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叶灵凤没有因《吞旃随笔》惹祸，逃过一劫，却因参加了一个由国民政府特务头子主持的通讯机构，被日军侦破，抓去坐牢。此事如果不是叶灵凤夫人在1988年6月24日致罗孚的信中披露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依赵克臻所说，叶灵凤出狱不久，又惹上一个麻烦。事缘他在农历新年的《时事周报》上发表了题为《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内容是元旦日他路过石塘咀，见到那里的导游社等风月场所，居然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很是感动。 文章刊出后的第二天，中区宪兵分部的“田村曹长”带队到叶家，声称“商女”一文带有煽动性及“不友好的意念”，因此要带作者回去问话。赵克臻那时正学日语，但表达能力不足，得靠日人带来的通译代为解说这是一句古人的诗句，“可能引用不当，并无敌意，而且爱国无罪，希望他不要追究。想不到田村听了我的解说，微笑点头，不久带队离去”。 叶夫人说“想不到”田村这么轻易放人，其实我们也同样感到意外。赵克臻在致罗孚的信上还说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初期因跟国民政府一个特务机构有牵连，被日军关了3个多月。后来赵太太“得到日本友人及军政人员协助，灵凤获得无罪释放，但不能离香港”。 信上也提到，当天被抓去坐牢的除叶灵凤外，还有罗四维等50多人。“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汉辉，一听到消息就立即离境。一同被拘捕的叶灵凤的“难友”命运如何？赵克臻作了简单的交代。叶灵凤获“无罪释放”后，罗四维和邱氏兄弟亦相继出狱，“听说在某种条件下，要为对方服务。可惜其他40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狱中，内中也有无辜的，此案就此了结”。 日本人两次放过了叶灵凤的“反动”作为，套用赵克臻的话，真教人“想不到”。邱氏兄弟中的“邱云”，依赵克臻信上所说，是香港沦陷初期国民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务通讯机构的头子。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也能“相继出狱”，大概只有如赵克臻所说，要依从“某种条件”在适当的时候，“要为对方服务”。 这两句话留给读者许多“想象空间”。叶灵凤为人低调。抗战胜利后，沦陷期间留港的一伙文艺作者为检举戴望舒“附敌”而向中华全国文艺协会重庆总会提出“建议书”，要求文协及其会员，“对于有通敌嫌疑之会员及其他文艺作家，应先由当地文艺界同人组织特种委员会，调查检举；在求得确实结论以前，不应与他们往来，……”
戴望舒听了这份“建议书”后，写了《我的辩白》替自己解说，透露了他被日本人关起来的七个星期，挨毒打、忍饥饿，受尽苦刑。到快熬不下去的时候，“经叶灵凤设法，托人把他自狱中保释出来”（见卢玮銮，《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1957年的《鲁迅全集》有一条注文说叶灵凤“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这指控的杀伤力极大，可是叶灵凤没有像戴望舒那样为自己说过话（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注文已删去“汉奸文人”的字样）。尽管指责的罪名不少，叶灵凤生前还是不让太太把当年的经历写出来，因为“一切已成过去，说出来也于事无补，但求问心无愧”。 看来叶灵凤不愿在人前谈往事，一来性格使然，二来可能跟他在战时替国民政府做过“地下工作”有关。且听《作品选》编者对叶灵凤“附逆问题”的意见：“叶灵凤沦陷时期留港，可能是因为有任务在身。香港‘金王’胡汉辉在1984年的访问中回顾自己跟叶灵凤在沦陷时期曾经替重庆做情报，工作是搜集报纸、杂志送交内地。类似的例子颇多，右派可以参考奉命留守北平的学者英千里教授；英千里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奉命以天主教友身份留守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实质从事地下工作；但英千里后来被指为‘汉奸’，和平后备受抨击。英千里从没自我辩护……” 我1956年到台湾读书，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当时的系主任正是英千里教授。他开的《西方文学导论》的课是必修科。老师坐三轮车到文学院门前，由助教搀扶慢步走上讲坛。记得英先生堂上讲课时，声音低沉，像广东人说的“中气不足”，看来是健康有问题。这也是老师因病经常缺课的原因。 因为英先生对当年“附逆”的底蕴从未公开解说，所以他出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消息传出后，学界哗然，迫得当局马上给他澄清。原来他的身体，是日本人多次刑求给弄坏的。两位编者还在“附逆问题”一文内举了左派作家关露的“冤情”。关露原是中共打入日伪的特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至绝路才说出真相以求活路，可惜已太迟了。“从这些左右例子比照推论，加上罗孚的说法，叶灵凤沦陷时期的日记，以及其他已出土材料，叶灵凤的情况也极有可能类同。” 叶灵凤1946年5月3日日记中的一段这么说：“开始计划写‘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记述参加的秘密工作及当时殉难诸同志狱中生活及死事经过。在卅余人之中，只有我是写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着，所以我觉得有这责任。” 虽然当时殉难诸同志的身世不明，但总可以说他们是抗战期间“统一战线”的抗日志士。赵克臻致罗孚的信为我们提供了不少一手数据，但我们细读字里行间时，总禁不住浮起一些“小人之心”的猜测。譬如说，上面提到罗四维等人“相继出狱”，赵克臻“听说”是在“某种条件”下，要为“对方”服务。我们若就此解说这是罗某等人答应“倒戈”了，将来要给日本鬼子提供情报了，这种推论当然有违“科学”精神，但这也应该是我们对这“突发事件”看法的本能反应。实情如何，有待将来更多原始数据“出土”。 罗孚在《叶灵凤的地下工作和坐牢》一文说到日本军队的宪兵对叶灵凤的“反动”身世存有档案：“叶灵凤，别名叶林，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香港站特别情报员，兼同一总支部香港党务办事处干事。” 在日本人的眼中，只要你“抗日”，不论你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不会是他们轻易放过的敌人。你是绝不可能“清白”的。他们让你“无罪释放”，一定有内情。但当事人自己不说出来，我们也不好瞎猜。罗孚说叶灵凤是1943年3月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的，“端午节进去，中秋节出来”。据叶灵凤沦陷时期的著作目录看，他第一篇“表态”文章《中国人之心》发表于1943年9月11日，亦即“无罪释放”后几个月内的事。在此以前，叶灵凤以“白门秋生”名义献艺，过“吞旃”日子。 日本宪兵为什么放叶灵凤一条生路？除非将来有其他资料说明，目前我们只好半信半疑下去。国土重光后，叶灵凤没有回到上海，也没去过北京，他继续留在香港。罗孚说“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触。这样，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认为他右，甚至在他死去之后，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 叶先生身世悠悠，看来连他太太也不好当他的“代言人”。他真不该这么“低调”。1945年后，好歹也该以文字交代一下自己在这块“南天福地”上做“顺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张爱玲从不“爱国”，不幸嫁了个“汉奸”，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一度背上了“附逆”的罪名。一向“傲物”的张小姐眼看非“表态”不可，写了《中国的日夜》一文，其中有诗句云：“我的路／走在我自己的国土。／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本文原拟兼及戴望舒“沦陷时期”的作品，限于篇幅，只好“下回分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