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3年的中国文坛很热闹。一些久未露面的作家如苏童、余华均推出新作。今年刚满60岁的马原也在此列。 继去年出版小说《牛鬼蛇神》后，马原一鼓作气，今年7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纠缠》，8月由花城出版社推出“阅读大师”系列，收录了他在大学任教期间关于文学、电影的讲稿。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马原是领军人物。他和格非、余华、苏童、洪峰一起，被称为“先锋文学五虎将”，但在90年代初，马原停止了小说创作。“我是全力以赴在做这件事，但是就是完不成。”马原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自己中断小说创作的原因，“我没跟它（小说）分手，是它弃我而去。” 2008年，身在上海的马原被查出肺部生有6厘米大的肿瘤，医生告诉他要有心理准备，依据经验“十有八九是坏消息”。一次肺穿刺检查后，马原毅然决定停止检查与治疗。“我信命。”他说。此后，马原一家由上海搬至海口，希望新的水土能改变糟糕的身体状况。 病痛让马原直面生死，从而开始思索更多的人生问题。2011年，他开始创作《牛鬼蛇神》。对马原而言，写作也要讲“气场”，他对自己安在海口的家赞不绝口。“我接连这几部小说都是在那里创作的。”马原在海口的房子拥有270度海景，碧海连天。 如今，马原又已举家搬至西双版纳南糯山，他不时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昆虫图片，他的身体已大为好转， 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如今的创作状态很好。“小说是流淌出来的。说实在话，现在的图书市场有点跟不上我创作的状态。”马原对自己的现状表示满意，“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发几本小说，否则市场上就有冲撞。”这么说，是因为与《纠缠》同时推进并于半年内完成的是《中国病》，但尚未出版。
作为曾经的先锋派，马原曾表示写小说应当“远离当下社会”，但《纠缠》与《中国病》却一改马原风格，关注起当下的社会问题。 《纠缠》讲述了一个中产偏富裕家庭的遗产纠纷，而《中国病》更包含了“城管打死小贩”这样的社会热点。这难免让人联想起余华的新作《第七天》。和余华认为《第七天》是“距离现实最近的一次写作”一样，马原也说新作“最接地气”。 尽管小说接连出版，但马原坚持自己多年前“小说已死”的言论，此次南国书香节期间，他又公开作了回应—小说已死，指的是作为公共艺术的小说死了。“21世纪不可能再出现小说的黄金年代了，小说家的年代彻底过去了。” 搞笑时代 时代周报： 《纠缠》里面涉及到了很多当下社会问题，余华今年出的《第七天》也面对当下中国。你们两个竟然同时有这种转变。 马原：我不认为这是转变，只不过我碰巧遇到了这么一个题材，这个题材可能比较适合用线性的方法论面对，所以就有了《纠缠》这个故事。包括《中国病》，也是一个接地气的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当代问题。但我个人关心的并不是问题本身，而是为什么当代会有这么多问题。我关注的还是人心，我觉得现在人心坏了，不知道为什么。过去哪儿有桥塌的？而今天中国最常见的就是桥塌了。 桥塌背后是人心坏了。所以我说我不是真的关心社会问题，我关心的还是人心本身。 我不知道余华的情形，但是我关心的是为什么人心突然就坏了，就是这三四十年的事情。我认为人心坏了主要就是基于一连串的口号，比如“时间就是金钱”、“出名要趁早”、“不想当老板的员工不是好员工”之类的。这些口头禅真是可怕透顶。你打开电脑看到的都是潘石屹在说、马云在说、任志强在说，冯仑在说。 时代周报：以成功论英雄？ 马原：不是以成功论英雄，是以钱多钱少来论话语权，这是开国际玩笑，成功等于钱，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误区。 我们过去还是有一整套价值体系的，价值链是完整的，中间没有断裂，但是今天新的价值体系、价值的标尺、整个价值链，是断裂的。 时代周报：但你曾经说过不愿意介入到当下这个时代，你当时认为距离拉开了，反而可能看得更清晰。 马原：实际上我关心的是原有价值的崩塌，还有新的价值。所以我说今天还有文学、艺术吗？今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搞不搞笑。 搞笑是什么意思？搞笑就是解构，我们过去做的是建构，今天所有文学和艺术做的事情是解构。就像我最近在方所现场说的，我说王朔特别了不起，他是我们这个族群中第一个解构大师。在十几、二十年前，王朔已经开始大面积解构，之后周星弛的电影又进一步解构，而且深得人心，《大话西游》变成了一个时代的经典。之后宁财神他们全是把过去的价值打碎、拆开，解构大行其道。 解构背后的依据就是常在明星嘴里说的那句话，开心就好！连我四岁的幼子张嘴就说，“真搞笑啊！” 这个时代的主流就是搞笑。如果今天你还要莎士比亚、奥尼尔，还要悲剧、沉重、分量、庄严，这是开国际玩笑，谁一本正经说话，谁就是在搞笑。 下一个写作方向是童话 时代周报： 《纠缠》写的是遗产纠纷，这三十年来中国人对财产的意识提高了？ 马原：从1949年开始，中国是无财产时代，没有财产概念的，不止我们无财产，高官也无财产，他们住的是政府公房。这个情形在三十年前开始悄然变化，中国慢慢跨入了有财产时代，但国人是没有准备的。我这个年龄，三十年前跟大家一样一文不名，三十年间我都变得有房子、有车、有点积蓄。 我当年花了30来万买了一套房，这个房子在我手里五六年，卖的时候变成了110多万。我的这个经历是很多中国老百姓的缩影。 有财产之后，就出了非常多的问题，因为在有财产的同时，中国也从人治社会开始向法治社会转变。许多法律实际上是服从于财产分配、财产再分配和遗产继承的，一旦认真面对财产社会，人类就面临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时代周报：你会持续进行像《纠缠》、《中国病》这类关注当下的创作吗？ 马原：我准备出版的《中国病》，也许是我形而下的封笔之作，我原计划是想写三部，还有一本叫《搞笑》，但也许只写两部，要看《纠缠》和《中国病》卖得好不好。我说卖得好不好，是看认同的人群是否跟我的心理预期一样，如果一致我就写《搞笑》，如果不一致，我就不写。 所以你刚才说转型继续关注现实，这是不可能的，我下一个主要的方向是童话。我的幼子需要童话，他妈妈给他讲安徒生、拉格洛夫，但我希望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有他老爸为他写的系列童话。至于其他写作就是随机的了。 时代周报：你以前说“研究越深入，离小说家越远”，但是这三本《阅读大师》系列，都是研究理论和技巧的。它们对你的创作有没有帮助？ 马原：我2000年开始在同济大学讲课，到2006年左右结束，2011年我重新写小说，这中间隔了五六年，也就是说我需要清肠胃，把我做研究、做解析过程中积累的余毒排出去，否则无法回到小说。对小说家来说，理性逻辑、解析辨析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积攒毒素。对我自己的小说创作，这些研究不但没有帮助，反而有非常多的坏处。 90年代初，我的小说写作停顿下来的时候，我很无奈。我不写小说还能干什么？只剩下说一说小说，因为我最熟悉的就是小说。但是说了几年之后，还是意识到不行，因为我发现最爱的还是写小说这件事。所以我用了六年之久清肠胃，肠胃空了以后，果然气就慢慢聚集了，丹田气重新生出来，给了我非常好的写作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