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经济分析中的所有绝对数量都可以区分为存量和流量两类，而存量和流量之间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即存量的变化(差分)是流量，而流量的累计(积分)又是存量。如果加入时间维数，那么这两者之不同就在于，存量单位(如资本)是某个时点的测量值与时间的流逝T无关，而流量单位(如收入)则必与某一预先定义的时间区间相对应，有时间单位1/T。一个最基本的存量与流量的关系便是收入与资本(财富)的关系，也就是现期生产、消费和资产持有计划之间的关系。
在现实中对存量和流量的理解和运用的细节是非常复杂的，对存量和流量之间的关系认识不清使很多经济理论显得异常混乱，而且导致了相当多的误解。本章的目的就是利用现有的有关文献，对这两者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一次梳理，并据此对利息和货币理论进行重新归类，这对本文的后继各部分的分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有关存量和流量分析的文献有：帕廷金(Patinkin)，伯斯坦(Burstein)，布肖(Bushaw)和克罗尔(Clower)，哈里森(Harrison)。
对于存量和流量概念我们有两种不同的界定方式，即“维数”概念和“行为”概念[1]。
一、存量和流量的“维数”概念
存量是一个时点上的量，而流量则是一个时期中的量，存量的大小与测量者所选择的时点位置有关，而流量的大小则决定于测量者所选择的起始位置和时期的长短，这么定义的存量和流量便是一个时间维数上的纯数学概念。在经济分析中，关于存量和流量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找到存量均衡和流量均衡之间的关系。
帕廷金在1956年出版了他的《货币、利息和价格》，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各种评论性的文章大量涌现，自战后一度较为平静的经济学界再一次活跃起来，重现了三十年代的热闹景象。这些评论中虽然赞誉者居多，但也不乏批评者，他们批评的重要一点便是存量和流量的关系问题[2]。对于这些批评，帕廷金很少做出正面的反应，但是却在该书的第二版（1965年）中放进了一篇附录，专门论述流量和存量之关系，承认了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过失”[3]，并以此文作为对上述批评的答复。后来这篇附录又作为第一章，以“论存量与流量”为题收入了他的论文集《货币经济学之研究》[4]中。
帕廷金得到的结论是：“在时间为不连续的模型中（即在时期分析中），根据定义就不会存在带有时间单位的流量变数。在那些模型中，全体变数都有存量单位。”[5] 但是，在现实中，不管是利息的支付还是收入的支付，都不可能是连续的，所以，帕廷金认为所有流量都可以当作存量对待。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帕廷金又进一步意识到他的方法的一个特点：将收入当作存量来处理反映着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收入必须被看作是瞬时收到的，或者，分别在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开始时支付。”[6] 这就意味着，这种方式是一种瞬间均衡的考虑问题的方法。希克斯认为，只要我们坚持这种瞬间均衡的分析方法，我们就“不需要去区分存量和流量，因为存量和流量正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参与均衡决定的。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对同一商品在同一时间不可能有一个以上的价格，也没有对存量是一个价格，对流量又是一个价格。在暂时均衡理论的单个时期中，所要相等的供给和需求可以是（也可能将要）存量成分和流量成分。供给的一部分是库存转过来的，一部分来自生产；需求有一部分是接转到以后的需求。未来价格的预期对这两种成分都有影响，利息影响这两种成分。这个分析并不要求把存量和流量分割开来。不存在什么一个存量均衡和一个流量均衡的情况。一个单独时期只有一个‘存量流量’均衡。情况就是如此。”[7]
但是，在利率理论中却存在两种相互竞争的利率决定方式：即流动性偏好理论（典型的存量分析方法）和货币性可贷基金理论（典型的流量分析方法），前者认为利率由货币存量的供给和需求决定，而后者则认为储蓄和投资流量是利率决定的重要因素。但是，当对收入的时间性质做出某些具体的规定后，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下，利率决定的流量理论和存量理论的分析结果确实是等价的。正如哈里斯所说：“流动偏好理论与货币贷款基金理论之间形式上的相等取决于模型建立者的世界观。如果世界观是一般均衡的观点，那么，利率就由所有市场的同时均衡决定。……一个模型根据存量建立而另一个模型根据流量建立这一事实就是无关紧要的差别。”[8] 历史上关于可贷基金理论和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分歧“并不是理论分歧；狭义地说，他们识别出的选择边际（choice-margins）哪个有实际的重要性，存在着判断上的分歧。这是经验问题，在不同时间，用不同方式，可以正确地加以回答。”[9]
二、存量和流量的“行为”概念
关于存量和流量的概念还有另一种界定方法，那就是它们的行为概念。即可以将与收入相关的现期生产和消费活动称为“流量活动”，而将资产持有活动，为未来的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活动称为“存量活动”。
在货币理论中，关于存量和流量行为概念的区分，凯恩斯在他的《货币论》中借助产业循环（工业流通）和金融循环（金融流通）的概念有过非常精当的论述[10]。他认为应该将用于工业的货币和用于金融的货币区分开来。
产业循环所需的货币量是指为了支撑整个经济的现期商品和劳务的生产和消费而必须投入使用的货币量，这一部分货币便是与收入相关的参与“流量活动”的货币，它们履行的是交易媒介的功能。产业循环所需要的货币量将视商品交易过程中货币滞留的平均时间间隔的长短而定。凯恩斯将居民户和厂商区别对待，因为两者具有不同的支付习惯，从而意味着货币循环的速度也不尽相同。货币产业循环概念所包含的对货币性质的认识非常接近于传统货币数量论的观点，所以，在《货币论》中，凯恩斯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批判并不是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认为它不够完整，没能认识到货币的存量性质，即货币的第二种循环：金融循环。
货币的金融循环是存量货币理论的雏形。用于资产运作（即金融循环）的货币便是上述行为定义的参与“存量活动”的货币，它们履行的是价值储藏功能。虽然传统的货币理论也承认货币窖藏甚至非理性货币窖藏的可能性，但是凯恩斯关于货币的金融循环的概念却远比货币窖藏的概念意义深远。具体说来，凯恩斯认为用于金融循环的货币包括两部分，即用于买卖资产的流动资本和预计将来资产价格变化而持有的非流动资本。当利率上升时，资产的价值将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此时，资产持有者将倾向于持有货币。同时那些预期将来利率将下降的人可能现在就会购买证券。凯恩斯将第一种人称为空头，而将第二种人称为多头。银行通过接受空头的存款贷给多头以购买证券从而起到中介媒介的作用。当均衡利率形成时，无论是多头还是空头，都将会对各自金融资产的经营状态表示满意。这种强调利率在调节资产存量中的作用，并将分析重点放在货币和其他资产的选择上的分析方法不同于传统的货币理论。凯恩斯存量分析方法的出现是颇有渊源的，关于这一点，后文将会安排大量篇幅来论述，这里只是略作介绍。
在二十年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货币理论是货币数量论，这主要是一种收入决定理论，主要强调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和现期收入相关的流量性质。但是，货币的面纱观以及萨伊定律决定了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只是一种机械的收入决定论。
二十年代以后，在英国，理论界开始对传统的货币数量理论进行重新审视。其原因有二：首先，维克塞尔的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并很快为广大英文读者所熟悉，他对传统货币数量论的经典批判对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战争的影响，欧洲各国经济波动加剧，如何平抑叠嶂起伏的商业循环，以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是整个二十年代经济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显然，主张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无法满足这种要求。
学者们在货币理论的研究中率先抛弃了萨伊定律，开始考察当储蓄和投资不相等时对经济循环的影响。对货币理论的分析也开始进入了实际生产领域，着重分析居民、厂商和银行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如何制定适当的银行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波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所以，这一阶段的货币理论的分析是围绕收入决定和经济波动而展开的，属于凯恩斯定义的产业循环的范畴，和传统货币数量论一样，强调的是货币融通生产和便利交易的流量性质。这一段时期内，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我们将在第八章中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理论。
到三十年代，凯恩斯提出了上述金融循环理论。后来希克斯又重新发现了这一理论[11]，他声称在《货币论》中，凯恩斯一共展示了三种形式的货币理论：1、将投资品的价格决定单独提出，并以储蓄和投资的均衡分析为基础完善和发展了原有的货币数量论；2、维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率理论；3、在谈到投资品的价格决定时，凯恩斯还提到投资者在银行存款和债券之间的相对偏好对价格的影响。希克斯认为上述第一、第二种理论没有太多新意，但是第三种理论却是凯恩斯对货币理论的最大贡献。因为其中投资者对银行存款和债券之间的相对偏好实际上就体现为一个经济主体自主选择的意愿，这为将微观选择理论运用于货币理论开了先河，预示着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的诞生。
凯恩斯在随后发表的《通论》中也基本上放弃了他在《货币论》中将货币的产业循环和金融循环加以区分的方法，开始强调希克斯所归纳的第三种理论，主张对无差别的公众出于种种动机而产生的货币需求进行分析。而且他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与货币的金融循环相对应的货币投机动机，创立了流动性偏好理论，却将与货币的产业循环相对应的交易动机置于次要地位。虽然他后来也提出了一个立足于货币的流量性质的“融资动机”的概念，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概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阐述。凯恩斯货币理论分析的存量特色为他的后继者所继承，后来的凯恩斯学派甚至货币主义对利率和货币理论的研究都带有浓厚的存量分析的色彩，把货币当作一种资产来看待，强调其价值储藏功能，着重分析人们对包括货币资产在内的各种资产的最优选择性为。
[1] 关于存量和流量概念的界定，参见，格伦·W·哈里森，“存量和流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46-50页。
[2] 最有代表性的便是，Harry G. Johnson1962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货币理论和政策”。“Monetary Theory and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LII(1962),339.
[3] 帕廷金承认自己在该书第一版的25页脚注17以及147页脚注16中对存量和流量的关系存在一些“过失”。
[4] Don Patinkin, Study in Monetary Economics, Harper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72.
[5] Don Patinkin, On Stock and Flows, Study in Monetary Economics, Harper International Edition, 1972,p.9.
[6] 同上，p.3.
[7] Hicks, J. R. 1965. Capital and Growth. Oxford; Clarendon Press, p.85.
[8] 哈里斯，《 货币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405页
[9] 希克斯，《可贷基金与流动偏好》，见蒋硕杰，《蒋硕杰经济科学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4页。
[10] 费尔南多·J.卡迪姆·De卡凡尔赫，“后凯恩斯主义流动性偏好理论的发展”，收入保罗·威尔斯主编的《后凯恩斯经济理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46页。凯恩斯的论述见《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十五章“工业流通与金融流通”，第204-215页。
[11] J. Hicks(1935), A Suggestion for Simplifying the Theory of Money, Ecnomica, NS, 2, February, p.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