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读完周其仁教授《可惜了，科龙》一文，不禁有点唏嘘叹息，周教授说了真心话和过去的问题！可是现在又有多少人知道科龙及格林科尔的前身是1984年几个师傅敲出冰箱，之后成为耀眼的明星（乡镇）企业容声呢？
继1996年发行H股并在香港挂牌上市后，1999年科龙又成功在深圳发行A股，同年更被“世界经济论坛组织”推举为1999年全球新兴市场100家最佳企业之一；2001年被《财富》杂志评选为中国上市公司百强企业。十项冰箱核心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其中有五项更高居世界领先地位。国际营销网络已覆盖全球七十五个国家及地区，出口业务收入增长连续两年翻番。2003以来，外销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谁会想到科龙有今日的地步。
1998年广东省的360名优秀乡镇企业家中，科龙的潘宁与美的的何亨健、格兰仕的梁庆德排在佛山市的前三名，本人也有幸获选，但我没有去参加颁奖仪式，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没有政府之力哪怕自己有更大的能力我们什么也不是！个人的能力需要依靠政府和官员的“照顾”才能发挥出来，这样的企业家是合格的吗？这样的企业会有长久竞争力吗？
1999年，62岁的潘宁因为“到了退休年龄”而下课。次年，科龙从上年盈利6亿变成报亏8亿；再次年，报亏12亿，面临巨大的困境。——这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2001年底顾雏军入主科龙后，科龙电器迅速走出衰退境况，销售收入稳定回升，成本急剧下降，在格林柯尔接手后短短半年内便实现扭亏为盈，2002年当年实现净利润超过1亿元，并痛快地摘掉了ST帽子。
然而这家在香港H股和内地A股市场同时上市的企业，先后有着国际两大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审计机构，受到内地和香港有关上市条例和监管机构的监管，却多次出现业绩延期公布，短期内出现巨亏或盈利现象。2005年一季度公司账面上还显示有24亿元现金，却到了因为欠账太多而没办法开工的地步，最终顾雏军被捕。——这历史也不容假设！
顾雏军因此倒掉了，科龙是否会倒掉了呢？周其仁教授说：“无论当年的主政者现在怎么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欲哭无泪，让我道一句，可惜了，科龙”。
然而，有人并不觉得可惜，顾雏军的倒掉和科龙结局成为他们的一个工具，来反对产权改革，将矛头又一次指向“主流经济学家”，并急切宣布他们“挺郎派”的胜利了。
其实， 郎咸平教授并没有反对产权改革，而且在7月11日华南理工大学的讲坛上说，现在的某些企业家缺乏“信托责任”或说是“良心”，但是在市场经济情况下，依靠法制化建设肯定比依靠企业家的“良心”来得更可靠。这道出了问题的主要原因。
科龙在内地和香港均有监管机构的监管，有国际性大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审计，但其历年以来的年报或巨亏或盈利，都要经过过山车一般的调节。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这其实是监督制度的缺失！如果对一个上市公司监督到位，怎能出现现在如此荒唐的问题。这是改制后并没有为企业建立起真正的良性、健全的运作机制，以为改制民营后就可以安枕无忧，使资本高手们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有所谓的董事会、监事会、市场监管，也是形同虚设出现健力宝问题和科龙问题。更何况内地以往出现众多上市公司做假的案例，给股东（股民）们造成极大的损失，监管问题到现在仍未有根本的改观，因此，只能说明对国内上市公司的监督存在严重问题，实质上是还没有一个相适应的体制！
对于顾雏军在利用上市公司圈钱并挪用资金大行收购，当然不能算是真企业家所为，但当今中国套取股民最大最多资金的是谁？——国有上市企业！
周其仁教授文章提到，科龙1993年在香港上市，潘宁时不时要到香港出差。谈到香港内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潘宁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因此想到中国的改革还有千山万水要走，从此访问企业就多了一道必问的题目：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是的，“应酬官场”的问题以前存在，现在一样存在！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均需要应酬。顾雏军不用应酬官场吗？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不需要应酬官场吗？“你非应酬不可”！这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吗？
我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政府官员要应酬企业家、要应酬民众，我们国家才有真正的企业家、才有真正的公民社会！否则从容声到科龙到格林科尔、从顾雏军到问雏军和左雏军右雏军还会继续倒下去。
科龙可惜了吗？确实是可惜了，但从现有体制来看是注定了它的归宿！这才是最可惜的。
现在，众人再一次指责“主流经济学家”们，说他们是“庸医”。但我们是否明白：医生开出药方，病人没有完全按方吃药，而且需要动手术时，却不能（不让）动刀子！
对此，“主流经济学家”应勇敢地站出来说话，承担错失，但决不能认为让别人抓住一条头发就是被人抓住自己的辫子。
一条头发并不代表一条辫子，而且辫子也不是牵着牛鼻子的绳。
历史不容假设！
孔善广
2005年8月11日
周其仁：可惜了，科龙
2005年8月8日最近读科龙的报道，被一个问题折磨： 要是还由创业老总潘宁那一代人领导，科龙至于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吗？知道历史不容假设，可忍不住就要那样想。因为对潘宁和当年的科龙有过直接的接触，有几句不吐不快的话，要写下来。
第一次见潘宁，是1998年在成都。当时科龙到西南大展拳脚，收购一家军工厂的车间改建冰箱生产线。听潘宁的讲话，沉稳里透出豪情。当时中国出现通缩，经济景气“冷”得厉害，科龙偏偏在那个时刻大举投资，不能不触发我的好奇心。当面问潘宁，他只回答了一句——到热的时候就晚了。从此我对科龙就上了心。几个月后，河北省请潘宁给当地企业家讲话。得到消息，我凌晨起身从北京赶到石家庄听他的报告。还是那个风格，沉稳里透出豪情，阐释经营企业的核心理念——不熟不做。潘宁讲得仔细，河北企业家听得入神，我这个研究经济的更觉得“执到了宝”。午后，潘要赶北京的航班到香港，碰巧科龙的车子没有办妥进京证。我看时来运到，毛遂自荐说自己1986年就拿到驾照，不妨让我捎他走。没想到，潘总还真就上了我这个教书先生的车。
回程路上下雨，我要集中对付路况，但还是有几句交谈。科龙1993年在香港上市，所以潘宁时不时要到香港出差。谈到香港内地企业经营环境的差别，潘宁在车上有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他说，在香港不需要结识官员，百分之百的时间可以用于市场和业务；回来呢，你非应酬不可！ 我想，从细部观察，中国的改革还有千山万水要走+ 从此我访问企业就多了一道必问的题目：多少时间用于市场，多少时间应酬官场？
有了给潘宁当过一回司机的交情，次年我到科龙做调查就顺理成章了。潘宁完全不管我，想找谁谈就找谁谈；想问什么就问什么。记得在容奇镇住了一周，每天到科龙不同的部门访问。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潘宁创业团队里的陈总，最早的三只“容声”冰箱——也是国内首次生产的双门冰箱——就是他在1984年领着几个师傅敲出来的。陈总告诉我，那三只冰箱拉到香港技术鉴定合格，但要申请国内许可就难于登天。
其间的千辛万苦按下不表，反正，科“龙”从90年代开始腾飞。到1999年，科龙冰箱产量265万台，年销售额58亿，利润6.3亿。就是今天，媒体里一片科龙的负面消息，我还是认为，将来的人要知道“中国制造”是怎样一回事，科龙当年的故事应该是一个缩影吧。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权利。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不过，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但是1999年那次调查，我没有弄明白，为什么地处顺德的科龙在企业改制方面如此缩手缩脚。读者可能知道，顺德是全国中小国有，集体企业转制的一个发源地。早在1993年，国有顺德糖厂资不抵债，靠卖设备发工资，逼得由员工出资持股“租赁”经营――“企业转制”由此诞生。 是年底，顺德市镇两级工业企业的30%完成了转制。 顺德政府顺势提出“产权明晰，贴身经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作为企业转制的纲领。
科龙也转了制。 先是员工认购了20%股权，后来又分别在香港， 深圳交易所上市。 但镇政府的实际控股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潘宁深痛恶绝的“应酬官场”，还是有制度基础。 我当时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发明了“靓女先嫁”改制方略的顺德，政府还一定要在市场竞争激烈， 潮起潮落的家电行业里，维持科龙公司的控股地位？问过潘宁和他的创业团队，也问过时任镇长的徐铁锋，他们都语焉不详。
既然“政府控股”，有些结局就难免。 就在1999年，因为“到了退休年龄”，62岁的潘宁从科龙下课――虽然从来没有清楚的论证，为什么企业家与政府官员一样到点就要退下。 次年，科龙从上年盈利6亿变成报亏8亿；再次年，报亏12亿。2001 年我又到容奇镇。 潘宁一家远走高飞，据说再不想回来；陈总还是够朋友，送我一套他历年为科龙质量管理编写的技术规范，但明言“不谈科龙一个字”。 真正物是人非！ 我心有不甘，不顾“礼仪”直闯科龙总部。 见到了徐铁锋――他已从镇长变为科龙的――正主持新买主的进入； 楼上新董事长的办公室刚刚装修完毕。 命运已定，还谈什么好呢。
去年回应某些对企业改制的高调指控，评论到科龙案例，我是这样说的：“如果还是潘宁掌控科龙，或者在创业人时期就彻底完成改制，我认为格林柯尔入主科龙就没有那样容易。 ”要点是，因为没有彻底改制，才导致了科龙的下场。 这其实是2001年我最后一次离开科龙大楼时的想法。
疑团还是没有解决： 为什么当年科龙不以潘宁的创业团队为基础完成改制？半个月前到顺德，我再次讨教。 了解当年实情的人很难找了，科龙又一次风雨飘摇，不便打扰。 看来又要再待来年了。 不料临走时，当地一位朋友拿出一本《大道苍茫――顺德产权改革解读报告》（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送我。书的作者是大记者徐南铁，他交代了当时坚持政府控股科龙的原委——时任镇党委书记陈伟先生根本就不赞成顺德市“靓女先嫁”那一套。
这位很有资历的书记并不完全反对转制，而是主张“留大，去小，转中间”。科龙在镇上一大二靓，当然不能外嫁。书中记录了陈伟当年的盘算：“科龙可以卖四五十亿元，还掉六七亿的贷款，还剩下不少。我这当书记的三五年可以不干活，日子好过得很。但是以后怎么办？”（第112页）他应该不会想到，仅仅几年“以后”，科龙只要三几个亿就被出让。他更不会想到，当年辉煌的“国家级”企业，竟然以今天这般面目出现在投资人和公众面前。
无论当年的主政者现在怎么想，科龙的结局似乎是时也，运也，命也。欲哭无泪，让我道一句，可惜了，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