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应奚兆永《腐败与市场经济有关，还是政府干预造成的》
黄焕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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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兆永先生在2005-6-23日《社会科学报》上撰文反驳了笔者发表于网络上的一篇评论性小文《批判刘国光对市场经济的错误理解》。他认为，由于市场经济中人们可以“追求价值”，即追求货币，所以今天人们的“贪欲一下子膨胀起来，腐败所涉及的数额不可比拟地大大增加”起来。这种“理论根据”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我们不妨以经济学道理对权力腐败问题作简炼探讨。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每个人及整个社会被“锁死”于每个特定格点上，自然很少有人有机会行贪污受贿的腐败。但众所周知，计划经济对每个人与整个社会的窒息作用，使党与国家的最高决策人毅然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此国家走上了谋求民富国强的道路，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使整个世界深感震憾。而随着市场化改革而来的，却是权力腐败的严重化。这样自然使人得出印象：权力腐败是由市场化改革、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这种观点是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如果不从理论上充分说明与回答腐败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不解除市场经济的“腐败包袱”，我国改革开放基本政策就有可能受到动摇，极“左”思潮就会乘机作浪。
众所周知，腐败是个经济利益问题，腐败者要想办法从社会经济运作的漏洞中寻找到机会，与别人进行非法的利益交易，或者对别人的利益进行非法剥夺；前者是双方自愿的行为，后者则是一方被迫的行为。对于后者，显然是有权力的人或组织才能办得到的事，也是最容易引起群众剧烈反对的；这种情况不应该是腐败行为中的普遍情况，因为它会遭受剧烈反对而难以“可持续发展”下去。这样，腐败问题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与别人进行非法的利益交易”。当然，人们进行非法交易并非一定就是权力腐败现象，权力腐败只是人们进行非法交易行为中的一种。那么，这种非法的利益交易是如何具体地施行呢？
在市场运作过程中，每个经营者都竭尽全力让自己所经营的产品（包括服务性商品）占有更多市场份额，因为这是产品获得更大利润量的基本前提。如一个人在某地方经营客运，那么在他的愿望里，最好这个地方只有他一个人能够经营客运，垄断经营所带来的好处不可穷尽。这是每个人的自然愿望，无可厚非。问题在于，某些人往往会采用非法手段，希望借权力部门之手来为自己制造这样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相关权力部门正好拥有对市场进行“计划管理”的权力，正好有随时介入与干预相关市场具体运作的权力。这样，权力部门中思想不端正、先进性不够而手中又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就很容易被这些人的行贿金钱所打动，收受他们的钱财而替他们打通“垄断经营”之路。这些人在市场上获得了垄断经营，必定通过提高垄断商品的价格，把行贿所遭受的损失补偿回来，更重要的是为自己捞取了比正常经营大得多的利益。显然，他们双方的腐败性交易，最终通过更高的商品价格而将腐败所形成的高昂成本转嫁给广大民众，使得一方面广大民众的利益遭受损害，另一方面使各个腐败者迅速“发家致富”。当今中国社会迅速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主要就是这种权力腐败的结果。因为，如果是正常经营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均，那么社会贫富分化就不会如此迅速加剧；一个它不会因获得行政垄断权而迅速占有过多社会财富，另一个它的正常经营也会使消费者及广大民众获益从而形成“双赢”局面，对贫富分化起到抵消作用。因此，没有权力腐败渗入其中，也就不会产生今天中国社会迅速加剧的贫富分化问题。这种权力腐败不仅使掌握权力的某些人迅速“致富”，而且使善于利用这些权力的人迅速致富。可见，今天许多人对迅速暴富的各种老板的财富获得方式的高度疑问，是不无道理的，在人们看来，因权力腐败所导致的分配不公是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的重大原因。
个人腐败的两种方式是贪污与索贿受贿。贪污似乎与外界无关，只与贪污者单位内部的管理漏洞有关。但贪污要通过一些凭证去实施；而要获得这些凭证，一个普遍方式就是依靠项目，通过项目运作中的购销行为，虚开票据，从中贪污。而有机会这样做的，也只有单位中的各个当权者；反过来，由于有这样的机会，许多当权者往往抢夺项目运作的控制权，或者借各种理由大上各种项目，如什么政绩工程、形象项目等等，主办者不仅从中得到“政绩”上的荣誉，并且获得数额不菲从贪污或索贿受贿中来的“实惠”。今天，数额巨大的腐败利益更多出自索贿受贿，大案要案中，犯罪金额大头总是出于此。这说明，在市场运作中权钱交易是权力腐败的主要形态。
在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市场经济确实存在许多漏洞，使权力腐败者有机可乘，他们手中所掌握的能够干预具体市场运作的权力，利用了这些市场漏洞而为自己个人谋取非法利益。因此，一句话：权力腐败出于权力对市场漏洞的非法利用。可见，说市场经济必定造成腐败并不正确，只要制度健全，使权力运作受到有效监督，权力滥用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使其不能对市场漏洞进行非法利用，市场经济就可以避免腐败现象的寄生，从而使我国在市场经济有效资源配置与有效激励机制的作用下，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和谐进步。
市场经济的漏洞为权力腐败者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机会，而一个最大的漏洞就是行政权力以“计划”、“监管”、“审批”之名对具体市场运作的介入与干预所形成的漏洞。任何国家，只要存在行政权力对微观的具体市场运作的介入与干预，就免不了权力腐败现象的产生。因此奚兆永先生在文中所列举的各个国家的官员腐败现象，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问题是，在我国，权力介入与干预具体市场运作的现象更加普遍，因为我国目前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方面仍残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许多权力部门为了其自身利益，就算中央已明令取消的部门权力，也往往明里暗中抱着不放。这种情况，与中央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不相符合。改革计划经济的旧体制，对国内与国外经济活动持充分的开放态度，通过市场机制以更有效地配置资源、更有效地激励经济，同时，为使市场经济更健康有效地运行，需要建立一套高效可行的法治社会的制度。社会大众要依法办事，行政权力更要依法办事，杜绝以“加强监管”、“行政审批”之名而制造更多权力腐败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