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历史上560余位帝王中，蠢货不少，其中最愚蠢的莫过于楚怀王了，
楚怀王在位时，秦国派张仪入楚鼓吹“连横”，劝楚国断绝与齐国的关系，好让秦国从容打齐国。张仪对楚怀王一通猛烈歌颂后，口头许愿将商於（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600里地方割让给楚国。楚怀王信以为真，就和齐国断交。当秦国打败齐国后，楚国派人向秦国讨取土地，秦相张仪狡猾地说：“我和楚王商定是6里，没说是600里呀。”
楚国使节回国报告楚怀王，怀王大怒，发兵攻秦，却被早有准备的秦军打得大败，汉中地方反被秦国占去。于是楚怀王又想重新和齐国联合，秦国国君赶紧客气地给楚怀王写信，请他到秦国武关（在陕西丹凤县东南）相会，说要让给楚国很大利益，并当面订立盟约。大夫屈原劝楚怀王说：“秦国强暴得像豺狼一样，大王如今去秦国的领土订立盟约，准上他们的圈套。”公子子兰却劝楚怀王去，最后楚怀王没听屈原的话，上秦国去了。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怀王刚踏进秦国的武关，立刻被秦国预先埋伏下的人马截断了后路。在会见时，秦昭襄王逼迫楚怀王把黔中的土地割让给秦国，楚怀王没答应。秦昭襄王就把楚怀王押到咸阳软禁起来，要楚国大臣拿土地来赎才放他。楚国的大臣们拒绝割让土地，并把太子立为新的国君，即为楚顷襄王。
楚国人因为楚怀王受秦国欺负，死在外头，心里很不平。特别是大夫屈原，更是气愤。他劝楚顷襄王搜罗人才，远离小人，鼓励将士，操练兵马，为国家和怀王报仇雪耻。
可是他这种劝告不但不顶事，反招来了已官至令尹的子兰的嫉妒和仇视。他勾结靳尚等人天天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大王没听说屈原数落您吗？他老跟人家说：大王忘了秦国的仇恨，就是不孝；大臣们不主张抗秦，就是不忠。楚国出了这种不忠不孝的君臣，哪儿能不亡国呢？大王，你想想这叫什么话！”楚顷襄王听了大怒，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湘南去。
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富国强民的打算，反倒被奸臣排挤出去，心都伤透了。他到了湘南以后，经常在汨罗江（在今湖南省东北部）一带一边走，一边唱着伤心的诗歌。
有一天，屈原在江边遇见一位渔父。渔父对屈原说：“您不是楚国的大夫吗？怎么会弄到这等地步呢？”
屈原叹道：“许多人都是肮脏的，只有我是个干净人；将多人都喝醉了，只有我还醒着。所以我被赶到这儿来了。”
渔父劝道：“既然您觉得别人都是肮脏的，就不该自鸣清高；既然别人喝醉了，那么您何必独自清醒呢！”
屈原反对说：“我听说，刚洗头的人总要把帽子弹弹，刚洗澡的人总是喜欢掸掸衣上的灰尘。我宁愿跳进江心，埋在鱼肚子里去，也不能拿自己干净的身子跳到污泥里，去染得一身脏。”
后来屈原在流放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被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于公元前２７８年五月初五那天，抱着一块大石头，跳入激流滚滚的汩罗江。楚怀王之所以成为最愚蠢的帝王，就在于他搭上了中国历史上最顶尖的文豪屈原而遗臭万年。
国家的当权者之所以是个蠢货，就在于他分不清好赖话，不知道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容易被马屁话迷惑，从而被轻易愚弄，对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这不禁让我想起近期的郎咸平之争，郎先生本着一个经济学家的良心劝告中国经济界小心顾雏军的阴谋，却被许多经济学家如张文魁、张维迎、周其仁等批评，赋予他扰乱中国经济改革等罪状。如今顾雏军的阴谋破产，郎咸平本人却没有得到平反，而当初那些歌颂顾雏军、被轻易欺骗的、愚蠢的经济学家们也不出来承认错误。
我怎么看郎咸平有点像当年的屈原，“众人借醉我独醒”，这恐怕就是思想家加预言者的悲哀，尤其在中国更是如此。我也希望那些愚蠢的经济学家不要成为公子子兰，犯错误后反而更加嫉妒和仇恨，进一步加害郎先生。
在法制不完善的中国，中央领导所下的任何善意改革措施都会被贪婪的官吏们篡改，作为剥削老百姓的工具。所以冒然进行产权改革，只会让老百姓失去更多，改革更不得人心。
有产权就能激发管理者的积极性吗？我看未必。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东三原里抗英运动就是没有国家产权的最底层老百姓打的呀，而有国家产权的清王朝却并不大关心过国家的命运，反而割让香港和赔款。还有中日甲午战争后，有国家产权的清王朝割让台湾给日本，反抗的却也是台湾岛上那些没有产权的土著居民。我们又何曾看见清王朝进行什么积极的改革呢？维新变法也不过百天而已。说白了清末的改革本质还是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所做出的妥协。可见产权对于国家的强大并不能说明什么，也不是根本所在。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所著《国富论》里说：“君主也常常经营许多其它的商业企业，并想和私人一样，通过成为普通商业部门的冒险者来改善自己的财产状况。他们很少成功。君主事务管理中经常出现的浪费，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成功。君主的代理人认为自己主人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他们不关心按什么价格购买，按什么价格销售，不关心从一个地方 向另一个地方运输货物的费用是多少。这些代理人常常过着和君主一样的浪费生活，有时尽管有这种浪费，也能够用适当的方法去弥补他们的帐目，并获得君主那样大的财产。……佛罗伦斯共和国不得不几次偿还这些代理人的浪费使他卷入的债务。”
简单概括就是：国王做不好生意。为什么呢？因为国王把财富委托给代理人经营，而自己又很少关心，做生意无非是讨价还价的工夫，国王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代理人，如何不被代理人愚弄？最后反而要替代理人背一屁股债。
如今中国老百姓是中国的主人，那些国企老总是代理人，我们老百姓把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交给这些人管理，到最后肯定连骨头渣都剩不下，还要替他们背债（国债、外债等）。
《战国策 卷四 秦二》中说：“计者，事之本也；听者，存亡之机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意思是说：国家的决策是国事的根本，那些听意见的人掌握国家存亡的机会（听好的意见能让国家兴盛，听坏的意见可让国家衰亡），而误用错误政策却能悔改者，这样的国家管理者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