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9月16日晚，在西班牙东南部城市埃尔切发生攻击并焚烧中国侨民鞋店的恶性案件，烧毁了价值100多万欧元的货物。“烧鞋事件”是当地进口替代产业从业人员采取的极端的对中国鞋的反倾销行为，有人把这种行为称为“民间壁垒”。这种极端的民间反倾销行为较之当地政府对进口品征收反倾销税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次事件并不是中国鞋类出口贸易第一次在国际上遭到的狙击。2003年冬，20多家温州鞋企的鞋类产品在意大利罗马被焚烧，欧盟由于害怕2005年1月1日中国鞋配额取消后带来的冲击，准备在今年秋季，对原产于中国的鞋类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俄罗斯2004年2月12日，俄罗斯内务部出动大量警力查抄莫斯科“艾米拉”大市场华商货物，包括温州鞋商在内的中国商人，此次损失约3000万美元；最近津巴布韦对中国出口的鞋竟然提高了1000倍的关税！ 西班牙方面以如此激烈的方式抵制中国制造鞋子的原因很简单：中国的鞋太便宜了。中国鞋卖得好，除了款式新颖、做工精良外，价格实惠是一个重要原因。据悉，西班牙企业生产的一双旅游鞋最低价格为20欧元，但是，中国人生产的同样旅游鞋仅为3到4欧元，甚至2欧元。据西班牙报纸报道，由于近年来中国鞋子大量进入西班牙市场，西班牙鞋厂工人失业人数剧增。以埃尔切市为例，2002年该市有12家西班牙鞋厂破产，2003年增加到14家，今年头7个月已经猛增到26家，1000多名工人失业。 中国生产厂商在鞋价如此便宜的情况下还有利可图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成本低廉，或曰成本优势。而制鞋业是比较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我们的成本优势主要是因为劳动力低廉。廉价的劳动力使得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中国生产的这类劳动密集型产品卖到了世界各个角落，这一点也为不少经济学家津津乐道。问题是中国的劳动力真的如此便宜吗？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制造产业工人的时薪费用（美元/小时）大约为1美元/小时（最高为前联邦德国地区28.28美元/小时，最低为斯里兰卡0.5美元/小时）就此而言，中国的劳动成本确实低廉，而如此低廉劳动的代价是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所谓不体面的就业机会是指随意延长劳动时间，有毒、有害的恶劣生产环境，价格更加低廉的小时工资，缺乏社会保障。不体面的就业机会在中国非国有企业中比比皆是。国内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的增长速度，不得不屈服于资本强权，人为地制造一种不利于劳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有些外资企业甚至明确表示，如果由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他们就搬家，另谋地盘。 中国工人的低工资使他们的生活质量一直被控制在非常低下的水准上。工资低，便仅仅能够维持基本生存需要，而难以满足除生存需要之外的较高层次需求，比如没钱提高自我、让子女接受好的教育，不能购买相对适宜居住的住房等。也包括没有享受业余文化消遣的机会、只能乘坐条件恶劣的交通工具等等。而尤令人感到失望的是，由于失业人数及提出工作需求者越来越多，这种低工资现状在相当长时期内将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也就是说，我国工人普遍提升生活质量的愿望短期内将难以实现。 低工资“成本优势”其实也是权利缺失的产物。一个人所得到的与其所付出的远不相符，就表明该人的劳动与价值没有得到全然显现，这就是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结果与反映。过低工资得以长期维持，也表明企业工会没有在维护工人权益方面发挥应有作用。这也是工人权利难以得到尊重的重要原因。“低工资成本优势”能得以继续保持，甚至扩展，且为部分国人所津津乐道，甚至引以为自豪，这背后其实也隐藏着社会中权利观念普遍淡薄的事实。当然，也不是没有工人对明显不公的工资提出过异议，但结果肯定是要面临被解雇或受到其他报复的命运，这就使得绝大多数人在过低工资面前只能选择无声无息。中国工人的低工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工人极其缺乏决定工薪的谈判力（bargaining power）这种情况又是因为在许多行业和企业中没有工人的自组织—工会—造成的（即使国有企业的工会也只会且只能组织一些员工文体活动，做一些计划生育政策宣传，充其量只是一个俱乐部）笔者看到过一则耐人寻味的报道，天津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的管理层在一次讨论员工福利待遇的会议上，外方高管要求工会主席参加会议。以他在国外的经验他深知如果没有工会的参与和配合，这种会议上形成的决定和措施都是一纸空文，而中方高管由于我们共知的原因而对此深深地不以为然，觉得可笑之极。在成为笑柄的同时，相信这个外方经理一定会感慨中国的投资软环境有多好。某个股份制企业甚至还发生了当工人与管理层产生薪酬纠纷时，该企业的工会居然为管理层辩护的荒唐之事。这里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中国非市场经济之争。目前除了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尚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它们认为中国还没有达到市场经济标准。美国为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制定的标准为：（1）货币可自由兑换程度；（2）雇员与雇主谈判工资自由程度；（3）允许合资及外资准入程度；（4）政府对产品产量、定价和资源配置的管制程度；（5）调查当局认为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我们要达到第二条标准的要求得做多大的努力，做多大的变通？或者说要美国在这一点上做出让步我们要放弃多少利益？回想到中国加入WTO与美国谈判的艰辛和我们付出的代价，笔者不敢乐观。
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弹性如此之大、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如此之强、劳动者的工薪谈判力如此之弱、劳工基本利益的代言人（工会）形同虚设或干脆不设，决定了中国工人只能获得低工资和不体面的就业机会，形成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其实质是中国的劳动者以自己福利的损失对出口产品进行了补贴！ 不仅如此，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企业产生的外部成本（外部性）并没有计算到中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中去，这又发生了一种补贴。我们知道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有一个动向，那就是附加值低、环境代价高的产业在近20年来非常有序地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中国可能是这类产业的最大承接国。当我们看到中国有望超过日本成为第三贸易大国时，看到中国产品行销全球时，看到外贸对中国经济强劲拉动时，我们更应该看到为此付出的环境质量下降的代价。 我国森林覆盖率为１２%，远远落后于２２%的世界平均水平，且仍然在进行商业采伐之中，。我国的多种矿产资源则已经或正在遭受疯狂的掠夺性滥采乱掘。其丧心病狂的程度，在不绝于耳的各种矿难事件中可见一斑。我国人均占有水资源约２７００立方米，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１／４，且所有自然水系几乎全部已经污染或面临污染。在空气方面，全国几乎所有城市都已经程度不同地遭受污染，在世界一百九十多个国家空气污染最严重的１０个城市中，我国就占了４个。当乘坐飞机来到沈阳、太原、西安、兰州等等大城市上空，俯瞰下去，整个城市都被笼罩在工业粉尘和化学烟雾之中；当沙尘暴一次次漫卷大半个中国，酸性粉尘和沙尘已经隔海漂浮到了日本列岛、韩国、台澎列岛上空；当飞机飞过南海、东海、黄海、渤海上空，几乎所有沿海城市的海面上，本应湛蓝的海水几乎全部变成一片灰黄，其间还有大片大片可疑的红色、绿色、褐色、黑色等五色斑斓的水面。我们最喜欢吃的国产黄花鱼和国产带鱼，早就由于污染而发生畸变了。许多河流和自然水域的自我净化功能因污染过重而丧失殆尽。中国在快速工业化进程中，由于环境监管的严重滞后，那些污废排放企业造成的外部成本还远远没有内部化，这些成本没有算进企业的生产成本，而是被中国不同地区的居民不同程度地承担了。中国居民因环境质量下降而造成的福利损失又一次对出口产品进行了补贴。 在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象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环境要求低的低端产品生产上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有比较优势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便宜（这一点通过以上的分析要大打折扣），环境要求低的产品有比较优势则是因为中国排污费用低而形成的比较优势。因此在国际贸易理论中林林种种的解释比较优势的理论里，要无奈地加上一个理论：可排污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或不可排污的比较劣势（发达国家）。 由于中国劳工的不体面的就业机会和中国付出的环境代价对出口产品的两层补贴，造成了对进口国的持续性倾销，使得中国出口产品屡遭外国反倾销制裁，尤其是那些国内有大量进口替代品产业的国家的抵制（例如这次发生“烧鞋事件”的西班牙埃尔切市就是鞋类产业的集聚地，被誉为“欧洲鞋都”）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低价出口的产品并不廉价，不管有没有受到反倾销制裁，我们都付出了不菲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