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文明，其文明的深度和广度，只有西方文明的代表－雅典文明犹可望其项背；但同时，两大文明体系却又存在着众多的不同。本文从宽泛抽象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这两大文明体系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经济学视野出发，试图导出这两大文明体系存在差异之原因。无疑，正确理解和把握两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差异及其原因对于我们是有益的。 关键词：中华文明 雅典文明 诱致性变迁 强制性变迁 有学者道：“西方人恰如智者乐水，东方人恰如仁者乐山。”果如其乎？中华文明就其渊源、深度和广度而言，只有希腊文明可以相提并论，其他文明难于望其项背。即便希腊文明，中间也发生过断层。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还是荷马的《伊里亚特》与《奥德塞》；其深度与广度难与吕尚的《周易》、孔子的《论语》相比。其行文的构造的缜密程度与简洁程度以及行文所体现的思想深度都难与中华文明典籍中所体现出来的相提并论。但同时我们对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尤其是希腊文明做一比较大致可以发现其文明差异之处主要表现在：无论是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或是法律法典还是政论方面的典籍而言，西方文明一般是反映一个事物的两方面，即使是它们的神都具有两面性；而东方文明在刻画一个事物都基本是以一个角度去刻画的，朱墨分明，线条清楚；尤其是东方文明在刻画正面人物时都是隐恶扬善，尽善尽美。这虽具有一定的正面宣教引导作用，但同时容易使人们丧失对客观事物的全面判断。西方文明所体现的制度性文明表现于其法律制度的相对发达与其制订的主体的草根性，东方文明所体现的制度性文明表现为道德规范的发达（礼乐的发达）与其法律制度制订主体的上层性。中华文明在二千多年时间里，在社会秩序中起主导作为的更多的往往是道德规范（礼和乐），而其法律的制订往往是出自皇帝的金口玉律。而西方文明在早期便有元老院与平民院之分，还有执政官与保民官之分；其法律的制订、诠释与执行是多个对立统一体博弈之间的结果。比较西方文明典籍与中华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可以发现：西方文明所记载的战争的流血程度没有中华文明所记载的战争那么深，即便是炎黄之争，也是灭了千百个邦国，血流漂杵的；西方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后果基本上不存在把对立面赶尽杀绝，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之后，最终通过双方妥协谈判之后达成新的政治体制，其所形成的新政治体制生物链更长了。而东方文明典籍所记载的战争基本上都是经过战争之后，弱的一方便不复存在，又形成新的集权政治，其集权的程度更广更深了。比较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中的产业历史，可以发现：中国历来就强调重农抑末，从商之人为贱藉，而工艺被认为是奇淫机巧；而西方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与工艺的发展的，亚历山大发动战争时便借贷过，其所到之处商人云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商业这个产业的性质是开放的，而农业这个产业是相对封闭的；故中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是基于自给自足的封闭性的农业体系之上的经济体系；而希腊文明及其随后的罗马文明等更多的表现为商业性文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相对封闭，同时也相对稳定；商业体系相对开放，同时也相对不稳定，具有更大活力的潜力。在市场需求十分有限，生产手段十分落后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可能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与挖掘；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也就是我国的明末清初时，由于海外市场的扩张与生产方式的改善（股份制的出现）以及工业大革命所引致的生产技术的提高时，这种自给自足的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便日益显现出弊端来。在加上明末官僚体系急剧膨胀，管理体系效率十分低下，而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仍旧保持原有的模式，故形势便急转直下，一落千丈了。关于产业源流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就世界整体角度而言，三大产业产生的变迁过程是大致一致的，但为什么中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把自给自足的农业体系作为自己的支柱产业，而其他产业是那么的弱势；而西方国家产业之间的差异就没有中国明显，其商业和工业的地位也得到了应有的保持，虽然基督教也是反对高利贷的？比较发现，在早期的克里特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以及随后的葡萄牙文明、西班牙文明、荷兰文明及其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文明那里，它们所处的地域都是十分狭小，大部分地域濒临海洋，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可以用于农业生产的肥沃土壤肯定有限，故而只能在其他产业当中寻找出路。正所谓：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
但为什么在中国却没有形成比较强大的商业与工业体系呢？要知道，早在春秋战国时，著名的范蠡隐居之后便成了陶朱公的，可见那个时候的商业就比较发达了，可是后来为什么商业会衰落下去呢？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当局者所推行的重农抑末的政策有关，但是否还存在其他原因呢？如果存在，这些其他原因又是什么呢？而当局者为什么要推行这样一种政策呢？可以肯定的是：除了当局者的政策之外，肯定存在另外的原因，其中之一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而言，可以称之为引致性变迁。即我们当时的农业生产体系比较健全，其生产的产品大都可以自给自足，所以不需要交换，故不能推动商业的发展。商业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对商业的需求，其深化与推进，来自于需求的深化与商业构建能力的提升。一方面，从农业的引致性变迁角度出发（农业自给自足能力的相对发达导致商业需求不足），商业的需求受到削弱；另一方面，从政策的强制性变迁角度而言（当局者对商业的抑制），商业的构建能力受到约束；故而，商业在中国没有取得它应得的地位。但为什么当局者要控制商业的发展呢？果真如历代当局者所言：商业是农者弃其地，闲游好事之业吗？恐不其然，当局者对于商业发展的控制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在春秋时期，管仲便弄了一个“士农工商，无以杂处”，虽然鼓励各行各业的发展，但同时也加强了对各行各业的监管与控制。到了唐宋时期，便有了坊市制和宵禁等对于商业限制的制度了。商业强调流动性，如果商业相对发达，必将提高当局者的监管难度与监管成本；另一方面用西方学者的语言来讲，中国历朝历代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比较弱，故而，当局者无论是从成本角度出发，还是从自身的能力着手，都是会限制商业在可控的范围之内以利于自己的统治的。但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时，当世界上其他主要国家都在经历革命性的工业和商业变革时，同时在文化领域发生翻天覆地的“文艺复兴”时，中国为什么仍旧保持着原有的发展轨迹呢？为什么既没有上层，也没有下层来推动这一产业以及文化方面的革命呢？原因复杂，其中之一可能是原有生产方式形成的路径依赖所致，因为原有的生产方式在旧有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组织程度条件下是比较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故而中国在物质文明上一直以来处于世界前列，故而从上层到下层养成了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依赖性，对新的生产方式所焕发的生命力估计不足；同时，从文化文明角度来讲，中国虽一度在春秋战国时期产生过璀璨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但自从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历朝历代的当局者对思想钳制都很厉害，故而普通民众在公众场合都是莫谈国事，从而只能为当局者唱唱赞歌，要不只能清谈、空谈与玄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来讲，就比较重视对自然规律的研究和利用，有点机械主义（mechanism）的味道，到了十七世纪中叶时，由于培根的试验主义与后来的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兴起，大大地促进了其学科研究的科学性与理性的发展；故而最终结果是：中国的孔子可与亚里士多德齐名，但中国未能有人能与牛顿、爱因斯坦齐名。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由思维差异而引致的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在思维上，表达方式含蓄、抽象且跳跃；而西方人表达方式直率、具体且连续（logistic）；中国文化更侧重于对人文文化的挖掘，而西方文化相对侧重于理性、大自然规律的挖掘。故中华文明更体现为人性文明，西方文明更体现为物性文明。关于文明的分类与差异，顾准曾经把世界文明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大陆性文明，二是海洋性文明；大陆文明下的政治构架都表现为人身依附性很强的金字塔型的结构，而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构架大都表现为相对比较活跃的梯子型的结构。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别，主要是海洋性文明下的人们经常要通过渡海而迁徙或经商，而在大海之中，任何人必须抛弃自己原有的身份，重新达成协议以共渡大海。而大陆性文明之下的文明主要通过地产的控制与配置来维护政治构架的。从而大陆性文明表现为人身依附型，而海洋性文明表现为相互依存型。如此，法律的制订、诠释和贯彻的主体都是不一样的，故而法律强制的对象和内容都不一样，贯彻的好坏程度也就不一样了。据此而言，中国的政治体制历史以来都表现为一种委托代理制度一般，海洋性文明下的政治制度更象一个股份公司，大伙都持有股权的，故人人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时就有可能达到整体的最大化；而我们向来的政治体制下的人，都是希冀不干活又希望能多分一点蛋糕的人。故而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监管与反监管越演越烈，随着监管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重新洗牌。故我们历史上的政治体制看似集体主义（皇帝是这个集体的最高代表人），但实际上个个都打着集体的旗号各行其是，中饱私囊。所以可谓：名谓集体，实为私人。而海洋性文明政治制度下的人，虽看似追求个人主义，实则每个人都在做好自己的事情，同时把蛋糕做大，也同时更好地划好他们所集体乘坐的这一条船，所以从这方面讲：既为个人，也为集体。关于人口与土地的关系，我们仔细比较后发现：中国人口快速增长时期始发于宋末年间。人口的快速增加源自两个方面：一个是人口承载力的大小，二是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人口快速增加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力所能承载的人口水平比较高，相当于其他国家而言。另一方面，人口需求愿望的提升反映了中国人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还停留在早期判断标准上。这种思想同样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引致的，因为在自给自足经济体系里，人们所需求的东西都来源于家族内部的供给，故而看不到分工与协作的必要性与先进性。从而人们对力量的判断便主要取决于家族人口的多少。由于政府对其他产业的限制，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得土地占有细化，精耕细作进一步深化，从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得以进一步巩固。周而复始，便形成了一个从人口增加到小农经济体系深化，再到人口进一步增加这样一个不利于大生产的恶性循环。但是，西方世界却走的另一条不同的道路。一方面，商贸往来的增加使得他们日益认识到分工和协作的益处与必要性，从而他们对力量的判断主要取决于分工和协作的好坏；另一方面，因为没有类似中国的限制商贸的政策，从而技术革命和文艺复兴带来的生产方式革命使得分工和协作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商贸往来，最终形成了统一世界工厂和市场。关于人的欲望，东方文明表现为内敛型，而西方文明表现为外张型。中华文明向来在孔子的“克己复礼”和老子的“小国寡民”等思想影响下，一直强调对内在精神世界的自省和对外在物欲的克制；而西方世界在不断深化的分工和不断促进的贸易往来的交往中，越来越重视对物质世界的征服和对物质的占有。从而相对而言，东方世界的精神文明更为发达，而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更为发达。总之，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既有很多相同之处，又有许多不同之处。继承自己文明精华之处，同时适当地吸收西方文明的可贵之处，是一个摆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一个紧迫且严重的问题。这一问题处理好了，关系到中华民族是否能真正长久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关系到我们国家是否真正能长久地繁荣昌盛，关系到我们党、我们人民是否真正能处于浩浩荡荡的世界历史潮流的前列而不是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参考文献1. 《北史》（全十册）；【唐】李延寿 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第1版2. 《先秦与古希腊：中西文化之源》；刘红星 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第1版；【北图】2000.K12.L627.43. 《麟台故事校证》；【宋】程俱 撰；张富祥 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12月第1版；【北图】WJDR.2000.K244.066.C7484. 《五千年演义 南北朝始末》；阎德荣 著；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1989年11第1版5. 《（资治通鉴）突厥回纥史料校注》；杨圣敏 校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6. 《怡情四书》；薛友 编著；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7.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全二册，上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8月第1版8.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 撰；东观奏记；【唐】裴庭裕 撰；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9月第1版；【北图】2004.K242.066.Z482.69. 《国语集解》；徐元诰 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6月第1版；【北图】WJDR.2003.K225.xyg10. ，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 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第1版11.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1册）；朱东润 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9月第1版12.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2册）；朱东润 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13.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1册）；朱东润 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月第1版14.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2册）；朱东润 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6月第1版15. 《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下编第1册）；朱东润 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16. 《子史精华》（上下册）；【清】张廷玉 等；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17. 《中国通史》（上下册）；周谷城 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8月新1版18. 《繁露集》；戴逸 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19.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奥斯特罗姆、菲尼、皮希特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20. 《新制度经济学》；埃格特森 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1. 《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克尔 著，加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22. 《自由、市场与国家》；布坎南 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23. 《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布罗姆利 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24. 《新制度经济学》；菲吕博顿、瑞切特 著；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5. 《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 著；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