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目前约有9000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按照中国人均年收入668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表明，中国农村2600万人属于绝对贫困人口，还有将近5000万刚刚脱贫的低收入人口。此外，2200万城市居民享受政府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属于各地政府的扶贫对象。（《中国有9000多万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2005年05月27日新华网[1]）。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斩钉截铁地对贫困说“不”！虽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扶贫任务和压力。
不可否认，经过20多年来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我国在扶贫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全国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0%下降到3%。但按照中国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来看，贫困人口界定的标准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按人均收入一天一美元的国际通行标准和购买力评价折算，中国的贫困线为年收入924元人民币，那么，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有7580万人。如按世界银行贫困标准测算，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当有2亿人。因而，我赞同萧灼基教授最近的呼吁：“应该把贫困标准从目前的水平提高到1000元”。[2]
贫困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精髓，我们今天反贫困化需要请教马克思，从这一理论中汲取营养。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理论的论述，揭露了资本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资本积累规律必然导致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制造劳动者贫困化的后果。这为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敲响了警钟，给我们提高反贫困化的认识、贫困预警以及最终消除贫困给予了方法论的理论财富。
在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企业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区域内，价值规律通过剩余价值规律发挥作用，追求剩余价值、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一种必然。马克思揭示了这一规律在资本扩大再生产条件下实现为资本积累规律，资本积累规律包含着二重性后果：一方面是资本财富的积累，一方面是劳动贫困的积累。与此相适应，资本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劳资关系：一极是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这种贫困趋势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绝对贫困化，一种是相对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绝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它肇始于资本原始积累。“原始积累是资本生产方式的起点，它的秘密不过是用暴力手段对农业劳动者进行剥夺的历史过程；在这种‘剥夺’与‘分离’中，一无所有的农民被迫转化为雇佣工人”[3]。不过，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因而农民转化为农民工的过程并没有暴力手段参预而是平和实现的。农民工，现今已经成为中国农村解困自救的最重要的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市场经济活跃、发达的地区，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地区间的重新配置，使输出者获得新的就业机会和创收机会，同时在流动过程中，实现输出者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这对于减缓农村贫困、探讨21世纪中国扶贫的出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农民和土地分离相伴生的，还有触目惊心的国有工人与他们工作的企业即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最终制造了庞大的“下岗”工人队伍。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正在讨论的资本致富的“原罪”问题。十分令人遗憾的是，倾向性的看法认为资本致富的“第一桶金”或曰原始积累，至多不过是金钱不干不净。其实，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在于，它制造了并继续制造着穷人与贫困。必须认识到，在穷人与贫困的制造过程中，各级经济管理部门负有帮助与支持的责任：优惠的税收及其相关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以及超越法律法规的种种优惠。认识到这一切，在于提高我们的反贫困化的认识，同时也为机制反腐提供了有效路径。[4]
由于大量的贫困人口的存在，资本运行过程动态地演绎着贫困差距的“拔河赛”。如果政府反贫困化的方略正确、措施有力，我们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事实上，中国作为一个从公有制计划经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两极分化是十分重视的。从改革以来出台的各项政策，以及我们的经济发展理念来说，为遏制贫富差距的加大也尽了力。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其内涵汲取了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对于广大老百姓的经济收入十分关注。而反观世界形势，我们甚至还有一份欣慰。据前些年联合国开发署一份调查报告称：“二百名最富有的人的资产超过世界总人口百分之四十一的人收入的总和。过去四年，这二百名富翁身家增加了两倍，达逾一万亿美元，相反地，每日依然入息少於一美元的穷人，仍维持十三亿人。”[5] 但是，就目前出现的社会现象而言，人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我们应该也必须反思，我们应该也必须行动，为着贫困人口的生存状况，为着两极分化的肆意演绎。
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规则在无忧无虑运行了几个世纪后的今天，人们越来越发现，它并不是万能的，特别是不公平的，它的弊病是具有根本性的与致命的。或许是熟视无睹，或许是观不深看不透，正是由于这种规则导致的不公平与两极分化，它曾经成为也一再成为暴发革命与发生社会事变的根源。“凯恩斯革命”似乎为这一规则加了一个“本轮”，试图校正它在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误差。政府职能的介入，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为分配的不均，为反贫困化起到了一定作用。然而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十分不足。作为一个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我们有理由从我国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中、从整个东方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中汲取计划经济的理论财富。如果我们再犯倒洗澡水也将孩子倒掉的错误，我们将不仅失去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安排的最佳历史机会，也将难以有效遏制两极分化、有效反击贫困。
人们记忆犹新的是，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世界扶贫大会上曾经庄严承诺：中国力争到2020年实现小康，消除贫困。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它应该是全中国人民的阳光愿景！
[1] 链接地址：http://finance.sina.com.cn/g/20050527/22201631943.shtml。
[2] 萧灼基《萧灼基认为贫困标准应从目前水平提高到1000元》，http://finance.sina.com.cn/economist/jingjixueren/20050527/22001631932.shtml。
[3] 巫继学、朱玲：《〈资本论〉第一卷纲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页。
[4] 若干年前，我对于这一问题已有探讨，参阅《权力资本化与机制反腐》，《改革内参》(国家体改委)1995.6；《节制权力资本，实施“机制反腐”》，《亚太经济时报》1995.7.18。
[5] 转引自http://zz-www.sd.cninfo.net/news/990714/33.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