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回看今年上半年的读书生活，颇有感触。年初貌似风平浪静，到3月上旬形势陡变，直至5月下旬。6月生活有了新抉择，迄今稍微安定。当时的阅读，与生活上的波折并无因果关系，却不乏相关性。拣选数本我觉得有意思的书，它们都曾满足过我的好奇心，继而成为“我”的一部分。
首先说《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这是一本讲“习惯”的书。所谓习惯，就是浸淫在一国一地的社会文化中，人们下意识养成的行为方式，与动物习性类似。本书特别之处在于它的社会学方法。作者凯特?福克斯以一种统计加实证的方式来验证英国人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生动而贴切，令人钦佩。 第二本书是“认知神经科学之父”迈克尔?加扎尼加 （也译做“葛詹尼加”）的《伦理的脑》（原水文化2011年2月版）。他的书，无论专业的还是普及的，都非常好。我们通常以为思辨性强的伦理学，在加扎尼加那里被还原成了基因、神经元和胚胎。一本可以破解伦理困境的好书。 相比之下，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埃里克?坎德尔（Eric R.Kandel）的《追寻记忆的痕迹》具有更强烈的还原色彩。因为这位科学家对大脑的研究是从海兔的神经元起步的。巧妙的是，坎德尔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学术进展结合起来，写得水乳交融，即使从文学的角度看也非常高超。 反倒是文学让人有些失望。以印度当代小说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的《罂粟海》（郭国良/李瑶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为例。作家在历史学、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那里学到了不少知识。这些东西使得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很特别的趣味，值得中国作家借鉴。然而，他在文学上的造诣却很难称得上优秀。小说的大段篇幅就像知识的迷雾，笼罩着文学的印度洋，阅读之船很难穿越。 那么，过去的作家在文学与知识之间怎么能做到平衡？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的著作《施尼兹勒的世纪》（梁永安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从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施尼兹勒是奥地利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写作的年代大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他本人做过医生，对自然科学和心理学有较深的涉猎，因而作品中常带有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子。特别是他那无比坦诚的，同时又卷帙浩繁的日记，更令历史学家动心。 历史学家的工作做得如何？我只能说，幸好他们不全是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严格地说，傅高义写的《邓小平时代》（冯克利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月版）不是历史，是政论。关于史实的部分，他的描述与观点，新意甚少。 反倒是一位年轻的日本历史学家的小书让我颇觉意外，书名很惊悚，题为《中国化的日本》（何晓毅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一读内容，发现與那覇润这个70后学者眼光相当独到，具有廓清历史视野的能力。 上半年还读了好些不错的书，分别是《大连接》、《醉汉的脚步》、《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过得越来越快》、《M型社会》、《窃言盗行》和《城市的胜利》，感谢书籍，感谢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