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詹姆斯.M..布坎南是我十分尊崇的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他所倡导的公共选择理论主要阐明把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决策的机制或程序的选择。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把40年来人们用以检查市场经济的缺陷和不足的方法，完全不变地用来研究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
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地提出有关公共经济的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八十年代初，这一独特的研究途径被人们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得到广泛运用，1986年，公共选择理论的主要创始人布坎南教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和著作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关注与运用。
说来也巧，最近在费城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我偶然遇见一位乔治.梅森大学布坎南中心的大卫.方德教授。交谈中我表示很希望能有机会拜访布坎南教授，他当即回答说：我回去就跟吉姆（布坎南教授）说，这几天他恰好在学校。第三天当我到达华盛顿特区后就得到回音，让我与布坎南教授的秘书联系具体时间。
4月24日（星期二）上午9点我准时到达Buchanan House，同去的还有一位闻讯而请求与我一同拜访布坎南的哥伦比亚朋友安德鲁。安德鲁全副披挂，手握长变焦镜头照相机，俨然一副专业摄影记者的派头。 汽车缓缓驶入布坎南中心的院落，这是由几座外表为土黄色的木制小楼所组成的住宅式院落，小楼的造型和风格似乎是美国南方典型的农舍式样。不知这是否布坎南本人的创意或设计，因为我听说他来自南方的田纳西州，在那里至今仍有很大的庄园，他每年要花费很多时间在那里居住和料理相关事务。
我们轻扣了几下木门，布坎南的秘书---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开门迎接我们，来之前我已经得知，她已经为布坎南工作了四十年，对布坎南的工作事务和对外联系真可谓了如指掌。虽然她脸上皱纹密布，纵横交错，但仍压不住她略带天真表情的灿烂微笑，秘书边走边对我说，“你真幸运，因为布坎南教授明天就启程去庄园”。
秘书让我们稍稍等候一下，她上楼去通报，乘此机会我迅速打量一楼几间办公室的陈设，几乎不用思索就可以看出这都是学者的办公室兼图书室，到处都是书籍资料，甚至有限的电脑和其它办公设备似乎都已被这些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四处蔓延的书籍所淹没。然而有几幅布坎南青年时期的照片和一两个内置人像浮雕的镜框格外引人注目。
我刚刚举起照相机，就听到秘书召唤我们上去。上了楼梯便发现布坎南已在里间门口站立等待着我们，安德鲁抢先一步与布坎南教授握手并自我介绍他来自哥伦比亚，是我的朋友，特地来为我摄影。我随之上前非常恭敬地递上名片，布坎南教授将我引向会客室落座，并递上他自己的名片。当我问及电子邮件地址时，他又掏出笔来在名片上写下他的电子邮件地址。 安德鲁十分麻利地为我们拍了几张合影后便告辞了，剩下我独自与布坎南教授交谈。
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已届82岁高龄的布坎南教授，身体十分健壮（事后我才得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美国海军中服役5年，参与了太平洋区域中的几次战役。怪不得他的身板如此挺直，颇有军人风度）。我首先问候他的身体状况，他答道去年身体状况不太好，有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静养，今年身体还可以，因此工作日程仍然相当紧张。问及他近年来的著述时，他答道二十几卷的布坎南选集尚未全部出齐，与别人合著的一部著作刚刚被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购买版权并将在近期翻译出版。还有一部与韩国人合著的著作尚未出版。
接着我向布坎南教授介绍了北京大学和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概况，他说自己曾去过香港，但只在中国大陆停留一天，因此对中国很不了解。我乘势邀请他访问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他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但说今年的日程已经很难安排，可能要安排到明年。 接着他谈起自己所知道的中国经济学家，突然他问我是否知道一位中国学者，他可能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此外他还提到这位中国学者曾到布坎南中心做过访问研究。虽然他说了名字，但是我仍然无法识别他的发音究竟指的是谁，最后当他凭记忆写出这位学者的姓名（有两个字母拼错了）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说的是杨小凯（但他的发音使我无法与之相联系）。
我告诉他，杨小凯教授虽然已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但他经常到中国的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讲学和研究，与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联系非常密切，他的一部分最新著作已经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 交谈中布坎南不时把我引导到他的某个书橱前，抽出某本书来，介绍其作者及其研究内容，遗憾的是这些看起来较为陈旧的书籍，基本上都是我未曾见过或听说过的。但是我注意布坎南著作的一本中译本醒目地竖立在一排厚重的书籍中，我抽出来看了一下，原来是平新乔与莫扶民合译的《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出版社1989年出版）。
二战结束后布坎南退役并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48年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在田纳西大学任教，1955年赴意大利研究，受到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1956—1959年在弗吉尼亚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并领导以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托马斯.杰弗逊中心，在此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1962年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塔洛克教授以寻租理论而蜚声于政治学与经济学界）合著出版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之作《赞同的计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出版了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
1968年---1969年布坎南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1969—1982年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期间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决定把该中心成建制地（包括研究人员、工作人员和图书资料及设施）移交给位于菲尔法克斯的乔治.梅森大学，此后这里成为传播公共选择理论的大本营。 布坎南教授著述甚丰，几乎涵盖了公共部门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除公共选择理论之外，他的研究还涉及征税理论和财政学等领域，并与他人合著《征税的权力》（1980）、《财政学》（1980）。他曾分别于1963年、1972年和1982年任美国南部经济学会会长、美国经济学会副会长和西部经济学会副会长。塔洛克与他的友谊与合作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至今仍然是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
除前述著作之外，布坎南的主要著作还包括《公债的公共原则》（1958）、《民主进程中的财政》（1966）、《成本与选择》（1969）、《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与罗伯特.陶里森合著，1972年）、《宪法契约中的自由》（1977）、《赤字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与理查德.瓦格纳合著，1977）、《自由、市场与国家：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等。
由于政治制度与市场交易制度存在着某些相似性，经济学的许多原理也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决策行为。布坎南认为，政府中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政府官员等）与经济人一样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他们就象在经济市场上一样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利益----政治利益或个人效用，而不管这些利益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即使他们有可能反映“公共利益”的愿望，而这种愿望也不过只是许多愿望之一。民主社会中的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
公共选择学说的主要贡献在于它力图证明，市场的缺陷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理由或条件。 政治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采取不同的具体政治制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行为。西方社会面临的挑战在于是否可以发明一种能够制约特殊利益集团的具体政治制度。布坎南的政治哲学是宪法民主、个人自由与政治平等。他首先是一位契约论者，认为任何政治实体的成员都是契约参与者，有平等的政策抉择的权利；他又是一位宪法民主主义者，认为民主必须要有宪法作为保证，同时宪法也要适应民主的内在要求。
布坎南强调指出，只有在个人自由本身具有价值，同时在有效的政治平等（这是民主发挥作用的原则）得到保证的前提下，“民主”才能具有评价的重大意义，而只有宪法的条文规定能约束或限制集体政治行动的规模和程度，政治平等才能得到保证。 为真正民主理论提供基础的最重要的前提是把个人看作价值的唯一来源。假使存在或据推测存在非个人主义的价值来源，民主政治程序最多只能成为探明此种独立价值的一组可能有用的工具，而不比其它几个可供选择的工具更有效率。
大多数公共选择经济学家的结论是，在可能是情况下，决策应当转交给私营部门，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一般被视为保守主义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说中的一个基础观点是选民一般不了解政治内情，这是合乎其个人理性的。微乎其微的诱因不足以使他们参与政治，甚至有时不愿花费精力去考虑应当投谁的票，因而普通选民对特殊利益集团的制约作用是相当有限的。政府往往被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策制定者（政治家、官僚、代表大企业主利益的国会议员等）所操纵，由此产生了种种经济与政治弊端。
为了纠正预算赤字等政府决策中的重大问题，公共选择理论家们寻求制度变革的途径，以期对政客们迎合特殊利益集团的能力施加更多的限制。布坎南的追随者实际上大多是以“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而闻名的，布坎南本人也希望通过变革宪法制度而进行改革，比如说通过修改美国宪法而禁止政府大搞赤字预算。愿我们都能牢牢记住他所说过的一句话：“制度研究的全部意义在于确保各种约束、制度和机构能够降低自私的政治行为的重要性”。 临别时，布坎南教授微笑着挥手告别，祝我旅途愉快。汽车在静谧的林间小路上奔驰，一路上他那魁梧健壮的身躯、独特的花白胡须以及爽朗的笑容始终浮现在我眼前......
2001年 4月28日下午写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
（ 原载《中国经济时报》2001年7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