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身后半个世纪来，胡适的言行依然引人念想。花城出版社四卷《胡适文集》便是其中一个明证。1919年，胡适写有《不朽》一文，如今胡适已入不朽之境。 听许多人讲过胡适这样那样的缺点，我越来越喜欢这个人。胡适不是完人。我不喜欢完人，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完人。胡适曾让人捧为一代圣人，也曾被贬得一无是处。我无法猜测他心里到底如何想，但见他始终微笑。 骂胡适的文章加起来也许不会少于胡适自己的等身著作。在“致杨杏佛”的信中，胡适写道：“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这种话，古往今来有几人能说得出？又有几人能做得到？ 写胡适的文章很多，唐德刚的《胡适杂忆》、陈之藩的《在春风里》、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各有妙处。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花城出版社版《胡适文集》的编选者朱正在前言中引用了《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几条，其中1960年12月29日条所记：“先生今天想起《胡适文选》是三十年前选的，应该有个《文选》第二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一篇，可以收入第二集里。”朱正说：“我们这个选本不但包括《胡适文选》所选的二十二篇文章，也选录了像《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这样的后期的重要作品。” 李慎之晚年有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这自然是一家之言。朱正是鲁迅专家，如今编选《胡适文集》，取舍文章的手段让人耳目一新。鲁迅与胡适并世，使文化更多元。我曾在写陈之藩的文章里抒发独白：“每个时代，需要横眉冷对，也需要和风细雨；需要大声呐喊，也需要静心倾听；需要批评，也需要宽容；需要忠言，也需要良药；需要执着，也需要放下。悠悠天地间，大自然的生态需要平衡，文化生态也需要。”陈之藩真是典型的“胡适的朋友”，当年他在美国和胡适谈天说地时，就常常争论，但越争感情越深。胡适晚年爱讲“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陈之藩完全同意，他们都信奉：“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将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自由。”从现世来看，胡适所欣赏的“容忍”精神值得一说再说。 文化界的一些名人往往让人又敬又怕。胡适倒是让人觉得又敬又亲。胡适是长者，也是可亲的朋友，没有一点癖好和缺点的朋友是不好交的。 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专忆胡适就很有意思。胡适说：“陈寅恪就是记性好。”胡适不止一次说：“马寅初每天晚上一个冷水澡，没有女人是过不了日子的。”何炳棣曾旁听邓之诚的课，邓之诚用沉重的西南官话说：“同学们，千万要听明白，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以邓之诚如此术业有专攻的学者，不喜欢胡适的但开风气而不求精深是自然之事。 唐德刚则回忆，胡适是搞“红学”的宗师，却一再告诉他：“《红楼梦》不是一部好小说！”为什么呢？胡适说：“因为《红楼梦》里面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 这个观点，相信周汝昌不会同意。周汝昌在《我与胡适先生》就回忆了彼此在红学研究过程中的分歧和争论。唐德刚自己也是“红学”中人，他认为，“红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个极大的弱点，那便是搞“红学”的都是“批评家”、“考据家”、“哲学家”、“思想家”，却很少作家，所以“红学家”们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胡适之、周汝昌都犯这个毛病。胡适好像说过“历史就像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之类的话，如今看来，“红学”乃至“胡适”都可作如是观。 读《胡适口述自传》，我感觉成名太早的胡适隐隐有一种想为“天下师”的气象。 赵元任曾说，胡适的日记是为别人看的，他的日记则是为自己写的。而胡适写信，向来有留底稿的习惯。我最为感念的一封胡适的信引自陈之藩的《在春风里》，胡适资助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我的一位朋友看了却觉得造作，但是世上最美的造作，看着让人觉得说不出的舒服。 胡适爱写日记。如果用时髦的视角来看，胡适的日记就像是今天的博客、微博。每天所见、所思、所读都付诸文字，公诸同好，读者的回响便是转载和评论了。要研究今天的思想史，不关心微博，难免落伍。胡适当年深感中国传记文学缺失，到处劝他的老辈朋友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读胡适的日记，看每天的微博，这些赤裸裸记载生活的材料，真不知会成就多少有趣的文章。 胡适不甘寂寞，没有朋友是过不了日子的。1950年代在纽约，胡适的心境应是寂寥的，这才让唐德刚、陈之藩这些忘年交有幸长谈，这样的好日子真让后生羡慕死了。如果人生真是一个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就是一个天生的明星，欣赏他的观众便是熟识和陌生的朋友。当我在舞台上当过一两回跑龙套之后，才明白一个演得漂亮的明星有时是百年一遇的。 胡适在《我的自述》中说：“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可是，今天的哲学史研究者有几人真正去深入研究胡适的论说呢？倒是胡适的文学成了大众的娱乐。读胡适一些关于文学的见解，不免感叹其眼光独到。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胡适不忘宣扬他一贯主张的“白话文”：“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了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的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而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胡适一面说《三国演义》因为不肯剪裁，故不成为文学的作品，一面又说：“话虽如此，然而《三国演义》究竟是一部绝好的通俗历史。在几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他的魔力。五百年来，无数的失学国民从这部书里得着了无数的常识与智慧，从这部书里学会了看书写信作文的技能，从这部书里学得了做人与应世的本领。他们不求高超的见解，也不求文学的技能；他们只求一部趣味浓厚，看了使人不肯放手的教科书。”胡适的娱乐真有点高级趣味。 今天重读胡适，世人更念念不忘的是他的思想。胡适一生倡导民主、自由、容忍，在名来利往的残酷现实中依然任重道远。问题与主义之争，几十年来有各种评说，往往附加了现实的利益考量。 风云已散，倒不妨平心静气看看胡适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的说法：“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此文写于1919年，斯人已逝，而白纸黑字犹在，读来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今夕是何年，胡适一生借出的钱不只一笔，相信他在生时并未收完，身后的利息更是算也算不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