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不对》的封面很像一个标语牌，书名更像。李公明开玩笑说，如果几十个人同时在街上举起他的新书，就是一次行为艺术。由南方日报出版社今年７月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李公明过往在公共领域所发的部分评论。李公明在自序中写道，“其出发点是一个公民最基本的职责，就是对所有的不对说‘不对’”。 欠缺的现代史教育 时代周报：《不对》一书中所选文章基本是你2000年后写的作品，但为什么中间会有两篇1980年代所写的文章？ 李公明：上世纪80年代的深圳是思想开放非常前沿的地方。当时《深圳青年报》、《特区报》讨论的话题，思想的敏感度、前沿度仍然没有媒体可以超越。现在我们回顾80年代，绝对不是很肤浅地只是说当时很有激情、理想，而是应该认识和讨论那个时候社会从上到下对一些价值观念有比较多的共识。知识分子开放的心态就更不用说了。 具体到这两篇文章，一是《公鸡的使命》，80年代在深圳发表时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文章谈到改革应该什么时候发声，改革的道德形象应该是什么样的。第二篇文章是写77、78级同学的境况，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封信真的写得有点意思。我们的同学，现在有的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也有很多已经退出舞台，有很多混得并不好，但毕竟这帮人的形象、使命已经基本定格了。我觉得，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怎么着也不能够平庸到变成我们鄙视过的那些人。 时代周报：有写时评的朋友说过，回头看自己十几年前写的东西，发现竟然没有过时。你有没有类似感受？ 李公明：非常感同身受。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非常连贯的，从许多关键的角度来讲都没有改变。但这几年有了一些改变，特别是近几年民国范的风潮起来之后。民国范的话题也必然涉及当年有人留在大陆，有人到了台湾，当年民国的这批人，他们后来的命运怎么样了？ 教育缺少基本思维训练 时代周报：你在书的自序中交代了“不对”这个题目的含义。但是现在针对各种问题，爱发声的基本上是公知。 李公明：对，我很奇怪，随着网络发展，大家都发表意见，网民这么多。但是有一个问题，网民究竟能否代表现在的国民？网民再多，毕竟只是一小部分。另外，老百姓日常在家里，说起很多事情都知道不对，但永远都只有很少数人会站出来说话。
时代周报：就一些公共问题而言，现在社会上也缺乏理性辩论的环境，爱标签化。 李公明：我对此也有反省。有时候的确会有简单的划分，但我并不是简单地贴标签，而是把事情分成两种来看。 第一，我经常讲要有大是大非的观念，这是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但当时是在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大是大非，挪用到后来，慢慢我才明白，就是一个人价值观念的底线，就是你对道德、对社会价值的评判，对历史认识的底线问题，我把这个称之为大是大非问题，即你必须要有明确的立场。第二，单纯以观点取舍来对对方进行打击，当然是不对的，我们要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这样的交流把问题的分级呈现出来，这个情况下我绝对不会贴标签。 时代周报：这似乎跟教育有点关系。我们在理性辩论方面的教育似乎很缺乏？ 李公明：对，一直以来我们的教育缺少基本的思维训练。其实早在清末，罗伯特议事规则就已经引入中国了，去年我买了很厚一本资政院的会议讨论原始记录（《资政院议场会议速记录》），当时的中国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就是按照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的。当然客观上，当时发言的中国人里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留学日本的，政治学出身，很精英。 时代周报： 《不对》一书中，有一整个章节谈的都是你对教育的忧思。 李公明：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高校改革课这棵树，结出的都是扭曲的果实。现在大学的政治课有谁去听？即便去听恐怕也是睡觉、发短信的多。而且政治课老师很多都是行政人员兼任，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学知识，只是照本宣科。我的的确确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进行公民教育。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到美国的公民课本，从小学生开始读。其实我在给大学生上课的时候，每届一上课我就跟他们讲这个：你首先要认识你自己，要意识到你是社会公民，是社会的一分子，要对家里好，要对社会好。 时代周报：近年中国教育不断地被批评，教育、招生模式，最近又有师德、性侵这些问题。 李公明：所有的问题，还是跟社会最根本的底色紧密联系在一起。当人们批判中国大学教育的时候，能说的也就是批评行政文化，也就说到这为止了。其实有一张纸没有捅破，那就是对教育模式的反思。请问世界上最强的大学，有哪个是中国这种教育模式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师、教育方式、教材等都有问题。现在的大学教师，他们对科研经费、权利的追逐已经相当普遍了。 阅读须有立场 时代周报：《不对》里面谈了非常多你个人的阅读心得，你原本给这本书起的名字也是“十年磨刀，读书的困惑”。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你说阅读要有立场和态度，同时不应该有禁区。两者矛盾吗？ 李公明：1979年的《读书》杂志创刊的时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叫《读书无禁区》，从“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苏醒过来之后，突然说读书无禁区，影响非常大。 读书无禁区就意味着多元的思考，吸取各种学科、观点、学派的养分，有多元、宽容的心态。但是这跟读书形成自己的立场一点都不矛盾，因为只要我们了解一种事实，就会从一个事实追溯到另一个事实，我坚信只要一个人没有私心，他的逻辑思维是正常的，都应该大致上走向相同的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终将会读书有立场、读书关心天下事。其实，我觉得自己身上还有一些古代士人的想法，即身在书斋里，还是要有一点天下情怀，而且我喜欢读武侠小说，武侠里面的快意恩仇这种境界非常好，有美感。 时代周报：前段时间还有调查说，现在的大学生阅读量下降得很厉害。 李公明：从中学之后的应试教育、竞争，不会培养学生阅读的习惯，最根本来讲，他的内心没有阅读带来的神奇的、美的享受。 1973、1974年，当时号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名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翻译了一些著作。我当时在广州的书店里买到了康德、海涅的著作，同时还有一些内部发行的文学作品比如当时的苏修文学、艾特玛托夫等等。 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下，只要有这样几本书进入我的世界，就觉得非常棒了。其实我怎么看得懂康德的天体、宇宙进化的书？我的家里到现在还放着这本书，绿色封皮的，常拿出来看看—1973年我高中一年级—在书上画的线和写的批语非常幼稚，但非常纯真，现在看来仍然有点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