年时间过去了,听得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消息时好时坏,到最后长庚医院也没有在北京开张。读过一些报道,有说是台湾当局阻挠资本外移的结果,也有说王永庆坚持独资、与这里的外资法相抵触。究竟什么原因,扑溯迷离,外人不容易明白。不管其中多少是非曲直,反正从结果看,长庚没有入户北京。去年听说终于在厦门开了一个长庚院区,500个床位的规模,也算不上大展宏图。

  考虑到医疗服务对品牌的依赖,向经得起时间蹂躏的国际大型医疗机构开放,应该是上策。可是举目四望,长庚医院没有大步进来,其他著名医疗机构也没有进来多少。台湾的机构有障碍,台湾以外还有很多国际大医疗机构呀。如果企业办医院“不适宜”,政府间的国际医疗合作又怎么样了?仍以北京为例,中日人民友好医院怎么看也是一家上好的医院,可数来数去,好像仅此一家而已。中英人民不是也很友好吗?中加人民、中德人民、中美人民、中澳人民呢?以中国今天的国际影响和外交地位,每个省会城市有一家国际友好医院不算为过。多开上那么几家,媒体戏称“全国人民上协和”的压力总可以减轻一点的。说到协和,又引出一个敏感话题:为什么不选一些教会医院允许来华行医?协和本来就是教会医院,治过国人的病也救过国人的命,更培养了很多国手级的大夫,为中国保有一个现代医学和现代医院的宝贵传统。另外一例,当年毛主席的保健医生、也是从红军到解放军时代军队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傅连漳,参加革命前不也是福建长汀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吗?这说明,即使在国家主权不完整的年代,教会医院对中国和中国人也不全盘有害无益。今天国家有了强大的主权,选一些教会医院来网开一面,救一救国内医疗的燃眉之急,真有什么控制不了的危险吗?

  可是说破了天,本来开放潜力及其巨大的医疗服务,反倒成为开放年代里开放程度最低的一个部门。不要比制造业和商业,就是与同样问题多多的教育相比,医疗服务的开放程度也差了一大截。不同意此论的朋友,不妨随机找几个人问问:听说过微软中国、惠普中国没有?知道不知道满中国跑的小汽车,绝大多数是中外合资制造?吃没吃过麦当劳的汉堡包,认不认得肯德基的老人头?可是若问,有谁体验、接触、甚至听说过境外医疗机构或医生的服务的,国人中实在凤毛麟角!

  高端不开放,低端的也开放不够。“中医不再姓中”是我去年写过的文章,取材于中国本土的中医日渐衰弱,而欧美日本却把中医中药针灸技术,纳入了向他们国家人民提供医疗服务的合法轨道。说来不容易相信,数千年师徒相传、父子相承的传统中医,民间据说还有百万之众,可即使华佗再世,今天也难拿合法行医的执照!真的呜呼哀哉,明明有大量可动员的社会资源,偏要作茧自缚、画地为牢。“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只剩下一条路:天天听老百姓呼号“看病贵、看病难”,仿佛那是自然界里的一道风景线。

  为什么医疗服务的开放程度特别低?这个问题还颇费思量。是中关村的一位医生提醒了我,他认为长庚项目难产的原因,是主管当局多少害怕新医院来了把老医院的好医生挖走——“我们真盼着长庚来挖人呢!”不过这个“害怕竞争说”也有问题:为什么官家招待所以外,那些真正市场化的餐饮服务不断破土而出?难道当年那些个招待所就不怕竞争吗?

  查下去,答案是新餐馆无须得到招待所或招待所主管部门的审批同意。相比之下,拥有“自己”直属医院的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却同时控制着新医院的审批大权。此种制度安排下,“抑制竞争”合乎逻辑,主动开放纯属极不正常。

  经济观察报2007年3月5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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