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基于虚拟交换前置，探索资源节约型经济流程实现的基础与可能。通过信息资源对自然资源的替代，减少生产环节之前和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无谓消耗，避免大规模生产条件下盲目竞争导致的产品过剩问题，实现微观领域的产销平衡和宏观领域的总供需平衡；要达到这一点，须转变经济流程，即通过信息资源替代物质资源，使交换在生产之前发生；而经济流程的转变关键在于信任的治理和机会主义的控制。
关键词：经济流程，物质资源减量化，信息替代，信任治理，虚拟交换前置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们迷信技术万能的今天，资源耗竭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已成为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以过度竞争和过剩生产为特征的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各个学科领域的“讨伐”。作为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给人类缓解资源约束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然而，当前人们对循环经济的研究大部分关注于资源的再利用和再循环，而很少关注资源减量化问题，尤其是对资源消耗源头控制（包括资源开采和资源配置以及生产决策）的疏于研究，是当前循环经济理论的一大缺憾。由此看来，对资源减量化的研究在今天显得尤为必要，本文拟从经济流程的转变来探讨资源减量化问题。
二、文献背景
（一）主流经济学对资源减量化问题的轻视
主流经济学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组成，从资源减量化的角度来看，其理论局限可概括为以下几点：①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的观点。②产量最大化亦即资源消耗最大化。③生产者以消费需求为目标，进行生产决策。④自然资源的使用存在着严重的负外部性。⑤宏观经济学追求短期供给和短期需求，导致大量的产品过剩和产能过剩，引起资源的极大浪费。⑥长期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技术决定论以及制度决定论，均假定自然资源无限制供给。本文并无全面否定主流经济学之意，而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其部分观点做出合理的取舍，力图寻求资源减量化的理论空间。
（二）当前循环经济研究文献中对资源减量化问题的忽视
当前关于循环经济的研究理论上存在两种分歧：一种观点是认为循环经济的重点在于末端治理，即加强废弃物回收，形成物质循环。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循环经济的重点在于源头控制，视资源使用减量化为循环经济第一要义。概言之，是重再利用和再循环，还是重减量化。显然，前者是一种亡羊补牢式做法，并没有脱出传统理论的“窠臼”；后者虽然对输入端和生产过程在技术上做了控制，它也无法减少盲目生产和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当前的循环经济研究仍存在如下缺憾：①由于更容易操作，故更注重再利用和再循环的研究。②废弃物的资源化固然弥补资源的浪费，但是对废弃物的处理也存在资源再消耗。③缺乏对资源高消耗者（包括生产者、中间商和消费者）的硬约束。④没有认识到信息资源的对自然资源的替代性及其优势在循环经济中的地位。⑤关于资源减量化的研究要么侧重于工程技术性的问题，要么就某一单独学科作细节性探讨，均不足以对根本性问题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虚拟交换前置”思想的理论基础
该思想是信息经济和生态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既利用了信息化和虚拟化的经济运行方式，又顺应了生态化的伦理诉求。（1）交易成本理论。实现事前交换的关键在市场供求矛盾，供求矛盾的作用机理在于交易成本的分布（李雷鸣，陈俊芳，2004），交易成本扩大是社会高度专业化的必然结果（诺思，1994），而物质资源耗费引致的成本扩大则构成社会发展的瓶颈。通过对交易成本的消解实现物质成本的节约为“虚拟交换前置”思想提供新的理论解释：成本和收益是事物的两面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降低伴随着社会总福利改善（即消解成本的收益）（张五常，2000）。（2）合约经济理论。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合约行为（Cheung，1983），虚拟交换是一种以信息交换、有法律保护和稳定预期的供求意愿的交换为内容的合约行为。中间商的功能是通过改变合约形式传递价格信号，在经济流程转换之后，中间商的经济意义也需要发生新的变化以适应经济活动的需要。（3）虚拟经济理论。信用、产权和信息技术是支撑虚拟经济的三大支柱（曾康霖，2003），虚拟经济是市场化高度发展的交易形式，这种有产权制度保障和信息技术支持的信用交换是对生产与交换环节置换的制度创新。（4）信息经济理论信息具有资源配置、要素联结和协调的功能；还由于它具有异步性特征，可以解决意识与实事的超前以及时空差异问题（李丘，1994）。它将使人类社会的制度、组织、管理结构以及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思维方式产生一系列的变化；信息资源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使其得到更合理的配置。这种建立在高效的信息反馈和信息控制的基础上的新机制，是实现事前交换的客观基础。
三、基本假定与理论模型
（一）“虚拟交换前置”的定义
虚拟交换前置即以物质资源的最优消耗为目的，建立物质资源的最优消耗的激励约束机制，以信息资源的交换部分地替代物质资源的交换，以信息成本的增加取代物质资源的无谓消耗，引导供应商和需求商实行定单生产和以需定产；消费者先订购后消费，把在生产之后发生的交易提前进行，在宏观上实现社会经济流程再造。这样，既减少总生产中非必要物质的流动和损耗，又缩短社会总生产的时间。由于企业内部有交换在前的内在需要（稳定的市场和利润），企业外部即整个市场形成交换在前的约束条件，从而在微观领域形成资源最优消耗的运作机制。因此，原来的社会经济流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就可以改造为：虚拟交换--生产—分配—实际交割—消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交易实际上是一种合约行为，因此，虚拟交换是一种以信息交换、有法律保护和稳定预期的供求意愿的交换为内容的合约行为。从表面上看，它与一般交换并无实质性差别；但是，通过交换与生产环节的置换，整个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将被纳入运转有序、物耗优化、流转快捷的轨道。
（二）“虚拟交换前置”思想的基本假定
“虚拟交换前置”模式以实现物质资源的最优消耗为目的，在物理形态上以信息资源替代物质资源，在价值形态上以交易成本替代物质成本，通过信用基础和产权保障实现事前交换，事后生产，从而解决微观上资源的无谓消耗和宏观上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流通。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信用，信用构成虚拟交换前置的理论前提和心理基础。
1.自然资源的产权明晰和价格重估改变了微观主体的偏好，构造新的社会福利函数和企业成本函数，实现外部约束内部化。新的社会福利函数应把资源的保护和合理使用、环境的改善、生态的优化等包含进去，吸纳新的变量，形成社会经济行为的新约束。同时，现在企业的成本函数没有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有必要对成本函数中要素价格和要素组合进行强制性约束（包括市场手段和其他手段）。因此提出：
假设①：自然资源的产权明晰和价格重估形成资源长期有效的开发利用和跨期配置。
2.信息技术推进中间商的功能转型，基于Internet可以实现更高效率的信息流、资金流、商流和物流，消解巨大的交易成本（即用户寻找合适产品、厂商寻找合适消费者，以及双方沟通并达成交易的成本），开拓无限的市场空间，特别是降低企业的促销成本、与用户的接触成本、接单成本以及仓储成本，从而导致信息价格下降，交易效率提高。
假设②：信息产业的发展和中间商的功能变革导致信息资源的价格下降和价格信号传递速度加快。
3.随着自然资源价格的上升，信息资源要素的替代弹性将变大。这样，对生产者来说，信息成本的相对降低提高了事前交换成功的概率，减少了盲目生产的冲动，增加了以需定产的激励；同时，自然资源的替代弹性变小，则形成以需定产的内在约束。由此形成社会经济流程再造的微观主体。故可以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③：假设①和假设②改变了微观主体的偏好，形成新的社会福利函数（包括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和企业成本函数（或对偶性的生产函数）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算约束，进而形成资源配置的微观激励约束机制。
4.假定其他要素价格不变，设信息资源要素和物质资源要素的边际收益分别为MRi和MRm，当MRi>MRm时，企业愿意更多地使用信息资源；当MRi时，企业愿意更多地使用物质资源。信息价格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产业的发展程度，物质成本的提高则需要增加对使用自然资源的机会成本（通过提高贴现率），使企业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消费者也产生类似决策，因此发生先交换后生产，从而形成资源有效消耗的微观主体。
假设④：生产者在进行生产决策时，由于存在自然资源价格上升的成本约束和信息资源价格下降的收益激励，更多地倾向于信息资源要素对自然资源要素的替代。
5.卖方信任对买方关于当前供应商选择及未来购买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事前交换关系通过高度信任并依赖具有交易特征的关系形式。这种高度信任使交易各方能够注重关系的长期收益，这将降低交易成本。研究表明在对以前的经验及供应商关系业绩的控制后，卖方信任均不影响当前的供应商选择决策。
假设⑤：卖方良好的事前信任为买方选择事前交换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
（三）基于“虚拟交换前置”的经济流程模型
通过上述五个命题，在整个经济活动中，信息流替代物质流完成事前交换，最终在实现社会总供求的平衡时达到资源的最优消耗。图1为基于虚拟交换前置的经济流程图，即从虚拟交换经合意生产（即有订单的生产）、实际交换到下游需求，再将下游需求信息反馈到前置的虚拟交换，继续新一轮的流程；同时中间的合意生产和实际交换也是虚拟交换活动的信息源。从整个循环过程看，信息流使虚拟交换发生，进而虚拟交换使信息流替代物质流，减少盲目生产和无谓浪费。当信任不足以实现虚拟交换时，只能进行现实交割的物质流；这样就回到传统的经济流程。
转变后的经济流程效率大大提高，其经济运行绩效具体表现为：减少物质流和能量流；增加信息流和服务流；经济系统允许速度加快；整个社会福利增加。
四、进一步的讨论：虚拟交换前置中的卖方信任
信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更是微观主体开展经济交往的心理前提。由于虚拟交换前置的交易标的是合同（书面的或口头的）而非实物，这就赋予信任更高的价值。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结论，如果交易一方为交易关系进行了专用性投资，另一方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进行“敲竹杠”（holdup），挤占专用性投资的准租金（Williamson，1979；Klein, Crawford &Alchian,1978）。在购-销关系中，一般来说，卖方具有信息优势，更容易采取机会主义，剥削关系交易中的准租金。因此，转向以虚拟交换为核心的经济流程，很有必要研究卖方信任问题。这里主要从信任治理和机会主义控制两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卖方信任及其治理
信任有已觉察的交易伙伴可信性和来自信任对象的善行两个维度（Ganesan，1994；Kumar，Scheer& Steenkamp，1995）。所谓交易伙伴的客观可信性，是指对所依赖的伙伴的语言或书面表述的一种期待（Lindskold，1978）。所谓善行，就是某个伙伴对其他交易伙伴的福利和激励再次参与合作的真实兴趣的程度。买方企业在购买状态下面临某种风险时，会
转向他相信能够有效且可靠地开展业务的（可信的）、以及对客户的最大利益感兴趣（善行）的供应商或销售人员。
这里探讨事前交换过程中的信任条件、买卖互动与交易结果（见图2）。对卖方的信任是买方意欲延续交易关系的核心，也是影响购买决策的决定性因素。在购买决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A．信任：虚拟交换前置；B．信任不足：实物交割；C．机会主义：交易关系终止。
信任条件包括卖方企业特征和卖方与买方关系的特征两个方面(Patricia M Doney&Joseph P Cannon,1997)。前者由卖方企业的声誉和企业规模来反映；后者则由用户化（定制）的意愿、充满信心的信息分享、与买方关系的持久性来体现。对卖方企业信任的治理主要把握几个影响信任的控制变量。重要变量有卖方企业的绩效和与卖方的购买经历。（1）对当前供应商选择决策和未来购买意图的标准均涉及供应商绩效。供应商绩效的三个方面：交货绩效、相对价格/成本、产品/服务绩效。供应商对竞争条件和供应能力做出反应，绩效的这些维度随着不同的交易而变化，故，供应商绩效测度集中于供应商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产品。（2）与卖主的购买经历。许多商业购买需要重复购买和变更重复购买条件。而且，许多企业削弱对供应商依赖的基础并倾向于和多个供应商的业务交往。信任的结果表明：信任的作用结果是甄选出“订单合格者（order quarlifier）”而非“订单胜者（order winner）”。
因此信任治理可采取的策略有：用户化（定制）（Customization），卖方企业提供给买方更多的隐秘性信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致力与长期关系（long-run oriented）的各种政策。
（二）卖方机会主义的管理与控制机制
信任与合作伙伴终结交往关系倾向负相关。任何倾向与损害共同利益的行为都将降低双方的信任。基于信息不对称和买方的专用性投资，卖方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很高。诱发机会主义的条件有锁定和信息不对称两种。前者由于交易专用性投资而产生，它增加了对机会主义的容忍度；后者因交易关系中的客观位置决定，它提高了识别机会主义的难度。经验证明的某些机制包括双边TSIs中的保证，显性的、正式的合同，关系准则，资格程序，监督等。买方因专用性投资产生交易障碍，对此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运用合适的控制机制以抑制机会主义行为，或诱导能够促进关系持续的行为。可通过三种控制机制进行：卖方企业的TSIs，关系规范的发展以及显性合约的运用（Sandy D Jap& Shankar Ganesan，2000）。针对不同的目的可采取不同的治理策略（Kenneth H Wathne&Jan B Heide，2000）：（1）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增强激励，对机会主义进行监督；（2）为减少来自机会主义的支付和达致利益相容，设计激励的合约结构，提供一定风险贴水；（3）为减少信息不对称和顾及自我选择，通过不同类型的甄别机制和资格程序进行选择；（4）为促进目标一致和共同利益，消弭机会主义风险，采取参与、互惠的社会化策略，形成交易嵌入性利益关系。
五、结论与研究日程
转变经济流程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突破，必将压缩以市场调节为基础的微宏观经济学的理论空间，并对循环经济理论的内涵与外延提出新的要求。而且，“虚拟交换前置”思想面临着现实的及可能的问题，尤其是微观领域中经济人行为的变化，如心理预期、信任、机会主义等，制度的变迁，如产权保护，度量问题，信用体系等。这些微观因素是微观主体进行经济决策的关键变量，从而影响经济流程的转变。因此，研究着眼于资源减量化的经济流程最终还须寻求坚实的微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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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卫东，1962- ，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杨雪锋，1970- ，男，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地址：华中科技大学西5-332室，邮编：430074
电话：13545913438 E-mail:[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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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已发表于《经济学家》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