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社会主义制度是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更高级形态。他们曾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对于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表示反对。马克思在批评巴库宁时指出，在没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社会革命并向社会主义过渡，可能导致“兵营社会主义”。[1]然而，历史进程却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开了一个玩笑：社会主义革命并未在发达国家取得胜利，相反却在具有400多年沙皇专制统治的封建国家俄国诞生，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落后的亚非拉地区结出了硕果。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以及该体制在前苏联展示的巨大力量，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体制也成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效仿的对象。但总体来看，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体制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不符合。
1.1.1计划经济思想的产生及其发展任何一种思想的产生，总是与客观事物的产生和发展相关联的。“计划经济”的产生同样如此。因为，任何“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2]“计划经济”也绝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和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发”运行所带来的问题和困难，以及对这种生产方式的不合理性进行批判思考的结果，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自觉”组织的思想。最初它萌发于16世纪产生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托马斯8226;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论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生产状况是由社会领导机构根据“估定”的社会需要量进行生产，并且根据不同地区对某种产品需要量的不同，“以盈济虚”地进行调节来满足各地的消费需求[3]。莫尔的思想中已包含了有计划地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萌芽。而这种“计划”的思想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中表现的更为具体。到18世纪，法国的巴贝夫在描述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时指出：“我们未来的制度将使一切都按计划来进行”，因而社会中“不再有盲目经营的危险，不再有任意生产或生产过剩的危险”，并且论述了社会对劳动投入的有计划调节[4]。19世纪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深化进行了批判和揭露，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这种“计划经济”的思想，并把它付之于实践中。他们第一次把“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来设置，并且对计划的制定、审查和实施过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当然，这时的计划经济思想还不是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并且带有较强的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它对后人认识社会经济活动并“自觉”进行组织的问题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运用他们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从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及其规律出发，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关于有“计划经济”的思想，建立了科学的计划经济理论，并且把它与未来社会联系起来，指出这是未来社会经济形式的最重要特征。马克思曾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方式，这是不言而喻的。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5]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生产资料终将由社会占有，到那时，“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并且比喻说：“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作用，那么，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6]尽管，他们在这里并没有使用“计划经济”概念，但已经明确了这样的认识：计划调节就是“计划经济”的具体表现形式。马克思和格斯的“计划经济”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一种经济形式。
在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对“计划经济”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更加具体的描述，他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时第一次明确提出：“经常的、自觉保持的比例性也许确实是计划性”[7] 。这一对“计划经济”经典性的表述，表明“计划经济”的内涵在本质上就是要经常的、自觉的保持社会各个生产部门发展的比例性。在如何才能做好计划经济工作问题上，列宁则强调对计划“应该根据实际经验和更详细的研究来修正它”，否则“我们就会盲目行动”[8] 。列宁坚决反对用主观计划来代替实际工作，并且明确地告诫说：“完整的、无所不包的、真正的计划＝‘官僚主义的空想’。不要追求这种空想”，如果把国家经济计划官僚主义化了，“这是莫大的危险”[9]。
显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形态的探索，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在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私有制，自由竞争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导致其社会矛盾的根源，在未来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0]；在那里，“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将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11]。
但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和经济形态的设想带有明显的规范色彩，而且他们进行的规范描述也停留在抽象的设想之上。对这些经典设想做一归纳，我们会发现，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2]：
（1）未来社会将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劳动者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利用生产资料进行生产，劳动具有社会性质；
（2）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产品社会；
（3）未来社会的经济形态是计划经济，无需市场机制来调节；
（4）未来社会将象“一座工厂”那样有组织的运转和管理；
（5）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分配形式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其高级阶段则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尽管这一设想在形式上已经非常具体和成熟，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仍然谨慎的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但不管怎样，作为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计划经济的设想对后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践仍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2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立及实践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真正诞生，是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为标志的。而这一体制在社会主义苏联的建立是有特定历史前提的：一方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欲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因此苏联迫切需要加快与国防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展，以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另一方面，苏联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革命之前农业经济占整个经济的82％，需要集中有限的资金、资源与人力加速经济的发展[13]。多数学者认为，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主要经历了以下三种模式和阶段[14]：
（1）1919年－1921年的军事共产主义模式；该模式主要以高度集中的决策和物品配给制，取消货币和商品供应为特征。实事求是的讲，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出台和新兴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直接相关，是出于保卫新政权的一项必要措施。
（2）1921年－1928年的新经济政策模式；该模式是继军事共产主义之后对商品货币关系的恢复。卫国战争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国内经济重建和发展的需要，余粮征收制度实际上成了对农民的掠夺，列宁意识到该政策引起的国内矛盾，指出在一个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小农经济国家试图迅速通过计划配置组织生产和实现产品的合理配置是幼稚的想法。新经济政策在较大程度上恢复了商品经济和货币价格机制，并废除了战时的余粮征集制度，为苏联战后经济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制度条件。
（3）1928年－1936年的集权计划经济体制。该模式是中央计划体制的完善阶段。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任苏共中央的领导工作，并按照自己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将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唯一形态，否定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阶段的作用和功能，高度强化国有化、集体化和工业化的赶超战略，通过对社会经济的全方位指令性计划实施资源配置。
从苏联30年代以后经济发展的实际来看，计划经济曾经展示过极大的生产力。通过对苏联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汇总指标数据（表1－1）进行考察，Β·Π奥洛甫认为：从国家的结构政策观点来看，苏联的经济发展可以有条件的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是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成就实行强制工业化的过程。第二阶段到目前仍然在继续中，它致力于利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就形成新的国民经济结构。但明显可以观察的结果是，苏联经济在前一阶段增长速度非常快，而在第二阶段增长速度则明显回落。[15]
表1－1： 苏联五年计划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及工业生产总值增长率（％）
相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而言，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模仿和实施了苏联的计划经济制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于计划经济的认识不断强化。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6]但是，受中国自身条件的制约，事实上，“理想的”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难以实现，受计划管理制约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也多少“走了样”。
历史研究表明，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计划经济的认识有关。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是和资本主义相区别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之一。其次，与中国共产党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分不开的。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于倡导“以俄为师”而自己又没有多少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苏联无疑是学习的榜样。并且，当时又认为苏联模式就是社会主义模式，而苏联体制就是以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的经济体制。学习苏联，也必然要建立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再次，是建国初期实际情况的需要。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未完成，战争还在继续，随后又开始了抗美援朝。中国经济本来十分落后，又面临着重点建设目标的实现和投机商人的扰乱，因此，要把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最急需的地方，在当时必须实行计划管理，建立计划体制。
我国的计划经济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即为建立计划经济创造条件的阶段；1953～1957年为第二个阶段，即计划经济的形成阶段；1958～1978年为第三个阶段，即计划经济完整形态阶段（表1－2）。其中，1949～1957年是由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变时期。这个转变是以国营经济迅速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为基础，先从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重要产品开始，然后逐步扩展。1949～1952年间，国家首先对金融业和对外贸易实行了计划管理，并对棉纱、棉布等少数短缺而又重要的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1953～1956年，随着国家对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和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管理基本涵盖了所有产品市场；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劳动力市场消失，由于中国劳动力严重过剩，中国对劳动力的流动和择业的限制远远大于苏联和东欧。但是，1956年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以后，高级社还是真正的集体经济，国家的计划仅对其生产经营具有指导作用。直到1958年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政府直接控制了农村经济运行，计划经济才完全形成。1958～1978年是计划经济的完整形态时期，即计划经济占绝对主体地位。但从在这个时期的实践来看，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水平很低，经济波动很大，有些年份甚至没有年度计划。不过就计划经济的基础来看，单一的公有制虽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无论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实际上其经营管理都严密控制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尽管国家并不承担其亏损。
表1－2： 中国计划经济的形成过程（围绕所有制和调节方式两条主线）[17]
总体而言，苏联中央计划经济的形成与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与发展阶段不无关系。我们很难将苏联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生视为时代的错误，但是将苏联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经济体制凝固化、神圣化，将中央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贻害苏联，而且也殃及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18]。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一例外地仿效苏联建立起来了中央计划经济。正如吴敬琏指出的那样，“把一种在特定情况下所采用的资源配置方式凝固化，并且把它说成是唯一符合社会主义本性的体制，是没有根据的”。[19]需要指出的是集权的政治体制、正统的意识形态都内涵于中央计划经济，而“集权的政治体制、正统的意识形态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三边组合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铁三角”的制度结构。因此，对中央计划经济进行的任何变动必然会牵涉到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变动。
[1] 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3]托马斯8226;莫尔：《乌托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2、71、76页。
[4]巴贝夫：《巴贝夫文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0—91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0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33、630页。
[7]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页。
[8]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5—441页。
[9] 《列宁全集》第5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30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26－927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04页。
[12]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3] 关于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形成原因的详尽讨论，参见陆南泉等《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M]，重庆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14] 参：孔田平（2004，P5），左藤经明（1986，P26），景维民（2000，P25）。
[15] Β·Π奥洛甫：《中期计划及其实施》[M]，399;KO－1987，No11，28－39页。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17] 转引自：刘美珣，列乌斯基·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主编：《中国与俄罗斯：两种改革道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18]孔田平，《东欧经济改革之路》[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页。
[19] 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第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