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去岁郎顾之争的一个题外意义就是经济学至少中国的经济学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有着尖锐观点对立的。中国的经济学家到底是不是也存在着泾渭分明的两端呢？是不是也存在着左与右的问题呢？ 国际范围内经济学是有左与右之争的，比如新古典是秉承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相对保守，在经济学板凳上坐的偏右一点；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信奉政府干预的重要性，被视为观点激进派，在经济学的板凳上坐的偏左一点。而板凳的两端分别坐着马克思和哈耶克。在美国，经济学有所谓的咸水派和淡水派学术划分，声誉日隆的芝加哥大学因为地处五大湖区，成为淡水派的中心；而哈佛等名校因为是沿海地区，有同芝加哥传统截然对立的学者像萨缪尔逊、托宾等凯恩斯学者把守的重镇而成为咸水学派的大本营。近年来，该地区名校又招入曼昆、萨莫斯、克鲁格曼等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新锐，看来要把咸水学统坚持到底。中国人对所谓左与右是有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因为当年左与右不仅是学术之争，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屁股坐不对轻则身败名裂，重则粉身碎骨。在今天，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似当年之硝烟弥漫，打开国门，放眼望去，其实左与右的问题在各个国家也都存在，而且人们的大脑分为左右半球，看来左与右之争要伴随我们始终，只是左右问题可能不大会关乎身家性命。追根溯源，左与右的区分，是出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大革命初期，1789年5月，国王召开三级会议，贵族与僧侣坐在右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其后，国民会议召开时，主张民主、自由的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皇派、保守派坐在右边，无形中形成左右两派。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座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后左派、右派即逐渐成为政党派别政治上激进或保守的代名词。雷蒙8226;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对“左右翼”的发生提供了类似的答案，他说：“依照李翠（Littre）的观点，所谓‘左派’意指法国议会中的反对党，这个党的席位恰好座落在总统的左手旁，故称”。议会意义上的左与右最后发展到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上。通常从经验上来说，称为右翼的在目标与手段上保守一点，称为左翼的在目标与手段上激进一点。在求学过程中，有幸同多位经济学家接触，其中有人是自己的任课老师，还有是自己的授业导师。发现中国的经济学家虽然不像美欧经济学发达国家，学术之争面红耳赤，但观点对立却也明显。用左与右来划分不但是一件合理看来也是合情的事情。经济学家之右翼根据我的第一手和第二手经验来看，经济学家的右翼观点基本是彻底的自由市场主义者，他们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好感，或者是因为他们都有欧美求学的经历或者有极左当道年间的痛苦经历，即使苏东改革中的挫折也没有导致他们对西方所谓自由市场的反思。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哈耶克式的，基本表现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信仰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推崇。根据观察，这些有的经济学家在性格上也是有着共同特征的，右翼的经济学家们更加理性，有更冷静的头脑，有着高超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精明的为人处事的方法，总之他们是活得明白的那一类人，无论是学术上还是生活中他们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他们更擅长于微观的分析和逻辑的演绎，更能抓住细节性的问题和有更强的动手能力。也更有可能是实用主义的，也就是所谓的根据目的去找手段的那一类人。经济学家之左翼去岁郎顾之争，支持郎咸平的国内经济学家，曾经有专门的报道称之为非主流经济学，有些学者自己也号称要举起非主流的大旗，其实以我来看把他们成为新左翼也不算是冒昧，因为其中有人确实是在咸水派的国外学院作过访问学者，而关心民生疾苦也算是左翼人士一贯的优良传统，当社会不公凸现，扛道义大旗，成一家之说也算是适时而生。这些偏左一点的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更加信奉，马克思甚至罗宾逊夫人的学说也有市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政府须关心民生疾苦，政府在经济中需有所作为。如果说右翼学者们有良好的逻辑，那么左翼学者有超人的直觉。如果说右翼学者们更擅长微观分析，左翼学者们更能把握宏观领域。如果说右翼经济学家有着冷静的思维，左翼学者们的热情与责任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时势造英雄，经济学说的兴衰也大致如是，虽然有人呼吁多做形而上的学问，少关心现实与应用，但是经济学本身是用世的学问，纯理论的演绎最终不能逃脱现实的考证。左派也好，右派也好，都是随时势的浮沉而波动。大萧条使凯恩斯革了新古典的命，创立了宏观经济学。而新古典的宏观经济学又把凯恩斯批得体无完肤。新凯恩斯的新锐们又拿起扫帚，准备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扫进垃圾箱。国内境况也大致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思想领域左的思潮的束缚，向西方学习，自由市场的繁荣给了贫困的中国人莫大的冲动。随着建立市场经济的精神的自上而下的确立，相信右的经济学家们成为主流一点都不稀奇。经济连年高速发展，社会物质初步繁荣，富裕阶层渐渐壮大，此时的分配不公问题，民生疾苦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可算是水到渠成。在这些方面一直倾力的经济学家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应该是时代的召唤。
经济学、经济学家划分左与右不是挑起门派之争，因为中国的经济学还处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还没有到创一家之言的时候；更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划分敌我，毕竟那段狂热的时期已经成为一段警示后人的历史。我们的用意是让人们记住观点的交锋和同一事物的两面性以及中国的一句千古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我们需要正反两方面意见的交锋，我们需要学术的争鸣，真理越辩越清。我们需要不同的声音，而不是所谓权威的话语权垄断。在观点与学术的争论中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也许会浮出水面，少走若干弯路。事实证明只有一种声音的学术是没有生机与活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