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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探讨最多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实质就是要求我们一方面需要认识、利用和开发自然界，另方面又要保护、爱护和尊重自然界，这二者能不能调和呢?能不能找到一种连接点呢?现在看来不仅能够，而且必须。"自私而用智"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对于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但"用智"是人类本性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哲学一般地反对"用智"，这显然不符合"现代性"。因此，对中国哲学而言，应当扭转这一传统，变成积极"用智"，发展人的智性。但是，"用智"是有目的的。其目的无非有两种:一是"为用智而用智"、"为科学而科学"。这被认为是西方的传统，但是这一传统到现代社会，似乎发生了很大变化。就"人性"而言，也决不是智性一种。要成为全面的人，完整的人，就不能只"用智"而不关心别的。二是为了某种价值目标，这应当是问题的核心。按照中国哲学的说法，如果只是出于“自私”的目的而"用智"，那就是一种最大的障蔽和"限隔"，其结果便会丧失人性，也会失掉人生的乐趣。对此应当重新解释和评价。生态哲学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讨将引发人们更多的理性思考：
1、 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作用的时代，二者之间存在着全面的相互依赖的关系。一方面，人类的一切发展依赖于生物圈的健康和繁荣；另一方面，生物圈的继续进化又依赖人类的调控和管理。人和自然都同等重要。人和自然相互间的全面依赖产生了全面合作、一体化发展、协同进化的客观趋势，只有彻底放弃传统的发展模式，代之以可持续发展模式去指导当代人的发展实践，人类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2、人们在净化自然的时候也应净化心灵，使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变成一种生命的需要和习惯。中国是一个有众多民族，悠久历史文化和多种信仰的国家，如何在尊重人们的合理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前提下调动各方面的思想和精神资源，以解决近年来日趋严重的生态和环境问题，将是我们必须长期面对的一个理论课题。 3、人类应该运用生态学规律和经济学规律，合理的规划自然资源的保护、约束自然资源的使用。如果我们不顾生态规律，一味掠取自然资源，以获取眼前的经济效益，这个经济效益将随着自然资源的枯竭而效益递减，直至不再有经济发展的资源基础。 这种发展经济的做法不能保证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不能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是不可取的。在这个问题上，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只顾局部利益，不顾整体利益，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如果我们经济发展了，口袋里有钱了，但空气变坏了，水变坏了，蓝天不见了，绿地不见了，我们的生活环境变糟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反而下降了，这是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呢？发展经济也好，保护环境也好，必须服从全体人民的幸福这个最高目的。再说，环境搞坏了，人民的身体健康遭到损害，医疗费用指数上升，经济上是不合算的；同时，投资环境恶劣了，经济发展的后劲也没有了。 4、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不能超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可持续发展不仅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公平，还要求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资源和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离开了前者，后者的生存与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求得发展以“满足需求”的同时，要顾及“限制”因素，即“发展”的概念中蕴涵着制约因素。最主要的限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即自然资源与环境。不言而喻，人类的存在和活动必然会对自然生态系统进行干预并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要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把人为干预自觉地控制在生态系统维持自身的动态平衡所许可的范围之内。“发展”和“需求”要以生物圈的承受能力为限度，要保持各种陆地的和水体的生态系统、农业生态系统等生命支持系统以及有关过程的动态平衡，“发展”一旦破坏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造成生态失衡，“发展”本身就会衰退，“需求”就难以满足。 5、在生态系统中人不是一般消费者（动物），而是生态调控者和人工生态系统创造者。人比动物所优之处在于人以文化的方式生活，人依靠文化使自己成为地球上最成功的物种。但是，如果把这种区别绝对化，甚至认为人可以脱离自然规律的影响而统治自然和主宰自然，则是错误的。人、社会和自然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是不可分割的，把世界区分为自然界和社会只有相对意义；而人和自然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比它们之间的相互区别更重要。自然界是“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内在机制，自然因素支持和参与社会历史的创造，从而获得社会历史尺度，我们要重视自然界对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我们的历史观，不应是关于纯粹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因为自然因素参加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观应是包含自然因素的历史观，或“文明的生态史观”。 6、“科学”合理的安排自然资源的使用，固然有可能导致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但也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在生态学史上每每出现人算不如天算的尴尬局面。 本世纪初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为了保护亚利桑那州北部森林中的鹿，大肆捕杀狼。结果，鹿过量的繁殖，小草和树木都被吃不了，绿色植被急剧减少。植被一减少， 鹿就大量的死亡，结果森林和鹿都没有保住。本来狼吃掉一些鹿，可以控制鹿的种群数量，而且吃掉的都是一些病鹿，反而有效地控制了疫病对鹿群的威胁。老罗斯福本来想“科学”合理的保护对人类有用的自然资源，结果并没有保护住。对“科学”安排的过分注重，建立在古典科学的决定论之上。当代非线性科学表明我们的世界本质上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对科学的过分依赖，与最新的科学精神也不符合。科学的方案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能起的作用将是有限的、非本质的，端正人对于自然的从属关系，确立“道法自然”的思想才是关键，科学所能发挥的有限作用也需要以此为前提。我国学术理论界对此层面的思想，目前认同不多。 7、人类以幸福为目的愿望固然不错，但人类对幸福的理解可以多种多样。美国那种高消费、高能耗但通过向别国转嫁环境熵依然保持优美环境的幸福生活，是否是 全人类应该追求或者能够追求的模式呢？人类幸福的追求不能求诸于外，只能求诸于内。知足者常乐，其乐融融。与天下万物和睦共处，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方面的思想非常丰富。但是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中，许多此类的思想被当做阻碍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绊脚石一脚踢开。今天恢复这一层面的思想难度更大。 8、要真正解决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就应当从人自身做起，从如何实现人性，完成人的“天职”做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道理就在这里。我们既需要发展科学技术，更要关心人文价值，使二者能够更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不能再跟在别人的后面跑了。（实际上，在西方社会，人们对自然界的态度已经有很大变化）我们应当发挥自己的优势。何况，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当着眼于全人类的发展，为人类作出贡献。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具有人文主义宗教精神，如果能从中吸取丰富的精神营养，就能贡献于人类，使人类进入一个有美好家园的21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