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古巴革命 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2



在执行这些政策时,政府官员并不打算取代经理人员在协调目前需求以及为未来分配资源方面的作用。他们只是在公司经理人员无法维持充分就业和高额需求量时才采取行动。联邦政府乃是作为一种最后手段的协调者和分配者。

在美国,工会和政府都未曾参与现代工商企业的基本功能。在协调当前产品流量以及为未来市场和分配进行资源分派的决策上,它们与老板或金融家的代表一样,没有什么直接的发言权。这些决策仍然决定于市场的形势。它们继续反映了经理人员的洞察力—如何利用技术和资本以适应其估计的市场需求量。

因此,经理式的资本主义乃是一种经济现象。它几乎得不到美国选民的政治支持。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现代工商企业是顶着民众和政府的反对而成长起来的。许多美国人—或许是大多数—都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大型企业。这种企业行使的集中化经济权力违反了民主的基本价值。它们的存在,阻挠了许多经济部门中的创业机会。它们的经理人员也无须(或有责任)对其权力的使用作出说明。

因此,具有几种不同形式的现代工商企业的出现,都引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和立法行动。对铁路,三种大量销售的零售商—百货公司、邮购公司、连锁商店,以及大工业企业的控制和管理,成了主要的政治争端。在20世纪的头十年内,有关对大公司的控制问题,事实上是当时首要的政治问题。抗议新型生意企业的活动,是由商人、小制造商、其他生意人,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农场主所领导的,这些人觉得其经济利益正受到新机构的威胁。其论点是基于传统的意识形态和传统的经济信仰,因而获得普遍的支持。可是到最后,这些抗议、政治运动和所产生的立法都未能阻挠新机构和管理它的新阶层的持续成长。    美国:经理式资本主义的策源地

美国之所以成为经理式资本主义策源地的一个明显的原因(虽然还有待验证的)在于其国内市场的规模和性质。在19世纪下半叶,美国的国内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全世界成长最快的市场。188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及人口是英国国民收入及人口的一倍半。到1900年,已为英国的两倍,而到1920年时,则为英国的三倍了。在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人口和全国产品的增长率都始终远远高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如法国、德国以及英国)的同一增长率。

美国市场不仅比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大、发展更快,而且还具有更高的同质性。美国的收入分配看来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平均。市场的阶级界线不像欧洲那样明显。美国市场的特点还在于它是一个新开发的市场,几十年前这里有许多地方还是荒无人烟,因而新型的现代工商企业更易于建立,因为老的一套经营方法还来不及成为惯例和变得僵化。

这种迅速发展的、同质的、开放性市场的存在,不仅促进了大量销售商的兴起,也加速了新技术的采用。这个市场刺激了最基本的创新成果—铁路、电报以及把煤用于熔炼工业、铸造工业和精炼工业的新技术—的迅速推广。接着它又促使美国人成为发展大量生产的机器和组织的先锋。他们发展出机器(通常以欧洲创新为基础)来大量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首先采用大量生产的方法来制造标准化的机器。

文化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差异,在推迟大型经理式的企业以及随后的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出现上,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建立在文化价值标准上的法律方面的差异,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谢尔曼法案禁止小型家族公司形成卡特尔,结果加速了美国大企业的成长。在欧洲,各家族公司通过不同的手段—在英国是通过控股公司、在德国是通过卡特尔—结成联盟,以确保持续不断的利润。即使当欧洲的公司合并为一体化的控股公司时,它们也主要是为了防御性的目的—确保销路和供应来源。这种公司实质上依然停留在联盟的水平,它并不雇用中层或高层经理人员来协调产品流量或分配资源。老板或其代表在每星期或每月的会议上确定价格、产量,并作出协调方面的决策。而在美国,这样的联盟是不合法的。谢尔曼法案和最高法院对它的解释,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压力,迫使各家族公司把自己的经营合并成一个单一的、集中经营并由支薪经理管理的企业,这种压力在其他国家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资料已能突出表明,进行管理协调和资源分配对具有现代技术的、城市的、工业的市场经济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它也强调指出了对此种机构和经理阶层进一步研究的价值。

描述和分析新机构的历史以及新机构在不同国家中执行其基本功能的方式,有助于解释现代经济的组织规则并揭示文化观点、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影响这些规则的方式。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是,这种研究能够在有关回答现代极端重要问题的方法方面,提供一点线索。它也许可以使人得到启发,那些受过狭隘培训的经理们(他们必须管理现代复杂的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过程)是怎样能成为一种对其行为—具有深远影响的行为—负责的人的。 

(摘自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1977年英文版),重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9月出版,第571~591页。邰友会摘编,本刊有删节。)

评论1:

路风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钱德勒这里提出的中心问题是:美国现代工业企业出现和发展壮大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从工商业史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著作汗牛充栋,但使这本书鹤立鸡群的原因,是钱德勒以充分的历史证据揭示出来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逻辑。

根据钱德勒的研究,美国到1840年时还没有出现大企业,但从1880年代开始,大企业迅速成为美国工业的主导力量。触发这个变化的条件是无烟煤的使用和交通通讯革命(特别是铁路的建设)所导致的大规模市场形成,它使经济活动的规模大到这样一种程度—置于行政(管理)协调之下的组织过程能够比市场交易过程产生更高的物质通过量(流量)。在这种条件下,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出现了。

通过量(流量,throughput)是钱德勒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指的是把投入转化为产出的速度。需要把握的是,生产组织的高通过量(流量)并非大规模市场形成的自然结果,而是有组织的管理协调的结果。钱德勒认为:“基本的组织创新是对协调和控制高额通过量的需要的反应。生产率的提高和单位成本的降低……更主要地是来自通过量在数量和速度上的提高而不是工厂规模的扩大。这种经济效益更多的是来自结合和协调通过工厂的物质流量的能力,而不是来自工厂内更高程度的专业分工。”因此,钱德勒所揭示的逻辑是,大规模市场的形成提供了产生速度经济效益的潜力,但实现这种潜力要靠专业化的管理协调;由于保持生产过程的高通过量(流量)需要保持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的稳定,对速度经济效益的追求还使企业产生了纵向合并的压力;最后,在集中化管理下的纵向合并导致了现代大企业的形成和管理革命的发生—由职业经理人所组成的管理结构代替了工厂主和股东,成为企业的实际控制者。

钱德勒准确无误地指出,生产率提高的源泉在于管理协调下的组织过程,而不是市场交易过程。因此,我们不要以为中国有了可以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就万事大吉了。要想成为一个高生产率的现代经济体,中国企业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还必须完成组织和管理的转变,其核心是建立或形成能够有效进行行政(管理)协调的管理结构。正如钱德勒所证明的,经济增长的源泉不仅仅来自传统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增长,甚至不仅仅来自这些要素使用效率的增长,而且还必须来自组织的创新—能够协调生产、分配和销售的管理结构可能是更重要的生产要素。 

评论2:

揭筱纹 四川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无论是纵向一体化还是横向一体化,无论是内生性扩张还是并购性扩张,由于管理、计划代替市场协调,使市场交易内部化于垄断企业或一体化扩张的大型企业,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因而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这就是“看得见的手”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为什么现代企业在其发展进程中更多地选择一体化扩张。

通过组织发展规律来看,美国企业管理革命的成功是一种组织创新的成功,它通过经理阶层的介入,提高了管理效率。经理人员已成为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决策集团,因此,在美国,随着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出现了所谓经理式的资本主义。“经理式资本主义”的出现使组织中个体的创新带动了组织的整体发展并为组织提供新的方向和路径。企业的不断扩张,导致垄断代替竞争,其实还是看得见的手代替看不见的手,是计划代替市场。这就是钱德勒在文章中所叙述的美国经济成长的历史,也是企业管理革命的历史。钱德勒以实证性研究阐述了经理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点恰好值得中国的企业管理所借鉴。我们期待着更多高素质职业经理人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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