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制度是重要的”这一结论，目前已经被认为是制度分析最大的成就。尽管，仅从社会变革中的制度变迁对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一现实，人们就可以得出制度对经济效率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但关于“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个苏格拉底式的或带有逻格斯诉求的问题。因此，分析和研究“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以命题，仍然是也只能是制度分析或制度研究者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社会生活中，所有人际交往都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当且仅当人们的行为受到规则和制度的约束时，个人行为和决策才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而言，人们也需要制度来秩序化经济生活，经济交易和行为不可能在真空中发生作用。制度和规则，包括群体习俗与惯例的存在，对于形成稳定预期和维系社会的经济行为秩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共同体成员满足其经济目标的程度上，制度的类型和品质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差异。
如果试图揭示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一命题，我们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来寻找证据？因为，制度演化分析认为，制度和制度理论都不是一种先验的、观念的、和或多或少不完备的复制品。它反对那种将制度视为出自上帝之手，出自社会正义或者出自完全理性的产物。它将通过把先验的社会正义以及完全理性从制度的特定领域中排除出去，而明确区别先验的制度和经验的制度。制度演化分析也不认为制度是超人的权威体现，却坚持认为制度不过是以人类经验为基础的一种特定的社会技术（social technique）。纯粹制度理论拒绝成为一种关于制度的形而上学和机械主义的逻辑学，它是从关于制度的假设中，从对实际制度思想的逻辑分析所确立的基本规范中来寻求制度的基础，即制度的效率理由。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理性最大”的假设认为，每一种经济行为的根源都在于利益驱动和效率诉求，而否定主体意识中客观存在的情感、兴趣、偏好和个体的价值多样性。在完全信息和完全理性的假设下，它对经济现象中源自于有限理性和非对称信息所导致的不确定性采取了回避。由此产生的一个使主流经济学无法回避的矛盾是：科学的基本原则即真理的一元性，与经济主体价值多样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矛盾，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在揭示“制度为什么重要”这一问题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制度分析则从人的多样性和主体相关性这一现实出发，试图解释在资源稀缺和存在利益冲突的条件下，社会秩序是如何成为可能的？以及制度对个人行为的影响。通过知识和信息的传播扩散，制度分析试图揭示个人行为在社会中的形成依据，并解释社会秩序形成和演化的内在逻辑。
人际交往的一个前提是存在某种“共同的知识或信息”。如果缺失了这种知识和信息，社会中的任何交往和交易行为都不可能发生。例如，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取的财产应当受到保护，而他人无权通过非正当手段侵占。如果没有一种制度性的规则对抢劫和欺诈等机会主义行为和非道德行为进行约束，个人经济行为就不具有稳定的和可预见的决策依据，从而导致交易无法发生。其实，我们所提到的“正当”和“道德”本身就是一种共识性的知识和信息，而这两者都是社会信任赖以存在的前提。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各类交易行为，都依赖于某种信任、共识和惯例。信任以某种价值观作为支撑秩序的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
日常生活中，我们与熟悉的人进行交往的前提是信任，但我们都无法避免与陌生的个人或组织进行交易。例如，我们将钱存入一家不熟悉的银行；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生病后到当地医院看病，并允许一位不认识的医生为你实施手术；被歹徒抢劫后，你会报警寻求帮助；你会委托船运公司将货物发给地球另一端的客户等等。所有这些行为之所以发生，简单来说是因为：这些人都具备某种社会规范所认可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但同时他们都受制于社会法律制度和行业规范的约束——对欺诈和暴力以及机会主义行为施加的惩罚性约束。相反，如果一个社会缺失了这些带有针对机会主义和不可预见行为进行约束和惩罚的制度，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同样，一个社会中，如果社会规则得不到普遍的遵守——例如战争和内乱时期社会濒临崩溃的情形——那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正常的交易和交际行为就无法展开，整个社会也必然陷于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中。由此可见，对于一个特定的共同体而言，防止无序混乱的制度型构就成为保障人们的生活、价值追求、安全感和构筑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从一种失败了的制度体系混乱中转向一种新的秩序状态的过程，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协调经济和社会博弈行为的规则和制度的建立。安格斯·麦迪逊（1995）通过对长期经济史（1820年－1995年）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Fraser Institute）。[1]这一发现引起了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的思考”。
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理论家在解释经济增长问题时，吸收了约瑟夫·熊比特和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研究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以及“竞争作为发现有用知识过程”的重要性。此外，诺斯等人通过对长期经济史的考察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非纯粹是个技术和分工的进步以及资本积累的结果，而是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市场交易制度的逐步演化。他证明，在一个毫无信任的地方，企业家不可能早就持续的经济增长，他们必须完全依赖经济自由、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要依赖相互信任并利于形成稳定预期的有力的制度框架。
制度分析对“李约瑟之谜”的一个解释是：在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中，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简言之，缺乏一定的制度。换言之，在亚洲，制度发展的不足导致技术进步成果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无法发挥作用，技术进步无法有效转化为生产力。诺斯则对此给出了一个更为鲜明的结论经济学00 Institute从因果关系上来说明人类的实际行为的：“对经济增长的历史研究就是对制度创新的研究。这种制度创新能减少交换活动的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日益复杂的交易活动。（North, in James and Thomas, 1994, P258）” 奥尔森（1996）也认为，如果不涉及制度就不可能解释经济增长率上的持续 差异。约翰·鲍威尔森也揭示了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只有借助于某种特定的制度规则，协调才能得以实施，经济效率和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新奥地利学派则通过强调知识扩散和传播的经济效用，发现在调配资本、劳动力、技术和原材料，以及由此创造出不断增长的产出方面，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必需的；而对于企业家精神来说，制度则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此外，哈利勒（参见Voigt, 1993, p23）指出，从长期来看，在人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如果制度能实现财富创造，人们就较可能形成对这种经验的体验，而如果他们经历了增长和改善，他们就会高度评价增进信任和稳定预期的制度。柯武刚和史曼飞指出：“在解释经济增长的制度方面，很多研究导致了对苏格兰社会哲学家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早期思想家的先见的再发现。即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Hume,1965）。”[2]
近来，演化性复杂系统理论再次证明，对于亚当·斯密所说的“管理有方的社会”而言，制度对协调复杂的动态经济生活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通过将数学和物理学关于“一个变量的细微变化都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巨大效应，并随后引起整个系统的重大冲击”这一混沌理论方法和累积因果原理引入社会系统分析中发现，同样的方法可以解释在极其复杂、不断变化的网络中演变的经济生活以及商务活动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演化逻辑。复杂系统理论主张，人类在经济中的相互交往要极大的依赖于人们可信赖的、相当规律性的行为模式，如果共同体内部特定行为模式受到外部干扰（如政府政策），就会出现预料不到的后果，可能导致产出预期发生变化。相反，协调活动要求具备关于人际关系和交往协调的较为一般的、抽象的和具有主体适应性的规则，即制度是非常必要的。
总体而言，制度对于人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其经济上和其他方面的目标具有重大的影响，人们通常对能改善和增进其选择自由和经济福祉的制度存在明显的偏好。然而，制度史的分析表明，制度品性和制度演化的方向并不总是有助于主体的以上愿望和目标。相反，某些特定类型的制度可能对个人和组织的物质福利、行为自由、财产保障以及其他的价值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导致其恶化。因此，制度分析所承担的任务就是，在告知人们制度的重要性之后，进一步探索制度对于行为选择和经济发展的涵义和影响。它试图通过对制度起源及其演化逻辑的探索和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揭示制度重要的根本原因。
[1] 参见：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 第13－15页。
[2] 参：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