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兼谈美国制造业衰落、失业率上升与贸易逆差无关
内容提要：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为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一是其所实现的福利冲减了一般产品进口增加的损失；二是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保持低失业率做出了贡献。同时，美以巨额贸易逆差为“武器”，大力开拓全球市场，在进口增加的同时，出口亦大幅度增长，亦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根据美国经验，可知贸易差额不等同于竞争优势，外贸乘数理论有待修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减轻对出口、尤其是对美出口的依赖。
关键词： 贸易逆差 产业结构 国际分工 低失业率 竞争优势
一、问题的提出：巨额贸易逆差是否为美国制造业衰落与失业率上升的“祸首”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一直是全球关注的焦点之一。自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逆差以来，仅有1973、1975年两年出现少量顺差。自1984年以来，美国贸易逆差逐年扩大，虽然1987年到1992年有一定幅度的下跌，但1993年后逆差额大幅度攀升，尤其是1998年以后。1999年贸易逆差高达3389亿美元，较上年增幅53.7%，占GDP的3.6%，较1990年增长了3倍，创造了历史新纪录；2000年贸易逆差达3787亿美元；2001年逆差有小幅回落，降至3583亿美元。但是，2002年美国的贸易逆差又扩大至4352亿美元，较上年上升21.5%（参见表1）。
关于贸易逆差对美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一直受到广泛的关注。许多学者认为，一国贸易逆差扩大，往往是一国经济竞争力或者国际竞争力下降的标志。因此，贸易逆差扩大，是美国竞争力下降的标志（弗兰克，1996；刘颂尧，1988）。凯恩斯主义的乘数理论认为，逆差越大，伴随出现的往往就是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美国USTDRC的民主党委员在报告中称“数十年来的贸易逆差代价昂贵。这些代价包括失业、美国工人经济上的不安全、不断下降的工资水平和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持续的贸易逆差也导致美国制造业基础和长期竞争力的衰落。”[1]他们还认为，巨额的贸易逆差将削弱整个世界对美国的经济和领导地位的信心，并预言美国经济会出现急剧停止的“硬着陆”[2]。
2001年以来，美国经济结束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所保持的高增长、低失业率与低通胀并存的良好态势，出现短暂调整。虽然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数据依然令人乐观，但失业率却不断上升。2001年以来长期在5.7%以上，到2003年6月，失业率则上升到6.4%，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见表1）。
表1 1990-2001年美国贸易逆差与经济趋势对照表（按国际收支情况统计）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1990－1996年贸易数据转引自赵涛：《“美元利益”支撑美国经济高增长》，《理论前沿》2000年5期，15－16页。1997年以后数据引自：IMF，《世界经济展望》，2000年9月。2000－2002年数据系笔者根据《中国证券报》有关资料整理。
以制造业为例，自2001年以来，美国制造企业已裁员240多万人，平均每天裁员2,600多人。根据美国的统计，1979年到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增长32倍，其中对美国出口增长了90倍，自美进口仅增长13倍。自2000年起已连续三年成为对美出口最大顺差国家。2002年，美国宣称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增至1250亿美元，结果给美国造成了103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3]。2003年1-5月，美国对华的贸易逆差已达430亿美元，而对日本的贸易逆差则为260亿美元。
在这一背景下，国会议员和许多制造商将此归咎于中国，中国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衰落、失业率上升等严重问题的罪魁祸首。 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称：“现在中国就是一个经济恶棍，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扮演的角色同出一辙。”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副主席瓦尔哥认为，美国制造行业出现的最大问题就是来自中国。
这一切似乎表明，美国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罪魁祸首是贸易逆差，尤其是来自于中国的贸易逆差。
我们认为，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各国开拓国外市场的有力武器。美国不仅利用外贸拓展了国际市场，也有效地实现了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福利的提高[4]。虽然贸易逆差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较大，但整体而言，贸易逆差既成为美国产业结构的推动力之一，也成为美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高级化的必然结果。
二、巨额逆差是美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表现
当前，经济全球化已日益深入，国际间商品、劳务与资本市场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在此基础上，当前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分工格局呈现出紧密联系的金字塔结构（华民，2002）。各国由于历史、与区域性特征等原因形成了与本国经济相适应的层次，美国处在国际分工的最顶层，国际贸易逆差恰恰体现了美国处于国际分工最有力的地位（参见图1）。
美国通过面向国际市场的发达的资本市场、风险投资机制、成熟的市场机制，主要从事新产品的研究与开发，并创造了新经济并把人类社会带进了信息社会。至今它还是信息产业的垄断供给者，而需求来自于全世界，且市场空间广阔。同时，美国也是世界上主要的服务产品的供给者，长期以来，美国保持了服务贸易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进口国地位，近5年来，每年盈余均在750亿美元以上。
美国进口 美国 R&D、信息产品
美国出口
英国（美国） 服务产品
德国 资本品（中间生产品）
日本（韩国） 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中、高档消费品
中国（东盟） 劳动密集型中、低档消费品
石油输出国组织（沙特） 初级产品、资源
图1 以国家为代表的金字塔国际分工格局[5]
处在第二层次的典型国家是英国（也包括美国），为整个世界提供服务产品，尤其是金融服务，伦敦交易中心一年的金融交易额超过英国GDP的几倍，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德国是典型处于第三层次的国家，它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资本品的生产，全世界50%的生产工具、机械装备都是德国生产的，它靠这个确立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处在第四层次的国家也不少，典型的代表是日本（也包括后来赶上的韩国），它在当今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资本密集型、技术含量与附加值均比较高的最终中、高档消费品的生产。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凭着自己的独特的国际分工地位，在全球拥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一度成为世界工厂。
以中国、东盟为代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第五个国际分工层次，它们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中、低档最终消费品的生产，在这个层次里，技术相对成熟，需求相对不足，供给过剩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劳动力）成本成为决定国际竞争胜负的唯一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出口量不断增长，已经成为这一层次的主导力量。
处于第六个层次的除了石油输出组织成员之外，绝大多数是广大的低收入国家，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洲的孟加拉，数量众多的非洲国家，它们在当今世界的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农业与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加工。从某种意义上说，除OPEC成员之外，第六层次的不少国家甚至没有完全的参与国际分工。
在这种国际分工格局中，美国在国际经济中扬长避短，作为全球信息产品与服务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大力强化这一比较优势，而一般最终消费品的供给以及大量的资源如石油，则需要大量通过进口解决，从而在经济的持续发展过程中自然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
三、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
在美国不断深入地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不断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美国依赖大量从东南亚进口的元器件，从中国进口的鞋、玩具和箱包，从墨西哥进口的纺织品等满足其日常消费要求后，集中人力、物力优先发展以信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生产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战略目标。早在1994年，前总统克林顿即向国会递交的《国会出口战略实施报告》，明确提出政府将集中力量支持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这充分反映了美国转移劣势产业，发展优势产业的战略意图。
过去20多年来，美国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级化演进。表2显示，自1948年以来，美国第三产业比重就已经超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之和，但随后52年间仍保持了平均0.4%的增长率，到2000年，第三产业在GDP的构成由1980年的65.38%进一步上升到74.45%。同时，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到了1.37%和24.19%。从就业率来看，第三产业2000年就业人数的比重达76.6%，是发达国家中比重最高的一个。预计到2010年，美国经济构成中只有10%左右的制造业，其余全部是服务业。这充分显示，第三产业才是二战以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推动力。
表2 美国GDP及第三产业增加值内部构成 单位：%
资料来源：http：//www.bea.doc.gov.
美国是高消费国家，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70%以上，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大量进口廉价消费品以满足其日益扩张的消费需求，同时传统工业产品如机器设备、运输设备等也要通过进口得到弥补。从美国贸易逆差商品结构的类型来看，一种是资源性商品，如进口大量的石油资源等；一种是补充性商品，主要是指大量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包括轻工产品、纺织品和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机电产品；第三种是资本和技术密集性商品，主要是汽车及零部件、半导体、计算机、日用电子产品等。从美国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资源性逆差和补充性逆差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合理构成部分[6]。可见，巨额国际贸易逆差既是美国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的产物，也为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夯实了基础。
四、巨额贸易逆差并不表明美国产业竞争力弱化
根据国际贸易产品生命周期理论（R．G．Vernon,1966），一般产品或改革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创新国创新（美国常常被认为是创新者）并对该产品有生产和市场的垄断。第二阶段，外国开始模仿，创新国产品在该国竞争力下降。第三阶段，外国模仿者开始向第三国出口，创新国出口大幅度下降。第四阶段，外国产品进入创新国市场，创新国开始从出口转变为进口国，往往出现逆差。该种商品在创新国完成周期，而在模仿国开始其周期。
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分析，根据该理论，产品在第三、第四阶段，创新国往往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量投资，该产品的生产逐渐从创新国转移到东道国。
图2中，i和ii为一般产品国际市场生命周期与国际贸易示意图，i为创新国，ii为模仿国，iii为信息产品生命周期与国际贸易示意图。在T0点创新国生产新产品，T1时出口，T2达到出口高峰，T3出口为0，之后开始进口，逆差开始出现。模仿国T11时开始进口，T12时开始生产（可能来自于创新国的FDI），T13时达到自给，之后开始以低成本出口，顺差出现。
Y 创新国(美国) A国消费
A国
出口 A国生产
A国进口域(贸易逆差)
T0 T1 T2 T3 T
Y1 i 一般产品生命周期与贸易
B国生产 B国出口域（贸易顺差）
B国消费
进口
T10 T11 T12 T13 T1
ii 模仿国（主要为发展中国家）
Y2
出口域（顺差）
T20 T21 T22 T23 T2
iii 信息产品生命周期与贸易
图2 国际市场产品生命周期与国际贸易
美国人靠创新挣钱，在许多领域充当了创新者。据1996年资料统计，在全球最具发展前景的50 项高科技领域中，美国居领先地位的有32项，日本有12项，欧盟占优势的仅有6项[7]。在2003年全球信息科技业100大企业排行榜中，美国75家，日本仅4家（见表3）。美国最早发明电视机，却把传统的电视机生产线全部卖了出去；美国第一个使用打字机，又第一个造出计算机而把打字机束之高阁。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就一般产品而言，从简单的贸易数额来看，美国出现了巨额贸易逆差。但是，并不说明美国经济衰退，也不说明美国竞争力的下降。相反，此时的进口不但弥补了美国国内的供给不足（比如，电视机是必需品），有利于美国进行进一步的更高级别的创新，有利于创新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恰恰是美国国际分工地位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
表3 全球信息科技业100大排行榜 单位：家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商业周刊》2003年8月资料统计。美国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向国际市场垄断性提供信息产品，由于不断的创新和无限的需求，对于信息产品而言，其生命周期与一般产品是不一样的，往往产品进入成熟期以后，由于有进一步的创新，使该产品又进入另一个快速成长期（如图2中的iii），产品的生命周期曲线得以不断的发展和延续，经济得以持续的增长。如微软的Windows操作系统，从1.0到95，98，2000。另如英特尔生产的电脑芯片CPU（中央处理器），由8088到奔腾Ⅲ、奔腾4，今后当然还有奔腾X。
从具体数据分析，1986年到1998年，美出口总额从3095亿美元增加到9663亿美元，其中知识产业的出口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2%上升到42%，1997年中,微电子与信息通讯二类产品在1997年的出口额即达1645亿美元。从1993-1998年，信息产品进出口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85%，比重达到商品进出口的19%，较平均出口增长率高5.67个百分点。1999年美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的比重达18.8%，在货物贸易出口总额中，机械设备出口所占比重达52％。2000年，以基因技术为标志的生化产品，全球贸易额约1800亿美元，美国就占了900亿美元。
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福利分析，由于它们属于朝阳产业，利润率高，其所获得的福利是普通初级产品所不能比拟的。这正如我国出口到美国的服装，出口量大，但售价低，一打衬衣所能获得的利润，可能还不及微软公司一张Windows2000光盘的获益。
正由于信息技术独特的地位，为进一步巩固与发展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2000年7月，美参议院投票决定，放宽对高性能电脑的出口控制，此举有助美国高科技公司在国际市场保持竞争优势。尽管有人担心敌对势力将利用美国的技术来反对美国，但美国认为，放宽尖端电脑产品的出口所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远超过可能遭受的损失。
这样，美国可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高新技术的领先地位，排斥竞争者，在全球大市场中占据优势，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五、巨额贸易逆差对美国就业有积极影响
一般认为，贸易逆差对就业存在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美国也普遍存在贸易逆差带来失业的说法。通常的解释是：美国每出现1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相当于损失2000个工作，1998年17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相当于损失工作340万个，其中对中国近570亿美元的逆差，相当于损失114万个工作[8]。依此类推，1999年的巨额逆差，相当于减少就业机会670万个。2002年的巨额贸易逆差，相当于减少就业机会870万个。
在这一观点的影响之下，美国许多学者把国内的失业问题归之于巨额贸易逆差，并就此向中国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曼苏洛9月不客气地指出，对于亚洲国家“扭曲市场”、以人工的方式压低他们货币的汇率并且“夺走”美国就业机会的行为，美国已经忍耐太久了。
我们认为，美国把失业问题归之于贸易逆差，是没有道理的。贸易逆差不是美国失业问题的根源，美国和日本近10年来流失到其它亚洲国家的制造业工作机会仅是少数，经济结构改变以及生产力提高才是两国制造业活动日益委靡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贸易逆差对美国就业问题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以贸易逆差为基础，美国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后，有利于降低失业率。
美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结果，确实对传统产业的就业增加了压力，但为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凭借贸易逆差，美国成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所吸纳的就业人数也越来越多，到2000年，76.63%的就业岗位在第三产业（参见表4）。这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冲减了贸易逆差对失业的影响。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幅度发展，对解决就业帮助很大。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微软公司每增加一个职位，能为社会相应增加6.7个就业机会，而波音公司每增加一个职位，仅能为社会相应增加3.8个就业机会。
表4 美国三大产业就业比重 单位：%
资料来源：http：//www.bea.doc.gov.
从不同行业的就业机会分析，自二战以来，美国私营机构增加了6000多万就业机会，其中90%来自于服务业。1996年美国经济创造的260万个就业岗位中，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就占了240万个，约占92%，而汽车、飞机、船舶、铁路等制造业加在一起的就业人数不过152万。1996－1999年，美制造业工厂每月平均减少1.8万个工作机会，钢铁旧都匹兹堡在10年内减少就业80%。在这些传统产业就业岗位减少的同时，新兴产业的就业则大幅度增加。1994－1998年美国IT产业就业增加了30%，从400万增加到520万，在信息技术领域，核心产业就业380万，总就业910万。因特网的发展，亦增加了就业，如1999年，从事因特网相关行业的人数猛增了65万，总就业人数超过240万。
可见，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大幅度发展，使贸易逆差对失业的负面影响因产业结构的调整而大为改观。另外，在近乎零通胀的背景下，旺盛的社会需求刺激了生产，扩大了投资，增加了劳动的需求，亦减少了失业。
从另一方面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就已经低于30%，而且呈逐步下降趋势，那时候美国贸易逆差很小，还有两年的顺差。90年代的头两年逆差亦很小，但第二产业的就业仍然在减少。90年代中后期，直到2000年，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失业率长期在充分就业以下，那时候少有人埋怨贸易逆差，现在失业率上去了，不找自身的原因，却把矛头直指贸易逆差，理由显得很勉强。
2． 贸易逆差成为美国开拓全球市场、扩大出口份额的武器，也促进就业。
美国近年来一直在谋划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克林顿政府积极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努力将其引向全球贸易自由化，以扩大出口减少贸易逆差。一方面，努力扩大NAFTA的范围，推出“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另一方面，积极推进APEC内部18个成员国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美国在推进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过程中，凭借在“IMF”等国际组织中的“控股地位”，利用贸易逆差这一“令人信服”的“武器”，要求他国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建立市场经济、推行贸易自由化，尤其是要大力开放市场。
从美国贸易战略的实施效果来看，90年代以来，美国通过“巨额逆差”这一“武器”，在贸易战中硕果累累，绝大部分国家在与美交锋中，纷纷做出了大的让步：如通过多方面的努力，美中之间终于达成了农产品贸易协议，为美国农产品大举进入中国辅平了道路；在美欧香蕉战中，美国亦取得了胜利。
1992－1999年，出口年均增长6.47%，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出口占GDP的比例年均达到10.77%。在商品贸易逆差的同时，美国服务贸易连年顺差，1996年出口2226亿美元，顺差达855亿美元，2000年出口2774.7亿美元，顺差754亿美元。到2000年，服务贸易已占美国出口价值的近40％。
美国出口的增长，对就业的贡献不小。据统计，美国每出口10亿美元，即可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9]。以此类推，2000年近万亿美元的出口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接近2000万个。
3．得自于贸易逆差的福利有利于美国经济增长，从而解决失业问题。
经济的长期发展需要资金，巨额贸易逆差名义上是资金的流出，对美国资金积累不利。从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不管是顺差还是逆差，只有产生利润，才能形成企业的扩大再生产，推动社会总资本的增值，才会有乘数扩大国家市场的容量，成为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美国无疑是逆差大国，但从利润与经济福利角度分析，结果可能是另一种景象。因为其一，美出口的多为高科技及垄断性产品，利润丰厚；二是美跨国公司采取本土化战略，通过内部贸易、转移价格，在东道国获取巨额利润，而让东道国承担巨额顺差的恶名；三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缺乏销售网络，被美国销售方赚取利润；其四，东道国所谓的“加工与装配贸易”，附加值水平低，从利润方面考虑，绝大部分归美国所有。美国贸易逆差中跨国公司母公司从子公司的进口部分，其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并不完全由东道国所获得；其五，贸易顺差国花费高昂代价获取的美元又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重新回流到美国，相当于其他国家给予美国的贴息贷款，如当前中国3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近1/3以购买美国债券的方式重新回流到美国。
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出口品，多为原材料、燃料、初级加工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偏低，虽然数量上为本国赢得了顺差，但因产品附加值太低，全球性的出口竞争甚至使他们陷入“出口贫困增长”的境地。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对这些出口国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外流，是一种福利的损失。对美国而言，虽然在数量上是本国逆差，实际是一种资源的流入，再由于美元的独特地位，美国用自己的美元换到了商品，获得了巨额的“铸币税”，是一种福利的增加。这样，贸易逆差为反而能为美国带来资金的积累。
六、结论与启示
美国巨额贸易逆差是美国深入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也是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产物。贸易逆差并不能说明美国产业竞争力的衰落，反而为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夯实了基础。同样，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不是由于贸易逆差引起，而是其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有充分的理由认为，美国失业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巨额的贸易逆差。
根据美国贸易逆差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良性互动的关系，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中国制造业威胁论”没有道理。
2003年9月，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发布《有关中国和世界的五个神话》，据实反驳了“新兴的工业化中国”正在掏空世界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并且遏制了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等论调。该报告认为，中国作为一个低成本的工业制造者而崛起，并没有掏空亚洲或其他地区的制造业；相反，由于对外贸易迅速开放和快速增长而带来的代价，绝大多数由中国自己来承担。 中国凭着低制造成本而崛起，不会掏空亚洲或者其他地区的制造业。发达国家在很久以前已放弃了中国现在专长的低端产品制造行业，将重点转为增值较高的工业上，亚洲新兴工业国和地区也在不对他们经济构成过度影响的情况下效仿这个做法。
同样，高盛指出，中国并没有垄断高增值的制造业；它仍然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是高端产品和自然资源的大进口国。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及由此而带来的失业问题，是其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结果，也是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且，这种结果为其带来了大量的福利。
2．传统的外贸乘数理论关于贸易逆差与失业的相关性的论述有待修正。
根据凯恩斯的外贸乘数理论，巨额贸易逆差往往与经济衰退与失业率上升相伴随。在引入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变量，结果出现了变化：即美国利用贸易逆差，满足其日常消费之需，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国民经济体系中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升级，反而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学者对外贸乘数理论进行了修正与发展，并建立了开放经济收入乘数的数理模型。外贸乘数理论认为，出口是一国经济的外生变量，而在开放经济收入乘数数理模型中，本国的出口与外国的出口都成为整体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由于收入乘数的概念是针对外生变量而言的，因此，开放经济实际上不存在“外贸乘数”的概念（曾卫锋，2000）。以此类推，则外贸乘数理论不能解释贸易差额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经济现象。至少，从外贸对一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分析，外贸乘数理论也必须进行进一步改进。
当前，我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提高，开放经济体的特征正不断体现。按照外贸依存度（以进出口总额为标准）来衡量，1999年我国这一指标达到40%，2002年超过50%，这一数据比美国高得多，但我国失业问题实际上不比美国轻松。以此类推，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外贸乘数理论在中国的有效性，这对我们制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有重要的意义。
3．逆差不等同于没有竞争优势，也不能说明贸易对手是否保护市场，但美将继续以此为籍口。
以美日之间的贸易为例，美国金融、服务与知识产品交易额远超过商品贸易，在服务贸易领域有绝对优势。美国旅行者集团（现已与花旗银行合并）甚至还出资2200亿日元，控制日兴证券25%的股权。正如产品国际市场生命周期反映的内容一样，贸易逆差并不代表这个国家没有竞争力。Krugman（1994）谴责政治家过于关注国际竞争力的高低，他指出国家福利与贸易余额（他认为贸易余额是国际竞争力的同义词）几乎没什么关系。麦金农等（1999）认为竞争力和贸易差额之间的联系更加模糊。
不过，决策者却非常关注双边贸易逆差的数字并据之采取相应的对策，顺差国往往遭到报复（2003年上半年，美对我彩电出口的反倾销投诉就是证明）。
从历史经验来看，日本1971－1985年中，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日本经济衰退。麦金农等认为，正是美日两国紧张的贸易关系导致美国向日本施压，造成日本经济1985年之后陷入了令人头疼的通货紧缩，造成两次大规模的经济衰退。90年代后期，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盈余迅速增加，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月27日报道，中美双边贸易2000年度中方顺差将达到创纪录的735亿美元，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顺差国，而据美国的数据，2002年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顺差竟达1030亿美元。一些美国官员已经把中国大规模的贸易盈余与“不公平”的贸易做法联系在一起。如果势态继续发展，我们可能一如多年之前的日本一样，在美国的高压下，出现“人民币升值”综合症。
4．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必须减轻经济发展对美出口的依赖。
当今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市场都是美国市场，全球经济对美的依赖性不断加强。对于新兴工业国家而言，其扩大出口的指向主要是美国。如新加坡、菲律宾、韩国、马来亚等。
我国1999年对美市场的出口亦占了出口总额的21.5%。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2002年，我国机械设备出口在全部货物出口中的比重为40％，而服务贸易仅占世界出口比重的2.0％。2003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额达到564亿美元，中方贸易顺差234.5亿美元，比去年同比增长32%。按美国商务部的统计，今年1-5月，美中贸易额达到651.2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为439.8亿美元，比去年同比增长27%。
这种态势的结果，正如W．A．Lewis（1952）指出：导致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发达国家（美国）的进口需求，从而扼杀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当前可理解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机会，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因素。
有鉴于此，在对待贸易差额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改变观念，不要盲目追求贸易顺差，应努力改变过去粗放式经营的状态，改变低价格、低附加值出口的状况（这一做法往往遭受反倾销投诉），集中发展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同时，为减少贸易逆差，应尽快摆脱较为单一的通过贸易进入国际市场的方式，加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同时，在注重发展外需的同时，应努力扩大内需。
参考文献：
[1] 华民（2002）：《“入世”后中国如何参与国际分工》，《世界经济与政治》第4期。
[2] 曾卫锋（2000）：《对外贸乘数理论的修正与发展――收入乘数模型分析》，《世界经济》第6期。
[3] 刘建江.（2002）：《是盈余还是赤字：美国经济中的巨额贸易逆差探析》,《国际贸易问题》第6期。
[4] [美]罗纳德．麦金农，[日]大野健一：《美元与日元――化解美日两国的经济冲突》，王信、曹莉译．沪．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1月。
[5] [德]弗兰克（2000）： 《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6] Krugman,1994．“Competitiveness:A Dangerous Obsession,”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7] R．G．Vernon（1966）：“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he Product Cycl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0-190-207.
[8] W．A．Lewis，“World Production,Prices and trade,1870-1960”,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cience,20,1952,pp105-38.
注释：
[1] Trade Deficit Review Commission, The U.S. Trade Deficit: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Washington: TDRC，November，14, 2000), p.153. Also Available at http: // www. ustdre. gov.
[2] 与此相反，共和党委员则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势力和灵活性、美国作为外国投资聚集地的吸引力以及美国金融市场对外在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可以保证贸易逆差将稳步降低而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严重紊乱”。
[3] 宋兴无. 《中国应警惕“祸首论”》.凤凰网，2003-08-13。
[4] 波士顿学院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墨菲为认为，贸易逆差有三条好处：一是有助于防止美国经济发展过热；二是大量廉价的进口商品涌入国内市场，可抑遏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三是国外商品在美国市场上的竞争，迫使美国公司不得不设法提高效率，从而促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5] 图形系笔者根据华民的论述所绘，华民的描述没有第六层次，其中第六层次系笔者增加部分。
[6] 参见：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商品出口障碍重重 （N）,中华工商时报，2003-02-08.[7] 参见曹祖平（1997）：《美德日不平衡发展透视》，《世界经济》第11期。
[8] 参见宿景祥（1999）：《两重性――美国政府新世纪贸易政策目标与国内政治》，《国际贸易》第7期。
[9] 转引自郑伟发、黄苏等（1998）：《衰落还是复兴――全球经济中的美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8月。
本文初稿完成于2001年，2003年稍作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