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罗伯特森 罗伯特森和凯恩斯

战争的爆发中断了更进一步的学术研究，直到1920年，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合作才得以延续。整个二十年代，他们都在一起工作，并致力于将储蓄和投资分析以及利率理论应用于商业循环理论，而且重点考察了银行政策和商业银行的关系。围绕这两个主题产生了四本书：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和《货币论》，罗伯特森的《货币》和《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在这一阶段，他们对大部分问题都有着一致的理解和看法。凯恩斯的《货币改革论》中关于如何运用银行政策以克服经济波动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倚重于罗伯特森对该问题的研究，而且从该书中可以看出，当时凯恩斯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剑桥经济学的继承者，而罗伯特森对萨伊定律却自始至终保有批判态度。[6]

在罗伯特森写作《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时，他和凯恩斯之间曾有过一些分歧，但是到1926年该书出版时，罗伯特森根据凯恩斯的意见作了大量的修改，他们便又重新达成了一致。罗伯特森在该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中曾经写道：“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我和J.M.凯恩斯先生进行了多次详细的讨论，根据他的建议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我实在难以区分其中所包含的想法有哪些是他的，哪些是我的。”[7] 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主要介绍了各种形式的储蓄的定义，讨论了储蓄在商业循环中的作用，并发展了强迫储蓄理论，为银行如何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对付商业循环提出了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凯恩斯曾写信给罗伯特森说：“我喜欢这本书，虽然上帝知道，它是如此的简洁”[8]，后来他又写道：“我认为你经修改后的第五章非常出色——新颖且重要，我认为大体上是正确的，没有什么具体的批评意见，这一章是本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但是，他又担心很少有经济学家能读懂这本书[9]。

1928年，《货币》一书再版，在序言中罗伯特森提到：“我对约·梅·凯恩斯先生的感激……已经累计到了一种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程度。”[10]但是，到这时候凯恩斯的《货币论》的写作已到了后期，他们关于商业循环中的储蓄和投资行为、银行政策等的理解的分歧已经很大了。到《货币论》出版时，这种分歧已经难以弥补，最终到1936年的《通论》时，他们站到了相互对立的两面。罗伯特森始终信奉他在《银行政策和价格水平》的第五章中所阐述的强迫储蓄理论，而凯恩斯却越走越远，强迫储蓄在他的视野中已经不再重要，而逐渐被由哈恩和他自己所创立的流动偏好理论和乘数理论所代替。

罗伯特森和凯恩斯的分歧主要来源于后者对强迫储蓄概念的忽视。1949年，罗伯特森曾回忆起他当时的失望心情，并对凯恩斯从来没有真正把握他所提出来的时期分析方法表示遗憾。这种分歧导致了一些不同的概念和术语，凯恩斯的分析运用了储蓄和投资的总量概念，而罗伯特森却总是将储蓄区分为自愿储蓄和强迫储蓄，将投资区分为固定资本投资和流动资本投资，并分别考察它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同作用。在这时，他们都认为储蓄和投资并不必然是相等的，在罗伯特森写作《银行》的时候，他们对这种不等的原因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凯恩斯在《货币论》中为储蓄和投资的不等找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从而导致了他们的分歧。罗伯特森认为凯恩斯在《货币论》中持有的人们将所有获得的货币都尽数花出去的观点更接近于古典传统。他也反对凯恩斯将货币政策的目的定位于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银行创造信用以融通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的投资必然会伴随着商业循环中产出的合理波动，而这种波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不稳定。

在《货币论》写作的后期，罗伯特森和凯恩斯之间在公开刊物上的争论便开始了，哈耶克在1931年也加入了这场争论，后来霍特里也参与其中。这是一场错综复杂且充满智慧的学术大辩论，当时最重要的几位经济学家挟数十年的理论修为，各抒己见，互相攻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平常所说的概念和术语之争的范畴。

关于《货币论》的争论硝烟未灭，凯恩斯就已经开始准备他的《通论》了，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他和罗伯特森在很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但是他们依然在一起工作。只是对凯恩斯的新理论的批评主要来自剑桥的一批新生代经济学家，即所谓的剑桥大学“马戏团”，罗伯特森是“马戏团”之外第一个看到《通论》初稿的经济学家。1935年，罗伯特森就《通论》展开了深入的评论，凯恩斯也作了积极回应，但是罗伯特森对这本书越来越缺乏信心，他甚至很不客气地给凯恩斯写信说：“你的理论结构对我来说大部分都是胡言乱语（Mumbo-jumbo）”。这无疑冒犯了凯恩斯，1935年3月，他们之间的交流停止了，直到《通论》出版之后。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罗伯特森研究《通论》所花的时间比凯恩斯本人和其他任何一个凯恩斯主义者所花的时间都要多，几乎占去了他后半生的主要精力，使他没有时间去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希克斯曾经以讽刺的口吻这样描述罗伯特森考察《通论》时的认真态度：就象“一个拿着显微镜研究一幅修拉[13]画作的人，对每一个形状丑陋的瑕点进行抨击。”[14]下文中我们将简要记述一下罗伯特森的批判要点。

莫格里齐认为《通论》主要由四部分组成：消费函数理论、乘数理论、投资理论和流动性偏好利率理论[15]。罗伯特森对上述几个部分都有过系统的评述，我们将看到罗伯特森的发现是非常关键的，他作为一个严肃的经济理论家所提出的大部分批评都应该引起凯恩斯主义者的重视，而不应该象维尔森所说的那样把罗伯特森的论述看作是“掷于公众脸上的一罐油漆。”[16]

凯恩斯非常注重消费函数的分析，从消费函数出发，他引申出了乘数概念以及产出和储蓄的投资决定论。凯恩斯对古典理论所坚持的投资和储蓄通过利息率达到一致的观点展开了攻击，认为是投资决定储蓄而不是相反，与储蓄相关联的变量是收入而不是利息率。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的这种观点有过一连串的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都和凯恩斯的储蓄和投资的概念有关。

后来的解释者由《通论》导出了两种储蓄/投资的分析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乘数分析法，由于在比较静态中讨论问题，储蓄和投资将会即刻相等，即进行投资的金融需求会立刻由自愿储蓄所满足，没有必要由银行创造信贷资金或公众的强迫储蓄以满足投资的金融需求。这种方法认为在经济中只要有闲置的资源存在，即使银行增加信贷也不会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而在强迫储蓄概念下，只要银行创造信贷，即使经济处于非充分就业的状态，价格水平也会增加。罗伯特森并不反对消费和储蓄部分地由实际收入决定的看法，实际上早在《通论》出版之前他就持有这种观点。但是，在他的动态分析方法中，与此相联系的收入必须是有一期滞后的。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将发现罗伯特森对凯恩斯的批判实际上可以归结为对他的比较静态（或即时均衡）分析方法的批判。对于罗伯特森来说，消费/储蓄倾向是不稳定的，它会受到利息率、银行政策、信贷创造以及公众的窖藏欲望等的影响，从而乘数也是不精确的，而且凯恩斯还没有考虑到加速数的问题。

因此，对于罗伯特森而言，乘数并不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在用途的小积木”[17]，更不是一个什么里程碑。

由《通论》引申出来的关于储蓄/投资问题的第二个分析方法是“事前-事后”分析，但是他们在这么做时总是通过定义的方法使投资和储蓄达到一致，这和《货币论》中的经济的波动源于储蓄和投资不等的观点完全相反。罗伯特森曾说，这种概念的混乱“使我们又回到了前-怀特和前-维克塞尔时期，混淆而不是澄清了投资行为实施时所发生的事情。”[18]

凯恩斯坚持储蓄和投资是通过收入水平而不是通过利率而相等的观点，使他不得不放弃利率决定的可贷基金理论。由于利率和储蓄直接相关的观点会降低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从而危及他的乘数理论，为此，他不得不处心积虑，创立了利率决定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出于同样的理由，凯恩斯否定了生产力以及勤俭节约等因素在利率决定中的作用[19]，而这两者在马歇尔的理论中和在罗伯特森的货币性可贷基金理论中都是利息率的重要决定变量。对于凯恩斯来说，利息率完全由货币存量而非流量决定，这是一种纯货币的利息率理论。而罗伯特森的可贷基金理论认为利息率由可贷基金的流量决定，影响这些流量的既有货币因素也有实际因素。可贷基金的供给和需求随着银行政策、生产率以及人们的节约习惯等的变动而不断调整。

罗伯特森给凯恩斯的最终评价是：他“磨错了一把斧子，并沿着错误的街道往前猛冲”[20]。这里所说的“斧子”意指乘数概念，而“错误的街道”指的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

在《通论》中，虽然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罗伯特森和凯恩斯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但是，在某些方面也不乏一致性，特别是在有效需求和财政政策问题上。早在1915年在一篇政策建议的文章中，罗伯特森就提出了开展公共工程以对抗萧条的设想，并且强调经济萧条来源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且他一直坚信有效需求是就业水平的主要决定因素。直到1945年，罗伯特森还对庇古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中所提出的调节工资而不是总需求以解决失业问题的建议表示了不同见解。

在一些《通论》出版后的通信中，我们也能看出他们在其他很多理论问题上的一致性。1936年，罗伯特森在美国访问时曾将他当时所写的两篇关于国际经济的文章寄给了凯恩斯，凯恩斯回信写道：“读了你在美国的两篇文章后，我感觉在我们之间并没有太多根本意义上的分歧——甚至比你想象的还要少。……你会发现，你在哈佛写的那篇文章和我去年早期为泰晤士报所写的两篇文章走的是同一个路子”[21]。罗伯特森的回信也有相同的表示。凯恩斯也承认，他的流动偏好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获益于罗伯特森在两战之间的很多理论研究，同时又表示该理论与马歇尔和庇古关系不大[22]。

1938年，罗伯特森决定离开当时正被凯恩斯革命热潮所笼罩的剑桥大学，到伦敦经济学院去担任银行学系的系主任。在伦敦经济学院仅呆了一年，他便又因为战争的需要应招进入财政部，担任第三部长弗里德里齐·菲利普斯的经济顾问，负责国际收支工作，主要任务是管理国家的黄金和外汇储备。而凯恩斯却被任命为财政大臣的顾问。从此，他们之间的联系又开始了。1943年罗伯特森前往华盛顿讨论英美之间战时的租借安排问题，后来他又参与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筹备工作。围绕布雷顿森林会议，凯恩斯和罗伯特森再一次携手，对于这次国际金融大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两人都心照不宣，并埋头努力工作。凯恩斯在给他母亲的的信中曾说：“丹尼斯·罗伯特森是所有工作人员中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绝对是一个能够提供帮助的一流的头脑”。可惜的是，在这一段时间中，他们没空讨论《通论》和其他的经济学纯理论问题。

事实上，留给他们面对面讨论《通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战后，罗伯特森又回到了剑桥这个凯恩斯革命的中心，接替庇古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但是，这时剑桥已经没有了凯恩斯，他已陷入重病，并于1946年4月21日去世了！4月25日，罗伯特森在给大学生们的讲演中提到：“我很荣幸在战争的最后几年，于伦敦、华盛顿、布雷顿森林镇在我最尊敬的老朋友凯恩斯手下工作……。我曾希望在今后平静的年代里能够有一段悠闲的时光和他一起面对面地讨论一些教学和理论问题，这种讨论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难以进行的”[23]，但是，他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5] 同上，

[6] Robertson, D.H, A Study of Industrial Fluctuation, London: P.S. King, 1915. Preface p. xii.

7] Robertson, D.H, Banking Policy and the Price Level, London: P.S. King, 1926.p.5.

[8] The Collected Writ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1973. Vol. XIII, P.39.

[9] 同上，P.40.

[10] 1948年，当《货币》再版时，罗伯特森还曾在序言中写道：“不管是该书的初版和再版，我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先生的感激之情都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

[11] The Collected Writ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1973. Vol. XIII, p.202.

[12] 同上，p.211.

[13] 修拉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新印象画派点彩派主要代表，追求色彩分析，用不同的色点构成画面。

[14] J.R.Hicks, The Monetary Theory of  

[15] D.E.Moggridge, Keynes, Macmillan, 1976, pp. 96-7.

[16] T.Wilson, Roertson on Effective Demand and the Trade Cycle. The Economic Journal, Sept. 1953, pp. 555.

[17] D.H.Robertson, Essays in Monetary Theory, Essay No.9, pp.114-121.

[18] The Collected Writ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1973. Vol. XIII, P.497.

[19] 同上， p.510-519.

[20] Robertson, D.H, Utility and All That,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52. p.76.

[21] The Collected Writing of John Maynard Keynes, London: Macmillan.1973. Vol. XIV,p.250.

[22] 同上，p.94.

[23] Presley,J.R. Robertsonian Economics, The Macmillan Press, 1979, p.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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