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在劳工利益的保护问题在国内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背景下”，王一江教授在《比较》第十四辑的首篇上发表了《政府干预与劳动者利益》一文。文章从经济学中与劳动立法相关的一些理论出发，说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立法（包括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和对雇主解除劳动合同的限制）所形成的“过度干预”会损害劳动者长远的根本利益，并以劳动力干预过度的和干预较少的国家和地区为例，对这一结论进行实证。我看了后有一些感想。 经济学分析不包含价值判断是没有意义的，因其本身就在讨论“价值”或效用。有价值判断就会有价值判断的选择，从而立场的选择。人们如何进行立场的选择呢？有句俗话说得很好：“屁股决定脑袋”。即一个人“坐”的位置会决定其立场，从而价值判断及由此衍生的想法。具体到“有关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和劳动立法的讨论”中，基本上可分为代表资方利益或劳方利益两种立场。也许有人认为学者有可能成为无偏的第三方，没有立场的选择。但“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并且涉足价值之争，而没有自己的价值判断，这本身就是一种矛盾。 个人的价值判断很可能导致先验的结论。在其分析和论证中，只选择能为先验结论服务的方法和论据，而排斥支持“异见”者。结论就难免失之于主观和片面。正如韦伯所认为，一切价值判断最终都是个人的世界观和信仰问题，个人的世界观和信仰恰如诸神之争，自己的神对别人来说就是魔鬼。因而个人价值判断下的结论，难以令持另一价值判断者信服。所以要就某一问题达成共识，必须有讨论双方均认同的价值判断的基准，而不是像《政》一文那样希望通过“一些简单的、同时也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论”来“提供一个基础”，从而“有利于各方形成共识”。不同的价值判断基准下，被一些人认为是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理论，也许在另一方看来并不重要。 《政》开篇明义，是为“劳动者的长远利益”立言，其立场和诚意是不容置疑的。但从包含假设的理论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并以约束条件与中国相去甚远的国家和地区为例（例子中一些说法还有争议）的实证，都是值得商榷的。而分析论证中价值判断基准的模糊更使其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经济学功底很欠缺的我，未能总结出《政》的价值判断基准，也无法提出一个大家能形成共识的基准。在这里套用社会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准：公平和效率。以此为基准可分为短期和长期评价，为便于比较，这里参照《政》的“长远利益”作长期的分析。
《政》在“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模型”的分析中，认为最低工资立法中的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均衡水平时，就业需求就会减少，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模型”中分析认为最低工资减少主流劳动力市场就业，增加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从而降低这一市场的工资率，对劳动者的福利造成不利影响。在“劳资谈判模型”中，则认为立法后如果使“劳动力市场处于严重的供大于求的状态”，劳动者的保留价值会被压得很低，从而在与雇主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在“企业最优化模型中”则得出最低工资立法会减少就业岗位和投资。总结《政》的观点是，最低工资立法造成了失业增加，使劳动者谈判能力下降，使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下降，影响投资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使劳动者长远利益受损。因而“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这样经济才能发展，从而绝大多数劳动者要求工作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满足，劳动者的收入和其他福利才能得到最好的保证。
先看《政》中较为关注的“失业”问题。失业增加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因而失业似乎可以成为价值判断基准。然而，就业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通过就业满足劳动者物质和精神上的需要，促进劳动者的全面发展才是目标。动辄被解雇、过于低廉的工资以至拖欠工资都使就业的意义被削弱，甚至出现负效用（如劳动得不到回报，或回报严重偏低于劳动价值导致的不公平感过大）。手段高于目标时，目标的意义也就失去了。可见，仅以失业程度作为政策评价基准是有偏颇的。
在“劳资谈判模模型”，参与人只有雇主和雇员，并没有考虑政府等组织力量及立法后形成的约束条件。最低工资立法生效后，“保留价值”至少是高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谈判能力受到工会组织、法律规定、文化习俗等多方面的影响。”因而这一模型并不能说明立法对整个市场的工资谈判产生什么样的明确的影响。
《政》认为最低工资立法和其他各种劳动力市场立法（包括各种社会保障措施的出台）降低了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工资率，使其“长期维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诚然，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是存在的。主流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结构性的劳动力供求矛盾，企业觉得高级经理、高级技工难找，同时又存在大量劳动者找不到工作。部分在主流劳动力市场上竞争力不足的劳动者为了生计进入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就业。为什么他们竞争力不足？很大程度是因为人力资本投资不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工资低导致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再导致低工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确实应关注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及其中的劳动者。但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工资率偏低是不是最低工资立法所导致这一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劳动生产率低（劳动者素质、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低等原因造成）或雇主拿走了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价值才是其工资率低的根本原因。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不是取消最低工资立法，而是把非主流劳动力市场纳入（或部分纳入）到主流劳动力市场中来，对确实无法纳入部分的劳动者可通过最低生活保障等配套政策予以弥补。从而使劳动者有能力进行持续的人力资本投资，不再长期游离于主流劳动力市场和非主流劳动力市场之间。退一步说，假设事实如《政》所言，非主流劳动力市场工资率偏低是最低工资立法导致的。立法使部分人受益而部分人受损，但受益部分如果超过受损部分，就是帕累托优化，认为立法提高了效率。通过“消费者剩余”的重新分配（如社会保障政策）弥补受损者的损失，可保证立法的公平性。当然，即使在明确的价值判断的基准下，缺乏量化分析的政策评价同样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再看最低工资立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认为其有效率。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短期内能吸引更多的投资（主要是加工制造业），但却无法保证工人对自己和下一代进行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无法保证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从而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从国际经验来看，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长期繁荣是靠廉价的劳动力来维系的，相反靠的是与高工资及相对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及其科技创新能力。因而从长远角度来看，低工资并不一定有利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即使有利于经济发展，但如果经济发展只是造就了一批《福布斯》上的富翁，对广大劳动者而言，又有什么意义呢？牺牲大部人的福利以满足小部分人的福利，不但对付出劳动得不到合理的回报对劳动者不公平，而且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来看也是低效率的。劳动者当前利益都无法保证时，他们如何能奢望长远利益呢？并且牺牲当前的利益并不一定能保证长远利益增加。
可见“市场规律”及劳动力市场立法的经济学分析不但需要价值判断基准，还需要基于判断基准的全面和客观分析。 STYLE="FONT-FAMILY: 宋体; MSO-ASCI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MSO-HANSI-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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