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兼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许兴亚（河南大学经济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摘要：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充分重视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在中国理论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建设真正繁荣昌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关键词：经济学；理论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意见》为繁荣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光荣的历史任务。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体会。一、 繁荣与发展哲学与社会科学，必须充分重视理论经济学的作用党中央的《意见》中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属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我国的哲学与社会科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由我国国体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宪法规定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 。它在我国全部哲学与社会科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某些领域中，却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一些“重科技和应用，轻视理论经济学、尤其是轻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的倾向。因此，在当前的形势下，党中央从“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的高度，发出了“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是非常正确的和及时的。在当今世界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兴旺和发达，离不开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离不开崇高的理想和信念作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作为自己民族的精神支柱。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同样也离不开高度繁荣、昌盛和发达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和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一个不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不仅承担着对全社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任务，而且也承担着为我国各门具体的经济科学提供理论基础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二、 繁荣与发展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党中央的《意见》中指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多元化。”这也是指导我们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的指导方针。我理解，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繁荣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来说，至少应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的立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立场，也就是最大多数人的立场，和全人类的立场。在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下，也就是“三个代表”的立场。“三个代表”的核心，我认为是在于“代表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决不只是少数“民营企业家”、“精英”或者所谓“中间阶层”的利益，虽然其中也包括了这一部分“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于：在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也是具有不同的利益群体划分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说法，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条件下，所谓的“中等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决不是要去刻意培育这样一个“中等阶级”，也决不是要刻意地去建立一种鼓励一部分人通过搜刮和聚敛社会财富的方法，踩着社会其他成员的身躯“向上爬”的机制。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立足点，一定要始终放在这个“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共同富裕”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更好地去研究和解决如何“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因此，我认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的口号之一就是：“为四化建设献策，为改革开放建言，为劳动者阶级立论，为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我认为，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这是符合我国国情和“三个代表”的立场的。（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就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又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当前，在繁荣和发展我国理论经济学的过程中，我认为有必要认真注意把握如下几点：1．理论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就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某些先验的“假定”、“逻辑”和“范式”出发。必须坚决摈弃“左”的和右的两种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当前，尤其必须坚决摈弃“全盘西化”的“资本主义教条主义”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在科学上做出的两大贡献之一，就是他的历史唯物论 。这一原理在经济学上的应用，就是要求人们在研究经济科学、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时，都必须把它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以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 而在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本题”。这同时也就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实际。这对于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或者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而所谓国情，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中早已阐明了的。因此，我国的理论经济学，在研究任何现实经济问题时，或者把任何现有的经济理论（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于我国时，都万万不可忘记“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而那种不顾我国的国情和实际，试图用所谓“市场经济一般”、“资本一般”、“股份制一般”、“现代企业制度一般”之类的说法，来“规范”或评判我国经济体制的做法，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观点的。此外，从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角度看，用所谓“价值一般”和“分配一般”的观点来看待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和分配的做法，同样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和方法的。2．坚持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就必须正确处理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我国现阶段，也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牢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历史上每一时代的人，都是在继承了前人所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来开始他们自己时代的生产的。“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 因此，是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同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不是相反。“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就构成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和“产权”（英文Property Rights，而不是Property），则纯属上层建筑。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改革我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因此，决不能“为改革而改革”，也不能不顾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实际，一味地强调所谓“市场化的改革”。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成为“推动我们各项工作的动力”，否则，就会适得其反。因此，在改革、稳定和发展三者的相互关系上，必须要始终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必须始终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理应如此。但在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界的一些同志，却自觉或不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原理忘记了，或者抛弃了。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繁荣与发展的。3．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就要忌带主观性和片面性，力戒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例如，一提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就倒过来，把计划经济说得一无是处，而把同样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的基本原理也不要了。甚至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中的“社会主义”也舍去，简单地说成是“市场经济”。还有就是，在讲到“市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时候，把分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功绩，也统统记在“市场经济”头上。或者，把某些“资本主义经济”的现象、规律和规定，首先说成“市场经济”的，进而按照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的方法，来论证我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对于这种“逻辑推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其实不过是一些“判断”或“假定”）正确与否，则不予深入地研究和分析。其典型的“逻辑”是：A．市场经济是某某经济（大前提）；B．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小前提）；C．所以，社会主义经济也是某某经济（结论）等。实际上，在这同一个三段论式的推理中，其大前提和小前提的正确与否，都是尚需通过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方法来加以“证明”的。而这个具体的三段论本身，对于这些问题则是根本无法解决的。这就使我们的某些“经济学理论”的研究，陷入了形而上学的泥淖。再如，在讲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时，就把它等同于一味的“国退民进”、“民营化”和“私有化”。甚至，只要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本的比重”“有所增大”，就认为是“与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违背的”。又如，一提到可以“把股份制作为我国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就把它推广到一切股份制。主张：股份制，无论它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本身就都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或者主张“股份制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而是“中性”的等等。所有这些，从方法论上看，就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相违背的。因而也是不利于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繁荣和发展的。（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学领域内的指导地位，“决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意识形态”一词的德文原文为die Ideeologie，相当于英文中的Ideology，和俄文中的Идиология，也可以译作“思想体系”，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说的“观念形态的东西”。它是从德文Idee（相当于英文中的Idea和俄文中的Идея）即“思想”、“观念”、“概念”等等转化而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角度看，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本身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 而在有阶级的社会里，任何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就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识形态。我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就其作为我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意识形态来说，理应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是丝毫也不容置疑和动摇不得的。不过“意识形态”这个词，从形式逻辑的概念划分上看，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若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看，则有“一般”、“特殊”和“个别”之分。就我国理论经济学的情况而言，广义地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它们全都属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现阶段的意识形态的范畴。然而占统治地位的只能有一种，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狭义地说，意识形态又可以是特指某个阶级特有的意识形态，即这个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经济学的“指导思想”，或者说，“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倾向”。而在今天，为了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的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必须做到：一方面，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领先、主流（或主体）和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即使对于国外经济学和各门具体应用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以为，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才算是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保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不能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已经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挑战。这些挑战，有些仍然是来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队伍自身方面的，其中尤其是来自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许多“误解”和“错误的附加”。因此，继续清理这些错误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当前尤为突出的则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严重的干扰。也就是盲目地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挑战，鼓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教条主义”的倾向。而且这些挑战和干扰，从认识方面看，大多又是从对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无知中产生的。“无知产生偏见，而偏见比无知距真理更远。”因此，目前，如何在我国经济学领域内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的指导地位，就成为一项更加异常艰巨的任务。（四）必须坚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它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它的一系列基本原理迄今为止都是正确，因此也是必须坚持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必须要坚持，仅仅是因为它正确，也就是说，仅仅因为它是科学的。至于其中的某些具体原理和结论，则会由于研究对象和主体（即社会）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即使是那些带有普遍原理性质的部分，在把它运用与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实际的时候，也必须坚持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的分析。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就是一例。就这一理论作为研究私有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理论基础来说，简直可以说它是坚如磐石、固若金汤、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也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撼泰山易，撼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难”。然而一旦我们把它运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的时候，情况随之就会出现重大的变化。因为劳动价值论赖以产生和存在的那个主体（即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我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下，劳动价值论仍然只能是“一元”的，但“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则可以是“多元的”。这决不是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相反，倒是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决定的。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那个主体即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而“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多样化的统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价值理论之所以可以与劳动价值论有所不同，这才是它的唯一的原因。这个例子也说明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同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一样，确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体系，一个需要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不发展，不创新，理论就会僵化，就会失去自己的活力，也就不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五）要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坚决抵制和批判“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其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总体来说，本身就是互相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具体内容和结论，时时处处都是对立的。其中确实也包含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因为无论这两种经济学各自是怎样阐述的，但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其实是相同的。“生产一般”和“人类社会一般”只能有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生产”作为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一种特殊类型只能有一个；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以及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只有一个。因此，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对立，主要是存在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中所包含的那些“特殊的意识形态偏见”上。具体说来，我认为，这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偏见。就是说，这些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无论是“科学的”即“古典的”，还是“庸俗的”和“当代的”），把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资产阶级社会”看作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从而把从这个社会中所抽象出来或者记录下来的一些理论、范畴或观念，说成是像自然规律那样永恒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经济人”的“假定”，就是突出的一例。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这其实不过是一些大大小小的“市民”，即“资产者”（德文Bürger，相当于英文和法文中的bourgeois）。这个“假定”（严格说来是“抽象”），对于那些在私有制商品经济或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活动着的大大小小的私有者（即马克思所说的“利己主义的私人”）来说，是客观的、正确的和有效的。但是，把它推广到“一切社会的人”，这就暴露出了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共有的那种“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局限。这就是说，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外，不可能还会存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经济形态，无论在此以前和以后，都是如此。二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所具有的、不同形式的庸俗性，也就是马克思批评的那种肤浅性、辩护性和调和性。两相比较，我认为前者是更为危险的。因为在我国，它对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腐蚀作用，会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进而为害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经济体系（德文和英文System，俄文Систима），妨害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而庸俗经济学的庸俗性，相反倒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并且这也并不是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具有和都赞赏的。（六）要提倡刻苦学习、勤奋研究和严谨治学的好学风。在意识形态当中，也包含着人们的作风和学风。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曾经尖锐批评过我们革命队伍中一些同志的不好的作风和学风。在近年来我国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中，同样也出现了这样一些坏学风。在我看来，目前比较突出的表现，一是完全不顾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和实际，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所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实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样板，或者以所谓“经济学”（实为“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理”为准绳，来评判、裁剪或者“规范”我国的经济发展或经济体制改革。忘记了或者不懂得：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这个前提下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方案，从西方发达国家和西方经济学中更加找不到现成的方案。重要的乃在于：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我们自己的实践去大胆地探索和创造。二是完全否定我国建国以来，包括改革前和改革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和成就。好像只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蓝色文明”，才给我们红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带来了“福音”。三是不注重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研究。更谈不上“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在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及其经济学都是科学。科学是最实事求是的学问。浅尝辄止、望文生义和浮光掠影式的研究和学习是不行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各门科学都是如此。当然更不能像张五常先生那样，对于马克思的学说，因为他和他的老师科斯都“看不懂”，所以就认为它“肯定是错的”。而且还竟敢狂妄地要往“马克思的棺材上”“订钉子”，辱骂“最蠢还是马克思”。（七）倡议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要重提重视世界观的改造。一切革命的和想要革命的、工人阶级的和劳动人民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一切革命队伍和革命阶级的成员，都必须注重自身世界观的改造。这决不仅仅在于防止经济上、政治上和生活作风上的腐败，而且也在于防止意识形态上的腐败，也就是抵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我认为，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们来说，也是适用的。不过这种改造应当是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是自觉的和主动的，就是要“工作到老，学习到老，改造到老”。对于我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我认为，目前改造的重点，就是上面所说的那种“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决不是自发的和天生的，而是通过学习、研究和批判（也就是“改造”）才能树立起来。而这又是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是在批判或“清算”了自己过去也曾经具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后，才开始创立了自己的学说的。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生活的那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人只要还没有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的世界观的改造，就不可能自发地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认为也是如此。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人在通过劳动而“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 也正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现世界的关系。……所谓被改造的客观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须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八）提倡相互尊重的学术气氛，实现全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大联合、大团结。我国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工作者都是光荣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也都理应努力使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而这与经济学家本人所从事、所研究的具体是哪个专业，是毫无关系的。而且在我看来，我国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特别是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反倒是比较高的。只有我们这些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绝大多数同志，全都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才有可能切实保障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理论经济学中的指导地位。三、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历史使命繁荣与发展我国的理论经济学，需要我国全体理论经济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这里，我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本身，来谈点粗浅的意见。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并不比西方经济学短。早在上一世纪初，随着西方经济学的传入，同时也就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后来，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我们送来了“苏联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理论，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就是当代“中国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老一辈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为传播、发展与繁荣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我们留下了宝贵而又丰富的历史遗产。在党中央号召我们进一步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条件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承担着特殊的历史使命，这是无庸赘言的。为了完成好我们自身所承担的这些历史任务，我认为应当做好以下这些方面的工作。（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和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意见》的精神，坚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的阵地，埋头苦干，艰苦奋斗，做好自己应做的本职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广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为了繁荣和发展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付出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但由于种种的原因，我国的这支队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其中有些同志是由于工作的需要，而走上了领导工作的岗位，或者实际经济工作，或者应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岗位等。这些同志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事业的追求，而是一如既往地继续为此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也无庸讳言，也确有少数人，改换门庭，走上了背离、排斥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并把这称作是“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因此，这对于剩下来的、继续坚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阵地上的同志，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紧迫的任务。因此，我完全赞成和拥护党中央的如下说法：“一定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高度，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切实抓紧抓好，努力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有一个新的更大发展。”同时我也完全赞同“首都经济学家论坛”部分经济学家的倡议：既要吃透实际，又要吃透经典作家的著作。“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我们应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到研究工作中，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仅自己要这样做，而且也要教育自己的学生这样做。为坚持、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实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培养和造就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做出应有贡献。（二）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继续完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拨乱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并且也是一门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着的科学。正如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为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培养和造就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家已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但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左”的错误思想和原“苏联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我们在过去的理论研究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确实也存在着不少“误解”和“错误的附加”。反过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重要的基本原理，甚至包括它的理论体系和许多最基本的范畴，我们这则研究和领会的还很不够。这不仅贻误了我国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且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的声誉。因此，我在不少场合都曾经提出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首先都应当把它真正弄懂。为了说明问题,这里仅举出以下几个简单的例子：例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作为这个研究对象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或经济关系。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中，分明已经对于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8226;序言》中的说法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即：“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而“生产方式”是包括了它的“物质和技术条件”在内的。但我国许多同志迄今仍然固守斯大林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是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的说法。这就很难说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做法。这既不符合“理论”的“实际”，也不符合实践的要求，而只能是这些同志所固守的这种版本的政治经济学的“软肋”。再如，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和使用价值的范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中，商品是一个具有“起点”性质的范畴。在《资本论》中，它是被作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德文Der Reichtum der Gesellschaften, in welchen 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 herrscht）的表现形式来看待的。这个意义上的“商品”（德文der Ware）实际上也包含了一切“用来出售的物品” 。但我国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却继续沿用了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将其“定义”为“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这就一方面排斥了那些“不是劳动产品的商品”，另一方面又混同了“交换”和“出售”（以货币为媒介）。最后，则把一些带有“直接的物物交换”或“直接产品交换”性质的产品（或“半商品”）混同于“商品”了。至于“使用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明说的是：“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因此，商品体本身（德文der Warenkörpers selbst，英文a commodity），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德文ist，英文is）使用价值，或财物。”（黑体是引者加的） 。但我国有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迄今仍然坚持要把“物的有用性”，亦即所谓“商品用来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说成是“使用价值”。这实际上也就是把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混同于“效用”了。这又怎能更好地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相抗衡呢？又如，关于所谓“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实际上，正如列宁所说的，从马克思《资本论》的“公式”中，是“根本得不出”“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的结论的。列宁为了与“民粹派”和“合法马克思主义者”论战，运用他自己的“数字公式”，指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存在的这样一种“可能”和“固有矛盾”。但他绝对反对把这说成是一种“普遍规律”，并且把这样的尝试批评为“胡说八道” 。可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却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可动摇的基本总路线”。毛泽东从实践上，并且借助于辩证法，巧妙地抵制和批评了这种片面的理论，但却并没有从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角度予以彻底的否定。这其实也就是所谓伟人也有自己的局限。而我国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迄今至多也只是仍然停留在毛泽东同志的那些论断上。这又怎么能够适应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经济学的要求呢？最后，关于“产权”、“制度”、“所有制”和“所有权”等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德文das kapitalistische System），其实是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或“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经济关系或经济基础的“总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所有制”（德文das Eigentum，英文property），所指也是现实的经济关系。它们全都属于经济基础的范畴。而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制度”（英文institution，而不是system）和“产权”（英文property rights，而不是property），则纯属上层建筑。后者，用马克思批评蒲鲁东的话来说，就是把这些现实的经济关系变成了“形而上学和法学的幻想”。而在我国，在目前，虽然也有一些同志对这两个词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也有另外一些同志，特别是一部分比较年轻的同志，迄今为止还觉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制度”和“所有制”（在现行《资本论》中文版中有时也译作“所有权”），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和“产权理论”似乎是“相通”或“相似”的。这实际上也就是把西方经济学所说的那种属于上层建筑方面的东西，天真地看作了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因。而其实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或权利关系”，也就是法的关系。这些“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而不是相反。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我认为，迄今为止，即使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许多同志的理解也并不都是十分清楚明白的。遑论在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和非经济学界。而对这些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和考证，在一些同志看来似乎又不过是“斤斤于一些琐事”。其实这同样也“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所以，我认为，中央提出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实施一系列重点工程的建设，包括重新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等，乃是十分正确的和英明的。（三）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苏联范式”，在肯定它的那些“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的前提下，继续清除其中那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和“错误的附加”。对于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我国有些经济学家那里，现在也被称作“苏联范式”。而对这个理论体系，毛泽东同志早已做出过精辟的评价，他说：“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 特别是其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总的说来，“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但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而在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一方面，这个教科书体系中的错误观点的影响还远远不能说已经彻底得到了“清除”；另一方面，有些同志却早已把对所谓“苏联范式”的批判，延伸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一方面，要继续清除这个理论体系中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观点，以进一步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来面目，决不能讳疾忌医。另一方面，又要仔细地防止和克服，把这些“错误”当作“马克思主义”来反对的倾向。也就是，决不能像马克思所说的，在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以后德国一些“批判家”所作的那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来“踢”。或者像恩格斯所批评的费尔巴哈对待黑格尔的态度那样：在倒洗澡水时连小孩一起倒掉。（四）进一步加强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本身的发掘、整理和发展的工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在我国，目前存在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一个无比丰富的理论体系。它不仅是指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和著作，当然更不仅限于《资本论》，也就是不限于马克思所说的那些仅仅相当于“英国人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广义地说，它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狭义地说，则是研究某一特定社会的这些条件、形式和规律的学说。就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来说，按照他自己的设想，本来应该包括如下3个大的部分：第一，首先是对“经济范畴”（而不是“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德文System，即“系统”或“制度”）的批判。而“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这就是说，马克思首先致力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批判，亦即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批判，而不是首先致力于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因此，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六册计划”的标题，以及《资本论》的副标题，并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政治经济批判》 。正是这部我们认为应当被称作《政治经济批判》的著作，马克思计划将它“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只是在其中“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 第二，其次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对经济学来说，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学说史”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史”。而由于“这同时也是对上述体系的叙述和在叙述过程中对它进行的批判”，所以我认为其中也应当包括了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经济关系的原理。第三，“最后，对经济范畴或经济关系的发展的简短历史概述，又应当是第三部著作。”我认为，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经济史”，或者，至少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史” 。由此可见，即使单就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理论看，本身就是一个无比宏大的理论体系。其中不仅包括了相当于一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部分，而且也包含了它的“经济学说史”、“经济史”，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其“政治经济”部分来说，又包括了它在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例如，微观和宏观、国内和国际等等。而现行《资本论》，按照“窄派”的看法，其实仅相当于马克思的这个三部、六册计划中的第一部、第一册（《资本》册）中的第一篇，即《资本一般》篇。这个第一册中的其余的三篇即《竞争》、《信用》和《股份资本》的理论，则是尚未全面展开的 。而若按照马克思自己的一个说法，本来比这还要“窄”，也就是“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把“商品”和“货币”这两章除外的《资本一般》篇。“这样，这里没有包括资本的竞争和信用。”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按照“宽派”的主张，现行《资本论》至多也只是，把前三册中的另两册（《地产》和《雇佣劳动》）的某些基本内容也包括了进来，而不是全部。马克思并且寄希望于后人，认为：“至于余下的问题……，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 马克思倾其毕生的精力，在其积极参加和领导实际革命工作的同时，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然而，迄今为止，虽然我们在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方面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总的来说研究、整理、发掘得还很不够。距离把它们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继承下来，使之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的共识，并且使之成为党、国家和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以更好地造福于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则还有更大的差距。因此也就谈不上真正在“科学”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此外，还有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毛泽东和以他为代表的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原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有这些人的贡献和创新。所有这些，都是迫切需要我们结合新的实践，来认真地加以整理、发掘、继承和发展的。（五）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和实践，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开辟新境界，并且通过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来进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建设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从来就都是不断发展着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经济学”更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虽然也对未来社会发展的特征做出了一定的论述，但那主要是根据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展现出来的某些事实和征兆。“旧社会孕育着新社会的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100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不仅没有使他们的这些论断失去其科学的光辉，反而越来越证明了：这个以“资本生产方式”为特征的社会，越来越不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 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所出现的一系列最新的经济和社会现象，——例如，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知识经济”的兴起；以现代“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制度中的“私人资本所有者”地位的进一步弱化和企业“法人财产”地位的增强；企业中的“职工持股”、“民主管理”和“合作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即社会）对于全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化”（“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保障措施的进一步增加和欧洲“福利国家”的出现；“跨国公司”和“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令人鼓舞地说明了：在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在继续发生着虽然不是革命的、疾风暴雨式的，但却是静悄悄的、缓慢的、渐进式的、带有部分“质变”性质的“量”的变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以一种“开放的”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胸怀和姿态，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这些新现象，进一步发掘和发现其中可能包含的那些具有朝着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渡点性质”的“萌芽”和“因素”，为我所用，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包括它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样做，丝毫也并不意味着朝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让步和融合，而是继续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道路前进。因为，他们的全部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就主要是通过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分析得出的。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竟又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社会及其经济建设的实践。而当代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却已经有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并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作家，没有、不可能、也不应该为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现成的方案或蓝图。每一代人所面临的任务，都只能靠自己这一代人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解决。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正是这样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看，为了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必须立足于我们当前正在从事的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进行大胆地理论创新。因此，我认为，对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形成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要长期坚持下去。问题在于：必须防止和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例如，就不能在克服了“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的教条主义”之后，又代之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范式”的“资本主义教条主义”。相反，两者都是需要防止和克服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做到不断地开拓新视野，开辟新境界，建立起真正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六）继续大力开展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努力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工具或手段的现代化。这里所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西方经济学”。其中既包括“科学的”或者“古典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 ，也包括“庸俗的”和“当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前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就其分别作为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总体来说，本身就是互相对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具体内容和结论，时时处处都是对立的。其中确实也包含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这里强调的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任务，除了认真地批判或者清除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外，认真地研究和借鉴，也是重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因为：第一，正如前面所讲的那样，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虽然全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全部都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偏见”。在科学地剔除了这些“资产阶级偏见”之后，总还会有一些属于“生产一般”方面的、以及“多少属于不同社会形态”的有关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内容。而且，正如“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人的错误思想也是这样。因此，即使其中那些仅仅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它们也有自身的客观依据，也是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中的反映。甚至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毕竟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许多经济关系的现象或表象。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那里，特别是在这些当事人的观念里，这些关系是正确的、客观的和有效力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懂得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就不可能真正懂得什么是资本主义，从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不仅如此，而且我认为，庸俗经济学的有些观点，用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庸俗的；但是，换了“前提”或“主体”（即“社会”），用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问题，则有可能就变得“不那么庸俗”了。第二，资产阶级经济学也是“人类思想和文化的成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其中肯定也包含有许多“优秀”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了到他们那时为止的“人类社会创造的全部优秀思想和文化成果”的基础上才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是如此。因此，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繁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除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面向实践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升华以外，还必须接过马克思的接力棒，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开辟的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特别是对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进行下去。而正如孙冶方老前辈所说的：“批判”，也就是“批评”（德文Kritik）。就是“一分为二”，就是“分析”。就是“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第三，从科学研究的学风上来看，这也是严肃和严谨的科学研究或批判所必需的。正如前面我们曾经指出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论赞成还是反对，首先都应该把它弄懂。我认为，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也应取同样的态度。第四，当代西方经济学所标榜的一个重要特点或“优越性”，就是所谓“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化”、“精致化”、“精确化”和“数学化”。尽管我认为，从理论经济学的角度看，这同时不过也意味着资产阶级经济学沿着从“政治经济学”，——到“理论经济学”（或所谓“纯粹经济学”），——再到“数学科学”这样一种轨迹而出现的“理论”和“意识形态”上的大败北、大溃退和大逃亡，以至于不得不像“寄生蟹”那样逃避到“数学”这个原本并不属于它自己的“外壳”中去了，但它在这个“外壳”中，关起门来自己“编织”的那个“小房间”，却也还是相当“精致”的。而若把这种意识形态方面的背景撇开不说，经济科学的“精确化”和“精致化”，以及包括“数学方法”在内的现代科学方法在经济学领域内的应用，就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即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专利”，而是作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此外，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作家，他们在文体和语言上，在对自己理论阐述的通俗化和引人入胜方面，也作了大量的工作。萨谬尔森的《经济学》，就堪称一例。这些方面，也是值得我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学习的。不如此，我们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这些“精致化”的和“引人入胜”的东西面前，有时就难免会感到尴尬和自惭形秽，甚至可能会迷失方向和败下阵来。总之，我认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必须努力研究、熟悉、并且最好要“精通”西方经济学，同时要努力做到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工具和手段的现代化。另一方面，我国理论经济学界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同志，则必须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否则，在我国，两者就都不具备更好地进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