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瑞典哥德堡）上的主题报告
◆ 张 羿
摘要：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现代企业的终结以及后现代企业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后现代企业范式是建立在现代企业范式基础之上的一次革命，其意义堪比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的革命”。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必将催生后现代管理，整合后现代企业与管理理论实乃当代管理学科建设的突破之道。
关键词：现代企业、后现代企业、后现代管理。
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是当今人类的出路所在。这一转折涉及任何领域，自然包括经济、管理领域。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现代企业的终结以及后现代企业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后现代企业范式是建立在现代企业范式基础之上的一次革命，其意义堪比库恩所说的“科学范式的革命”。后现代企业的兴起必将催生后现代管理，整合后现代企业与管理理论实乃当代管理学科建设的突破之道。
一、现代企业的终结
由于经济学及管理学界对“现代”及“后现代”概念认识的模糊，使学科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因此，厘清“现代”与“后现代”概念具有切实意义。对现代企业及其理论的界定，必须建立在“现代性”概念的基础之上。“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二元论和人本主义。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二十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它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1]。因此，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各阶段的新古典企业理论、企业的契约理论、企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理论，包括威廉姆森的现代公司理论等都属于现代企业理论的范畴。
1、企业的契约理论的式微
科斯、张五常、张维迎等有关企业性质理论的局限性 现代企业理论的共性是把企业与市场进行了二元论的划分。科斯认为企业与市场的区别在于，市场资源的配置由非人格化的价格来控制，而企业的资源配置则通过权威关系来完成。张五常认为，企业与市场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的形式，企业并非为取代市场而设立，而仅仅是要素市场取代产品市场。张维迎则进一步认为，“在微观层次上市场和企业可以互相替代，而在宏观层次上二者则是互补关系”。[2]
随着在信息化和网络化背景下虚拟一体化企业组织的涌现，企业与市场之间的边界正趋于模糊化，企业契约与市场契约则趋于同质化。不仅科斯、张五常的观点受到了挑战，即使是张维迎的观点，也已经无力解释新的现实。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不是微观层次上的相互替代，而是微观层次上的边界消失，即企业与市场的同一化；不是宏观层次上的互补关系，而是宏观层次上的边界模糊化或交叉化。
由于企业与市场关系的转型，现代企业理论中有关企业边界的观点也受到了致命的挑战。科斯认为，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企业内部组织一笔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3]。而虚拟一体化组织的出现，使企业可以在内部交易成本等于甚至大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通过舍弃内部交易和打破企业边界而继续扩张。
威廉姆森、克莱因等纵向一体化理论的局限性 威廉姆森和克莱因等人将企业看成是连续生产过程之间不完全合约所导致的纵向一体化实体，认为企业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当合约不可能完全时，纵向一体化能够消除或减少资产专用性所产生的机会主义。而20世纪末以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抛弃了供产销一体化的模式，“把一些自身并不擅长而其他企业可能干得更好的业务外包出去，通过优化产业供应链，重新塑造企业的核心业务和核心竞争力。与传统企业直接用资产产权方式控制支配产品供应链上的供、产、销各环节相比，这类精干主业、剥离次要活动的重组大大提高了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4]
阿尔钦、德姆塞茨等人团队生产理论的局限性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理论的重点是从使用市场交易费用转移到解释企业内部的激励问题。他们率先提出“团队生产”理论，认为由于企业最终的产出物是由团队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每个人的贡献不可能精确地进行分解和观测，因此不可能按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这就导致了一个“偷懒”问题——即道德风险问题。
张维迎指出：“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那里，所有的团队成员一开始就是同质的，因此监督者可以随意地从成员中挑选出来……其次，在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看来，监督者是专门从事监督的，而现代理论则认为，监督者只不过是那些专门从事市场开拓活动并承担风险的企业家或合伙企业家们的功能之一而已。”[5]然而，无论是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的理论，还是张维迎所说的“现代理论”都不能对新的企业现象进行圆满的解释。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关于团队成员同质化的观点固然站不住脚，张维迎所说的“现代理论”同样也无法立足。因为在新兴知识型企业中，监督者与生产者的界限已经趋于模糊化，甚至还出现了生产者自我监督的现象。
现代企业委托 — 代理理论的局限性 委托—代理理论是20世纪末以来契约理论最重要的发展。张维迎曾提出“代理链”概念，来说明持股人雇佣管理者，而管理者又雇佣工人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委托—代理理论。[6]现代企业委托—代理理论的局限性在于，由于在许多新兴企业中实施了MBO模式或员工持股计划，使得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同时，由于所有者和管理者甚至和“工人”之间的界限均趋于模糊化，因此，张维迎所说的代理链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另外，张维迎在《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对资本雇佣劳动模式进行了严密论证，发展了现代企业的相关理论。但是张维迎的严密论证并不具备正确解释现实的效用。张维迎认为，之所以资本雇佣劳动，是因为与一个拥有巨额资产的人相比，一个相对贫穷的人更有积极性“虚报”自己的经营能力。然而，在一个发达的市场社会中，由于各行各业都比较成熟，创业的机会较少，大多数企业家都是在企业中以打工者和穷人的身份成长起来的。在企业家或经理人市场中，经营能力也无法“虚报”，衡量一个人经营能力的主要标准是他在商场中搏击的履历。张维迎所说的资本雇佣劳动模式在理论上难以成立，在现实中则已被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雇佣资本现象的出现所证伪。
2、企业的企业家（和管理者）理论的式微
这一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过分强调了企业家（或管理者）的重要性，而忽视了普通员工。在新兴企业中，企业家精神应该由更多的企业成员包括普通成员所具备。正如汤姆·彼得斯在《解放型管理》一书中所倡导的，应该走向人人做项目之路——也就是人人做企业家之路。至于企业的管理者理论中所提出的“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模型，在新兴企业中，由于MBO计划、“雇员持股计划”等的实施也已经被彻底打破。
3、威廉姆森：现代公司组织及治理理论的式微
现代公司组织理论的式微 最早的现代公司组织是1920年代出现的U型结构H型结构。随着多部门（或M型）结构在1930年代，由皮埃尔·杜邦和阿尔弗雷德·斯隆所创立，巨型现代公司纷纷采取了这一更具竞争力的组织形式。然而，无论是U型结构、H型结构还是M型结构，都是纵向一体化的产物。M型结构企业的资源配置基本上都是在内部完成的，因此，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内部交易成本的上升，就会出现“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而虚拟一体化组织通过模块单元的分割，通过市场对企业资源进行更优化的配置，颠覆了企业的边界，使企业在几乎不增加成本的前提下具有了无限扩张的可能，无疑是大大优于M型结构的新型组织形式。因此，如果说从U型结构、H型结构到M型结构的变革，是在纵向一体化范畴之内的现代企业的改良的话，那么，虚拟一体化组织则是对建立在纵向一体化基础之上的现代企业组织的彻底超越。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的式微 威廉姆森支持伯利和米恩斯的观点，认为现代企业的巨大规模往往导致所有权的分散，因此：实际上是经营者在控制着公司[7]。威廉姆森重视雇员在公司中的重要性，并认为与企业有长期利害关系的其他利益集团也应该吸收到董事会中。
然而，威廉姆森的理论是建立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其本质是阐述如何捍卫股东利益的理论。这就决定了威廉姆森理论视界中的现代公司无论如何关注雇员、经营者及其他相关利益集团，其宗旨却还是以公司股东的权益为主体。他所探究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说是标准的现代企业制度，我们对此无可厚非。然而，在这样一种理论框架下，威廉姆森却引用E.C.B.高尔的观点（1969年），试图改变公司与工人之间的“主仆关系”，似乎就有点不切实际了[8]。
要改变现代公司的“主仆关系”，最根本的做法是要靠产权制度的变革，而并非仅仅靠让雇员参与董事会就能奏效。但威廉姆森却对新近出现的“雇员股票所有权计划（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Plans,ESOPs）”抱怀疑态度。这是自相矛盾的。可以说，在威廉姆森的理论范畴之内，现代公司的变革已走到了尽头。
4、现代公司文化的式微
现代公司文化建立在“现代性”或现代精神的基础之上。大卫·格里芬认为：现代精神开始于一种二元论的，超自然的精神，结束于一种虚假的精神性或反精神。[9]由于现代性本身所存在的痼疾，它的没落成为一种必然。现代性始自后封建的欧洲，而鼎盛于北美---即以美国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现代性的没落就是西方的没落。现代性的没落表明，人类若不能在未来的时间中，尽快克服现代技术主义的弊端，就无法真正走出社会危机。因此，乔·霍兰德说：“我提议把20世纪末定位为现代世界的历史终结。这意味着我们正处于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一巨大文化工程的终结点上”。[10]这无疑也是现代公司文化的终结点。
二、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
1、世界后现代企业理论研究现状
后现代理论已诞生半世纪之久，然而它渗透到经济领域却相对较晚。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展开对后现代概念的考证与论述。但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是对现代的超越，包括对其哲学基础和各种范式的超越。
后现代管理思潮源于20世纪末，同后现代哲学、文化理论一样，也充满着不确定性和歧异性。真正建立在后现代理论基础之上的后现代管理文献尚属凤毛麟角，后现代管理既无统一的理论，更远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后现代管理是与后现代企业这一新的形式不可分割的。
率先提出后现代管理思想的是彼得·德鲁克。他有关“知识工人”管理的思想对于构筑后现代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倡导将信仰作为医治现代社会疾病的良方，倡导信仰在管理中的重要性。德鲁克无疑是后现代企业管理方面的先知。
汤姆·彼得斯在其著作中，向我们描述了在变动不居的后现代时期如何赢得成功的秘诀，并声称当代管理正面临着库恩所说的“范式的革命”。[11]彼得斯的著作中充斥着有关后现代企业管理的智慧，因而曾被誉为“后现代企业之父”。
中国经济学家张曙光于1996年提出后现代企业概念，并将企业制度发展划分为三种形式和三个阶段：其一，是古典式企业和企业制度；其二，是现代企业和股份公司制度；其三，是后现代式企业和企业制度。[12]另外，中国学者东方赢以及安同良和郑江淮也分别从不同角度提出过后现代企业概念。
2、后现代企业：内涵、革命性意义与理论建构基础
本文对后现代企业制度的界定，主要是建立在张曙光、东方赢、郑江淮和安同良的研究基础之上。
张曙光使用后现代企业概念，“其目的在于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即在管理者分享部分剩余的各种安排中，使其占有企业股份的一个相应的部分。这样一来，管理者也就具有了企业所有者和财产所有者的双重身份。”[13]张曙光是针对张维迎“资本雇佣劳动”的现代企业模式而提出后现代企业概念的。张曙光认为，在高科技企业中所出现的管理者占有股份以及“劳动雇佣资本”现象，是经典现代企业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他对后现代企业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产权角度出发。
东方赢将后现代企业制度界定为：“是众多独立企业的战略性集团。或者说，……把由一组资本家控制的巨型企业，转变分立为由多个资本家分别掌管的中小企业的集合体[14]。东方赢主要是从公司组织结构的角度来定义后现代企业的。
郑江淮和安同良在对企业的新古典、能力理论和契约理论进行分析后，认为这几种理论进行对话，取长补短是“大势所趋”。他们指出，“这意味着，一种综合的企业理论正在涌现，而这种理论必定是既符合历史实际、又具有理论预测功能的统一范式。我们把它命名为后现代企业理论，因为人们习惯将契约理论称之为现代企业理论。”[15]
以上几位学者对后现代企业的定义虽各有优点，然而还未能较为全面地概括后现代企业的内涵。而且，他们的理论并未真正建立在“后现代“概念及理论的基础之上。张曙光从产权角度对后现代企业的界定,最为贴近后现代企业的本质。东方赢虽然试图从组织结构的角度对后现代企业的进行界定，但却没有很好地把握后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本质，而且有以偏盖全之嫌。安同良、郑江淮对后现代企业的界定建立在企业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之上，但是他们的结论却值得商榷——三种经典现代企业理论的对话和综合，并不会必然地导致后现代企业理论。因为至少，如果没有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为基础，后现代企业理论将成为无源之水。另外，凭借几种现代企业理论的对话超越现代企业理论，这在逻辑上也无法成立。
笔者在以上三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后现代理论和知识型企业的研究与整合，尝试对后现代企业的内涵做出自己的界定。尽管笔者的界定可能仍然是不成熟的，但相对来说还是较为全面的：
后现代企业是指在后现代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一种产权模式、组织结构、经营模式、企业哲学或文化等与现代企业完全不同的企业。后现代企业的产权模式是管理者与普通雇员分享企业部分剩余并占有一定股份，从而使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化；后现代企业采用的是虚拟一体化组织，从而使得企业与市场之间的界限也趋于模糊化；后现代企业普遍采用虚拟经营模式，从而可以低成本获得高速发展；后现代企业的哲学或文化建立在对二元论和人本主义超越的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后现代企业革命最核心的部分应是产权革命。后现代企业的产权模式是对古典企业产权模式的否定之否定。如果说古典企业的治理是建立在经营权与所有权一元化合一的基础之上，现代企业的治理是建立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之上，那么，后现代企业的治理就是建立在经营权与所有权多元化合一的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
后现代企业产权模式的兴起，是一次企业制度的彻底革命，其背景是知识资本拥有了“权力话语”，从而颠覆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后现代企业产权模式的出现，为资本主义的自我超越提供了一种可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而一个完整的后现代企业理论体系，至少应该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
（1） 后现代哲学与文化理论；
（2） 经典现代理论；
（3） 经典现代企业理论；
（4） 知识经济理论；
（5） 当代世界高科技等新兴企业的实践经验总结；
（6） 目前已涌现的有关后现代企业与后现代管理的研究成果。
（本文为IFSAM第七届世界管理大会论文。作者系上海灵智营销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市管理科学学会理事兼后现代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参考文献：
1、张 羿：《后现代企业与管理革命》，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版。
2、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张曙光：《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东方赢：《超速模式》，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
5、王凤彬，陈高生：《新经济中的虚拟一体化组织》，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3期。
6、安同良、郑江淮：《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3期。
7、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8、哈罗德·德姆塞茨：《企业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9、罗纳德·哈里·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10、大卫·雷·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1、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
1、《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英）安东尼·吉登斯著， 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页。
2、《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页。
3、《企业的性质》（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参阅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10月版第10页。
4、《新经济中的虚拟一体化组织》（中）王凤彬 陈高生著，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5、《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6、参阅《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中）张维迎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7、8、参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14页，第415页。
9、参阅《后现代精神》（美）大卫·格里芬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0、《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美）乔·霍兰德著，见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11、参阅《追求卓越》（美）汤姆·彼得斯、罗伯特·沃特曼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5—36页。
12、参阅《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张曙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5页。
13、同上。
14、《超速模式》（中）东方赢著，企业管理出版社，2000年版，第238页。
15、《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中）安同良、郑江淮著，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