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12）和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1838—1917）的经济学方法论之争（Methodenstreit）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当时正是历史学派的鼎盛时期。这场争论使得“方法论之争”成为经济学辞书中的一个固定词条，在经济学说史上产生了空前的影响。本文拟对这次方法论之争的背景、争论的主要观点及其过程和实质进行全方位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力图对其做出客观的、科学的评价。 一、争论的缘起 这次“方法论之争”与分歧源于双方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地位的不同。门格尔是奥地利人，受到当时奥地利社会、政治的约束。奥地利是当时欧洲政治反动的中心，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只是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工业不发达；在梅特涅以后，奥地利仍然在政治上十分反动。当德国统一后，奥地利则处于脆弱而又保守的国家权力、落后的产业与民族分裂对抗之中。因此，门格尔的立场必须拥护资本的积累，提倡企业精神。这也影响到他们的方法论，使他们对历史学派产生厌恶。而历史学派的德国（普鲁士），在李斯特以后，打破了分裂主义的束缚，扩大了视野，国内有了自由，对外实行保护，以普鲁士为主体的现代资本主义正在形成之中。在普鲁士德国的经济学，一方面以“国民”、“国民体”为核心概念，另一方面以关税同盟为中心，推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奥地利则丧失了大德意志主义的主导权，人们只能在观念的世界里，以“个人”和“世界公民”为核心概念，反思它的抽象的经济社会的框架。门格尔所主张的“精密法则”的方法论，与他所处的历史、社会的背景是分不开的。这次方法论之争的另一个原因就是，门格尔的《经济学原理》（1871）出版后完全得到承认，并终于在他的祖国获得巨大的成功。但是他的理论受到他最希望说服的听众——德国历史学派的漠视。而他确信自己发现了解开所有神秘经济现象的钥匙。因此，他开始写作他的第二部著作《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的方法的调查研究》（1883），以期引起德国学术界的重视并推广他的经济理论（沃恩，1987）。由此开始了有两代讲德语的经济学家卷入的旷日持久的大争论。二、争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质 门格尔和施穆勒的方法论之争中，双方的观点涉及到经济学的性质、范围及其政策含义的更为复杂的不同看法。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学是一门关于论述历史过程中历史研究的科学，还是关于发展一套用以处理资料的分析工具的科学。 1、关于经济学的前提 1883年，门格尔出版了一本关于方法论的书，认为经济学是纯理论，它的基础是对行为的假设和前提条件。于是便引发了这次论战。施穆勒于同年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文章予以驳斥。他认为经济学原理的基础是历史的经验数据以及归纳法。门格尔以一篇措辞同样激烈的文章予以答复，这篇文章为《历史循环论的谬误》。施穆勒对此大为恼怒，甚至拒绝阅读这篇文章。门格尔关于行为的假定，意味着一种由动机自私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制度；而施穆勒却认为个人是作为群体生存于社会国家之中，他们不仅有个人目标，也有群体目标（弗斯菲尔德，1987）。更重要的是，门格尔的结论强调自由放任政策的优越性，这一政策的目的是让市场调节在尽可能大的范围里起作用。施穆勒的结论却支持刚刚统一的德国推行国家干预政策和国家建设政策。 2、关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问题 门格尔与施穆勒的意见一致，都认为二者是重要的。但是对于应该强调那一个以及他们在形成结论过程中的作用，却存有分歧。门格尔认为，以广泛的，可能带有普遍意义的假设为依据的“纯”理论，通过正确的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同样广泛地适用性和实用性。以经验数据为基础的定理却只对作为它们依据的有限数据是正确的。由于经济数据往往不全面，并且受到时空的限制，由此得出的结论肯定会有问题，并缺乏普遍意义。然而人们却可以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从不受时间、空间或特殊环境的假设中，得出正确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定理。 在门格尔的研究方法中，实证研究在两个方面起作用。第一，它们可用来证实或阐明理论探索的结果。第二，当理论原理被用于特定事例和政策问题时，就必须有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可用来解释理论原理被运用时的环境，以及确定结论的适用性。数据在纯经济学原理和政策问题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实际上，门格尔主张只有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将纯理论运用于实际问题中。施穆勒也赞成对实证研究和理论都加以使用，但对两者的组合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反对 门格尔的逻辑推论法有三条主要理由：第一，它的假定不现实；第二，高度抽象使它偏离现实的世界经济；第三，它缺乏实际内容。因此，在研究下列两个至关重要的主要问题时，这种理论毫无用处：现代世界的经济制度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这种状态的？支配它们的法则和规律是什么？适当的方法是从历史实证研究中归纳出普遍原理来。他的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实证研究而不是假设。（弗斯菲尔德，1987）。 3、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看法 作为“青年”史学派的主要领袖，施穆勒反对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公理——演绎式研究方法。施穆勒虽然强调归纳法，但他并不排斥在经济推理时使用演绎法。他认为，就使用演绎法和形成经济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对历史事实和材料有丰富的知识。他主张某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同时考虑问题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方面。他打算通过历史学详尽的专题研究使政治经济学从“错误的抽象”中解放出来，把它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希福尔德，1987）。施穆勒的核心思想是社会改良和公正。由于俾斯麦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社会的舆论偏向于“社会改良主义”。施穆勒和历史学派的其他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是社会改良和社会政策的提倡者、支持者，同时他们结合“历史的方法”把门格尔以及其他主张边际效用学派的人们指责为反对社会改良的学者。 门格尔是以个人主观心理现象分析开始自己的经济学研究的，并由此确立经济学的一系列法则的。他在方法上以对历史学派方法论批判以及对理论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而闻名，他是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认为经济学实际运用的主要方法，不是历史归纳法，而是抽象演绎法。门格尔的方法论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阐述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以及对经济现象的有机理解和对历史学派方法论的批判。 4、对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看法 门格尔在阐述经济理论和经济规律时指出，人类知识可区分为个别的和一般的两类，一般的就是理论的，理论知识是极其重要的，它是人类预见的基础。人类的全部预见，都是以一般的知识或理论的知识为条件的。理论经济学的目标就在于说明预见的条件，以便作为人们行动的依据，为此又需要提出一般的假定作为分析的前提。围绕这一目标他对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和对象作了系统表述。他认为理论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而不是分析经济学的概念，也不是从这种概念分析中引出逻辑的结论。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而不是对现象的语言描述或概念化。在个别特殊场合，分析概念对于经济理论知识的表述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在经济理论领域，分析概念是无意义的，有意义的研究只能是规定经济现象的一般性质和一般联系。历史学派在研究商品本质、经济本质、价值本质和价格本质等问题时，把理论研究的对象视为分析概念，在探讨某种经济现象的精确理论时，声称要建立某种概念和判断的体系，这都是不可取的观点。 在此，门格尔把规律分为两类：精确的规律和经验的规律。他认为精确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是不能仿造的，因此，完全用经验的方法来验证精确的经济理论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荒唐的，这完全是没有搞清精确研究的基础、前提和目的所造成的。经验的规律，实际上是可能存在例外的情形，因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他主张对人类经济生活的研究应该将从事个别的、历史的研究和一般的、理论的研究加以明确的区分。门格尔认为，人类经济生活的“共存”关系以及其“继承”关系决不是对它的历史研究或对它作现实研究的结果，而毋宁是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是作为“精密科学”研究的产物。 门格尔指责历史学家认为古典经济学派所主张的经济法则以及历史理论，都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永远主义”，是忽视了不同国家不同历史背景的“世界主义”、“万民主义“，这表明了他们对“精密法则”的无知。他认为，所谓理论经济学的精密科学研究是将现实的现象还原为单纯的、经过严密思考而定型的要素，从而确立严密的定型关系，这种关系的“自然法则”，被称之为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精密法则”与“经验法则”二者是不同的，虽然在事实上有一定的近似值，但在理论上则是完全不同的内容和方法。历史学派的代表们认为通过累积经验的法则就可以形成理论上的精密的法则性，这种说法完全是错误的。门格尔认为，在国民经济学的领域，用经济现实主义及其理论成果的基准来测量理论研究的精密方面成果，虽然使精密国民经济学从其性质上意识到经济性的法则，但是，他们却完全忽视了经验现实的国民经济学是使人意识到人类经济现实现象的“继起”和“共存”规则性这一决定的事情。他们想用国民经济的经验法则的同样方法去寻求保证国民经济的“精密法则”的试金石，是完全不顾科学方法论根本法则的行为。 门格尔认为，理解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们在追求其财货欲望的努力中，人类利己心的理论表现，就是“精密的国民经济学”。他认为理论经济学决不像历史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将人类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与法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去理解，而只能提供对人类生活的最可靠的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经济侧面去理解，这才是理论经济学的本来课题。因此，对理论经济学来说，重要的事情是从人类经济某一基本的约束出发，去引导出一种“精密法则”，这个法则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 门格尔认为历史学派的谬误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想从本该是有个性的历史研究中去寻求人类经济生活的一般本质，以为从中可以获得人类经济生活的“共存” 以及“继起”的法则性的关系。经济史的研究本身只是作为对各个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的历史的个性研究而受到尊重，而理论经济学的研究是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土的人类生活所共存的关系，作精密研究所得出的规律性的学问而受到尊重。同样，历史学派对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利己心”的批判，门格尔认为也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也不会完全按照“利己心”而从事现实生活，其中必然存在着“利他心”等其他经济以外的因素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所以，门格尔主张对社会现象作出完整的理解，不能像历史学派那样，只作为有机体来理解，对它的“实用主义的解释”更为必要，要特别关注社会生活中的“意见一致”乃至实际上的“规定法”的结果。 门格尔经济思想的基础是对经济生活的个人主义的理解，是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作为他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的人是有“利己心”的人。这种“人”正是奥地利学派所特有的“人的类型”。门格尔认为，历史学派的代表们以为在法、历史和习俗等与经济生活的现实关系中能发现经济法则，这与形成理论经济学的态度是背道而驰的。历史学派的代表认为对经济生活历史的详尽研究的积累中，可以抽象出正确的经济法则，以及从中可以找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法则”，这不仅是错误地理解理论经济学的本质，而且即使作为历史研究，它的方法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要想从历史现象的研究中正确把握其中某些法则性的规律，也必须建立在个性研究的基础上。可见门格尔与施穆勒处于完全不同的世界。 5、争论的实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归纳法与演绎法之争（希福尔德，1987）。他们分别对对方观点的否定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严重。门格尔根本没有打算取代历史学派的方法，他在1883年出版的方法论论著倒是有意识地把历史—经验方法的许多特点融合为更加全面的一般方法论。他认为科学既要求现象的个别（或具体）方面的知识，也要求现象一般（逻辑）方面的知识。可以这样设想，历史学派的方法适合调查经济现象的具体方面，而经济理论则为理解一般方面所必需（沃恩，1987）。施穆勒虽强调归纳法，但他并不排斥在经济推理时使用演绎法。他认为就使用演绎法和形成经济理论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对历史事实和材料有丰富的知识。他主张某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便同时考虑问题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方面。他打算通过历史学详尽的专题研究使政治经济学从“错误的抽象”中解放出来，把它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之上（希福尔德，1987）。三、对争论的评价
关于这场争论的意义，熊彼特的评价是“不得要领”， “战场上战士的炮火大都朝着他们想象中的敌方堡垒纷飞，而过后一看，所击中的只不过是好端端的风车而已”（熊彼特，1994，p97）。他还认为，“由于事实上方法论的冲突常常就是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情况就更加恶化。事实上就存在着历史气质与理论气质这样的东西。”（熊彼特，1994，p97） 我们认为，这场争论并不像熊彼特所言的那样简单与无谓，至少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场争论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先驱者对古典传统的捍卫，更是新学派创立的宣言。这场论战以后，历史学派就衰落下去了，而以奥国学派为早期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但这并不等于说历史学派失败了。如果一定要断定这次方法论争论中，哪一方是胜者，哪一方是败者，这本身就是错误的。如果我们考虑经济学的任务在于从人类经济生活中探索其最抽象的最简单的因素以构成经济生活的法则和一般理论，那么门格尔是对的；如果认为经济学的任务在于为实行经济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说明，那么历史学派所构想的经济发展阶段论，为各个阶段提供其固有的经济政策，从而从经济史的发展过程中探求一定的规律性，并且从法律、伦理、习俗甚至心理学的角度加以探索，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朱绍文，2000，p164）事实上双方处于完全不同的话语环境中。 其实，在经济生活中，超越时空限制，适用于不同国家的规律是为数极少的，门格尔的精确的需求法则也不是永恒的和普遍的。规律作为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对客观存在的一种概括。这种概括的抽象和精确程度会随其涵盖的假设条件和辅助条件而发生变化。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认识经济现象的一般联系，如何认识这种一般联系，即经济学的规律及其规律的性质和特点。在经济学领域，假设和辅助条件更为复杂，绝大多数经济规律的相对性都是很强的，门格尔的这种绝对化区分，是不合理的，但他在借以划清和历史学派的界限方面还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门格尔有了不变规律的命题后，就可以强调社会现象和自然有机体之间的类似性，并依据这种类似性对社会现象作有机理解。把社会现象和自然有机体加以类比，显然是不正确的，但门格尔强调一般法则的存在和社会现象的发展有其自发性的特点，比历史学派只承认经验法则和类比法则的观点更趋合理。 历史学派固然有其自身的缺陷。罗雪尔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同生物学研究者的工作相似。这种历史方法，只要不走入歧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罗雪尔，1981，p12）然而历史学派恰恰是在使用历史方法时走入迷途。关于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熊彼特曾给予比较恰当的描述。他认为“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重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主题研究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掌握的首先是历史技能。依照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学科装备均在于此——他应该扎于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吟味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致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缓慢产生出来。” （熊彼特，1994，p86）在他们看来，“只消整理以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须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的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 （熊彼特，1994，p93）。历史学派强调历史方法和多因素分析，本来是有助于经济学发展的。但是历史学派没有一个科学的纲领，所以很难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处理。经济研究既要重视历史，也离不开科学的抽象，历史学派所主张的那种走极端的历史方法是决不可行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历史进行科学的抽象，即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这是由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改造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改造，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创立了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那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马克思，1973，P43）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所以，科学的方法应该从历史和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 从科学动力学的角度看，门格尔为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范型，使得在德语世界里，重新确立了演绎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地位，使德语世界的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克服了历史学派的偏狭性（蒋自强，1996，p265）。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门格尔的作用显然要比施穆勒大得多。方法论之争以后，经济学家都普遍采纳了门格尔提倡的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经济学家的眼中，经济学愈来愈成为一种建立在“好像”假设上的理论科学，这种观点就深受门格尔的影响。但是，施穆勒的经济学是以研究实例为基础的实证科学，普遍原理既来自于数据，又要受数据的检验这一观点，在100年以后人们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时又重焕生机。事实上，萨缪尔森与弗里德曼的方法论之争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这场争论的延续。参考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德】门格尔：《德国国民经济学历史主义的谬误》，维也纳，1884，第35页，转引自朱绍文著：《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第162页【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卡尔·沃恩：《门格尔》，《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希福尔德：《施穆勒》，《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弗斯菲尔德：《方法论之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蒋自强、张旭昆：《三次革命和三次综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