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年）是人类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他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父亲的指导下完成全部知识学习和训练，最终成长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成为他那个时代的知识典范和精神导师。穆勒的成长过程，反映了一代思想家对知识和精神进步的执著追求。一个天才的成长，也留下了那个风云际会、波澜壮阔的时代的痕迹。
（一）早期教育
约翰·穆勒是著名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詹姆斯·穆勒的六个孩子中的长子。当时的詹姆斯·穆勒还没有取得东印度公司文书的正式职业，而是一个自由撰稿人，靠给杂志写文章获得不稳定的稿酬养活一大家人。让小穆勒惊叹不已的是，靠稿酬养家本已艰难，而父亲“所持的不论是关于政治还是宗教的见解，为所有有权势的人士和普通富裕的英国人所厌恶”①，况且父亲的个性又是耿直而不趋炎附势的。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詹姆斯·穆勒一边艰苦地写作《印度史》，一边辛勤而严格地教育他的长子。老穆勒将小穆勒置于自己严格的监护和教育之下而没有让妻子染指，一方面是老穆勒接受了边沁的“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在他看来，“感情不需要关心”，感情在思想中无足轻重，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所需要的是“与感情相反的锻炼——逻辑与分析”②。另一方面的原因是老穆勒对妻子“感到厌烦”，“她未受过教育”，“缺乏主见”③。小穆勒对母亲似乎也有所怨恨， “正由于她的缺点才把他弃之于父亲的极端严格管教之下。”④这样，约翰·穆勒成为他父亲实践边沁功利主义的一个实验品，“他是其父按照边沁的教育法培养出来的。”⑤
在父亲的指导下，小穆勒3岁开始学习希腊文，先后阅读了《伊索寓言》、色诺芬的《远征记》和《回忆苏格拉底》、希罗多德的《历史》、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对话集》等。8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先后阅读了恺撒的《史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塞》、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休谟的《英国史》、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等。其间还学习了几何、代数和微积分 。12岁开始系统学习经院派逻辑学，阅读了亚里斯多德《工具论》及塔西佗、贾维纳尔、昆蒂良的全部作品。13岁开始学习政治经济学。父亲先给他讲解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要点，小穆勒做笔录，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修改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讲稿最后成为詹姆斯·穆勒通俗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政治经济学要义》的来源。随后阅读了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詹姆斯·穆勒对斯密著作的评价似乎不高，他要小穆勒阅读斯密著作的目的是“把李嘉图高明的见解与亚当·斯密肤浅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相对照，从而看出斯密论点中的谬误之处，或者他的结论中站不住脚的地方。”⑥
至此，小穆勒完成了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早期教育。这个14岁孩子的知识水平，达到了一个在正规教育环境接受了全部高等教育的人所达到的水平。“他正像他父亲所希望的那样——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他的学识就像40岁的人那样。”⑦穆勒将他的知识成就归功于父亲特殊的教育方式。“我所有的天赋并不在一般人之上而在其下，凡是我能做到的，无论哪个具有中等智力和健康体格的男孩和女孩肯定也能做到。如果说我学业上有所成就，应归功于父亲赐予我的早期教育。”⑧
（二）功利主义思想的形成
1820年5月——1821年7月，小穆勒应塞缪尔·边沁爵士（哲学家耶利米·边沁之弟）的邀请访问法国。在巴黎期间，穆勒曾在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家里居住。萨伊的高风亮节给穆勒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最优秀法兰西共和党人中的典范，是不受拿破仑笼络、不向他屈膝的人物之一，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有识之士。他过着恬静勤学的生活，因受到公众和朋友们的热烈敬爱而感到欣慰。”⑨萨伊认识许多自由主义政党的领导人，通过倾听他们的交谈，对穆勒以后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从这些人那里得来的主要收获是对欧洲大陆自由主义发生强烈而经久的兴趣，从此我对它永远象对英国政治一样随时加以注意。”⑩
从法国回来，父亲开始为小穆勒未来的职业选择作准备。为了将来成为律师，小穆勒开始学习法律。当小穆勒打开边沁的《立法论》，一个新的思想世界向他开启了窗口。“我一翻开边沁此书的开头几页，就有一股强劲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阅读这本书成为我生活中的一个新时代，也是我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转折点。”⑾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从行为的效用和有用结果来判断人的行为的道德性，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判断立法的正义性——给他提供了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坚定了他思想探索的信心。“我仿佛被带到高处，从那里能俯览浩瀚的精神领域，把视力展向远方才能看到无数智力的硕果。”⑿此前，经过长期的艰苦学习，穆勒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但是，由于缺乏系统的整理，他所继承的人类知识仍然象一盘散落的珍珠，他需要一根红线将它串成一条精美的项链。而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为他提供了这样一条红线。“当我读完《立法论》的最后一卷时，我的思想完全改变了。……象边沁在三卷《立法论》中那种方式运用的‘功利原则’，确实成为把我分散零碎的知识和信仰融合一起的基本原理，使我对事物的概念统一起来。”⒀
自此，穆勒成为边沁功利主义的信奉者、传播者和实践者。1822年冬，穆勒组织成立了功利主义学会，通过阅读、辩论和演讲，宣扬边沁的思想。1823年，父亲为小穆勒在东印度公司找到了一个从事政治通讯的秘书工作，经济上的自主为小穆勒此后独立学术的展开奠定了物质基础。次年，边沁创办了宣扬功利主义思想的《威斯敏斯特评论》，穆勒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并成为此后各期的主要撰稿人。1824年底1825年初，穆勒在工作之余编辑出版了边沁的《司法证据的基础理论》。一个有远大前途的青年学者已经崭露头角。
（三）精神危机：对功利主义的怀疑
穆勒面前呈现的是灿烂的学术前景。有着学术界权威的鼎力支持、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的人类知识、有着一个蓬勃向上的充满友爱的学术圈子，这一切将为穆勒铸就成功之路。但是，学术上的成功甚至功利主义意义上的人生的辉煌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幸福的意义在于人生目标的实现，那么，生命的意义又是什么？少年时代父亲就告戒过穆勒，生命的意义或世界的由来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我们不具备回答问题的经验和可靠的知识。”⒁但是，父亲的方式是在回避而不是解决问题。1826年秋天，这些问题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穆勒袭来。功利主义没有为他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
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自从1821年冬天我第一次读到边沁的著作起，……我对生活可以说有了真正目标，就是做一个世界的改造者。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幸福的所在。……我把这个目标看作个人永久满足的源泉，因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我一直庆幸自己确实无疑地享受着幸福生活，我把幸福放在长期和遥远的事物上，在追求这种事物上总是时时有进步，而这种事物又决不会完全得到，因而我的幸福也不会消失。……n但是到1826年秋天，那样的时刻终于来到，我犹如从梦中醒来。……我不禁自问：‘假如生活中的所有目标完全实现，假如你所想望的全部制度和思想的改变就在这个时候完全实现，你会觉得非常快乐和幸福吗？’一种不可遏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至此，我的心下沉，我生活所寄托的整个基础崩溃。我全部幸福原是对这个目标的不断追求，现在这个目标已失去吸引人的力量，追求目标的手段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生活对我似乎是一片空虚。”⒂功利主义强调行为的结果是行为评价的唯一依据，在否定动机的评价意义的同时也否定了过程即行为本身的意义。于是，生命本身的意义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这是穆勒精神危机产生的关键。其实，作为一个生命体验的过程，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在。但是，在穆勒所接受的教育中，这重意义被父亲粗暴地否定了。
对于一个以学术为志向的人来说，穆勒早年所接受的教育是成功的。但是，即使是一个学者也不可能成为一台学术机器。尤其是在以人为对象的人文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对人的关怀必然以自身的人文情怀为前提。因此，自然的情感陶冶是人的成长的一个必要的过程。而在老穆勒对小穆勒的早期教育中，在一个孩子最需要情感培养、情感训练甚至情感抚慰的时候，他否认并刻意贬低了情感的价值，代之以生硬的逻辑和分析。 “分析的习惯会磨灭人的情感；当其它心理习惯尚未养成，人的分析精神缺乏自然的补充与校正时，它确实会磨灭感情。……分析的习惯对深谋远虑和洞察力来说是有利的，但对热情和德行来说却永久是根部的蛀虫；更重要的是，分析的习惯可怕地破坏由联想引起的所有希望和所有喜悦。……我所受的教育未能建立起具有足够力量以抵抗因分析带来的瓦解感情的影响，而我在培养知识的整个过程所造成的过早发展和过早成熟的分析，已养成我思想上根深蒂固的习惯。……我的人生航程就这样在刚开始时就搁浅了，因为我驾驶的装备良好的船有舵无帆。”⒃正是情感陶冶的缺失使穆勒陷入精神危机之中，最终怀疑生命的意义。所以，“单有理性教育必然会导致感情上的空虚。恰当的教育应该既有理性认识的提高，也有感情的陶冶。”⒄
穆勒精神危机的结果是对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在边沁的功利主义看来，人的行为动机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甚至，人就是快乐和痛苦的计算器。经历了精神危机折磨的穆勒认识到，重要的不仅仅是快乐的数量而且应包括质量。“某些类型的快乐比其它类型更加理想和有价值。”如果按照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人类无法品味生活中精致的享乐，那么，“除了猪能够感受到的快乐之外就没有什么快乐能够感受到了”⒅。另外，按照边沁的认识，不同人对同一事物的快乐是相同的，或者说同一事物产生的快乐对不同的人具有相同的价值，孩子的游戏和欣赏诗歌对人同样有益。穆勒强调，同一事物给人带来的快乐与人的能力有关，“一个能力较高的人要求得到更多以使其幸福”，“做一个感到不满意的人要比做一头感到满意的猪更好；做不满意的苏格拉底要比做满意的傻瓜更好”⒆这样，经过一场精神危机，穆勒对边沁不在盲从。他将从自己的体验出发，给功利主义注入了更有人性化的内容。
（四）思想的发展（I）：穆勒与圣西门学派
对边沁功利主义的怀疑虽然没有使穆勒彻底放弃它，但是，功利主义的解释能力已经不能让穆勒满意，他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基础。圣西门学派的理论不仅为穆勒提供了整理其丰富而复杂的人类知识的有效工具，也成为指引其走出精神苦海的灯塔。少年时穆勒在游历法国期间曾经在萨伊家中见过圣西门，但没有受到其思想的实质性影响。1829到1830年间，穆勒先后读到圣西门学派的几本著作，对他们的新颖思想产生了浓厚兴趣。以后，凡是圣西门学派的著作，穆勒几乎全部读过，并同该学派的主要成员如孔德、巴扎尔、昂方坦等长期通信。圣西门学派对穆勒思想发展的影响首先表现其历史主义的方法论上。“当他们第一次向我提出人类进步自然秩序的那个与我有关的观点时，我感到大为惊讶，尤其是他们把全部历史划分为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更使我兴奋。”⒇建制时期和批判时期理论揭示的是科学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建制时期人们接受某种政治纲领或思想理念，随着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有的纲领和理念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能力，于是进入批判时期。人类的认识就这样周期性螺旋推进。孔德进一步提出，人类知识的发展经过三个联系的阶段：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实证阶段。“这一套理论与我的思想十分合拍，它使我的思想更具有科学性。”孔德的历史主义使穆勒认识到社会科学同样受规律的支配，自然科学的方法可以成为人文科学研究的典范，从而使他“比以前更清楚地理解思想变迁阶段的各种特色，不再错误地把这样一个阶段的道德和智力的特征当作人类的正常属性。”（21）
圣西门学派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及其空想社会主义纲领对穆勒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自由主义一般理论的批评，在我看来充满着重要的真理；我看清楚旧政治经济学价值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部分也是受他们著作的影响。”（22）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穆勒首先批判了将公有制与生产低效、监督无效、人口过剩及自由的丧失相联系的观点，指出在解决上述问题方面，公有制比私有制更有优越性。进一步，他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归结为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公平，并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的可能性提出怀疑。“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和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作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果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在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工作越艰苦和越讨厌报酬就越低；而最劳累、消耗体力最多的劳动甚至无法肯定能挣到足以糊口的收入；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作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小困难在天平上都将轻如鸿毛。”（23） “我们可以确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政治经济学家所主要关心的还将是，基于私有制和个人竞赛原则的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条件问题；在人类进步目前阶段所具有的主要目标不是取消私有制，而是加以改良，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得到好处。”（24）
（五）思想的发展（II）：穆勒与哈丽特·泰勒
n 穆勒精神危机的直接原因一方面是其理论支点的动摇，另一方面是由于其早期教育中情感陶冶的缺失而导致的感情空虚，这两方面作用的结果导致其对生命意义的怀疑。前一个方面，穆勒从圣西门学派那里得到了支持；而后一方面的支持则来自哈丽特·泰勒（哈迪）的友谊。穆勒家族与泰勒家族是世交。处于精神危机中的穆勒认识哈迪时，她已经是泰勒夫人。那是1830年，泰勒25岁，哈迪23岁。“就在我达到心智发展的这一时期，我得到一位女士的友谊，它是我一生的荣誉和主要幸福，也是我为人类进步所奋斗或希望今后实现的大部分事业的力量源泉。”（25）在穆勒灰暗的生命中，出现了一缕亮丽的色彩。“从外表上看，她美丽而机智，具有一种使所有接近者都觉得自然高贵的气度。在内心上，她是个感情深沉而坚强的妇女，有洞察力和直觉的智力，又有一种好冥思的诗人的气质。”（26）穆勒的自传对哈迪充满了无限的敬意和赞美。穆勒在与哈迪的思想交流中体味者生命的价值，丰富着人生的意义。泰勒先生去世后，1851年，穆勒与哈迪结婚。1857年哈迪去世于法国阿维尼翁并葬于此。此后穆勒长期生活在阿维尼翁直到去世。
哈迪给予穆勒的，决不仅仅是情感的慰籍。在穆勒看来，哈迪不仅是他思想上的同行者，甚至是他思想的启迪者。认识哈迪后，“我的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比以前有进步，懂得更多事物，过去懂的东西，现在理解得更透彻”（27）。认识哈迪前，穆勒的理论偏重于思辩而对现实的关照不足，正视在哈迪的影响下，穆勒此后的著作具有了明显的现实性。“人们认为我的著作比大多数同样善于大量概括的思想家的著作有较多的实用性，因而我常常受到称赞，其实我应得的称赞只有一部分。那些被称赞的有实用性的著作不是我一个人思考的产物，而是两人合作的结果，其中一个人对当前事物的判断和认识是非常切于实际的，对预测遥远未来是高瞻远瞩和大胆无畏的。”（28）穆勒有的著作，如《论自由》，实际上从观点形成、谋篇布局到文字润色，都是他和哈迪直接合作的产物。只是没有署上哈迪的名字。甚至， “可以说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她的贡献和我一样多，……除了她的思想对我产生一般性影响外，这些共同著作中最有价值的思想和特色——最有效果和为作品带来重大成功和声誉的——出于她的首创，发自她的心灵。”（29）
（六）成就和评价
自1824年为边沁的《威斯敏斯特评论》撰写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后，穆勒就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1936年，穆勒担任急进派刊物《伦敦和威斯敏斯特评论》主编并成为主要撰稿人；穆勒1843年的《逻辑学体系》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是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1848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总结了19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一个新的折中主义理论体系，被奉为经济理论的圣经，政治经济学必读的教科书，一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问世其垄断地位才被取代；1859年的《论自由》一书迄今还是关于人类权利的经典著作； 1863年的《功利主义》是功利主义学派最好的代表作之一。穆勒的其他重要著作还有：《论政治经济学中几个未解决的问题》（1844年）、《论述和讨论》四卷（1859——1875年）、《代议政治论》（1861年）、《汉密尔顿哲学探讨》（1865年）、《孔德与实证哲学》（1865年）、《在圣安德鲁大学的就职演说》（1867年）、《英格兰和爱尔兰》（1868年）、《论妇女的从属地位》（1869年）、《自传》等等。
对穆勒对人类思想文化的卓越贡献，思想家们给于了崇高的评价。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年）在经济学、哲学及政治学方面均极负盛名。……在广泛的领域里享有盛誉……并且是位大师级的人物……他对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潮流都能产生影响。”（30）
“自从穆勒去世后过去的五十年中，还没有出现一位学者，对同代人的思想的影响有象他那样深远。……对于变革，除了达尔文外，他比任何其他思想家发挥了更大的影响。……没有人能怀疑，穆勒提高了与他同时一代人的精神境界，这是同代人中没有其他人能做到的。……很少有人对他们自己的要求比他更严格，没有人在追求正义中比他更热情。”（31）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在学术界享有的持久地位，稳如磐石，能做到这一点的科学著作为数甚少。固然，亚当·斯密更具有启发性，马尔萨斯更富于独创性，李嘉图更有条理性，可事实依然是，穆勒知道如何总结这三个人的发现，知道如何把这些发现首尾一致地联结在一起，使普通人对其有所了解。他的伟大不在于为后人发现了真理，而在于充分表达出了当时人们所信赖的那些真理。……不管整个经济理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穆勒的著作都将永远具有不朽的重要意义。”（32）
①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1
②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69
③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P501
④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P501
⑤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P506
⑥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5
⑦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P501
⑧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26
⑨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3
⑩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3
⑾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5
⑿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6
⒀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5
⒁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33
⒂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82--83
⒃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84--86
⒄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P501
⒅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20—321
⒆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20—321
⒇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99
（21）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00
（22）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01
（2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235
（24）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上），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243
（25）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11
（26）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11--112
（27）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35
（28）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41
（29）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141—142
（30）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318
（31） 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哈罗德·J·斯拉基《序》，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P4—5，
（3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亚瑟·T·哈德利《特别导言》，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P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