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重新评价中国传统经济时，可以看出转折发生在15世纪。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15世纪都是经济史的一个转折点。这时，欧洲开始走出中世纪，市场开始挣脱封建因素的桎梏，获得长足发展。市场与市场力量迅速成长，最终扩展到整个社会经济领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源配置方式与力量。在中国，商品经济和市场因素的发展在唐宋元时期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到明代中期陷入停滞甚至萎缩，最终未能冲破自然经济的藩蓠。
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具有强大的约束和扭曲市场及其力量成长的力量。从劳动力刚性管理到产业结构凝固化，从国家直接经营工商业到官府支配下的商人运作，从农村金融的控制到税收改制的虚置．中国古代几次大的经济改革所呈现的演进轨迹是政府对市场管制的步步加深，正是这样的管制使中国历史上尽管有市场的交换行为和一定规模。但在本质上是一种前市场经济，或者如程念棋所说．是由看得见的手“操纵的”财政市场。
盛洪写过《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一文，对先秦思想家的一些精彩论述颇感自豪，这是有理由的，因为在那时已产生了非常深刻的自由经济思想，如西汉的司马迁把政府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问题在于，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并没有转变为实际的经济体制。论及桑弘羊的历史作为，一般的说法是他在汉武帝要“变更制度”的当儿，改革了汉初以来的财政经济政策。众所周知，汉初实行的是“无为而治”，经济上比较放任。让人民休养生息，因而取得了“文、景之治”。把这样的制度改掉了，国家财政虽然可以充实，社会经济的演进路径却已转向。如果将先秦时期的自由经济思想比喻为“健康基因”，那么桑弘羊的改革无疑是这种“基因”受到“扼制”的契机。这样一种路径依赖具有两个特征：其一，由于中国古代历次经济改革中政府的干预力度是累加的(如管仲的劳动力管制思想在商鞅变法中得到强化)，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自发秩序，就意味着改革成本的递增。这在低效率的专制经济中越来越难以实现。其二，政府权力的扩大，使人们的自主经济理性得不到正常的培育。习惯于、寄希望于用行政限制、优惠扶植等手段解决经济问題一旦成为社会的思维定式，改革的动机和结果就可能出现背离．因为这种改革的短期效益是以经济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经济改革具有阻碍、窒息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特性，所以优秀的经济思想未能得以继续发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