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用穷人经济学治“三农”
温总理为农民工追讨工资事，标志着我国农业发展终于迈出了新的一步。总理在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有关“三农”问题的提问时，引用了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获奖演说中的一段话：“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世界大多数贫困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懂得了穷人经济学。”温总理短短的这几句话，却反映着我国农业发展思想正在进行着战略性的、质的转变——用穷人经济学治“三农”。
在理论上，我们承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还只从国民经济需要农业的角度来理解农业。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虽然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国家的经济建设都离不开农业。但我们把农业只是摆在“奉献”这个位置上。在工作中，往往是遇到工业建设要原始积累，于是就拉开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每年从农村抽走资金2000亿元；为了保证城市建设，于是把城乡户口分开，造成了十亿农村人口瞄准二亿城市人口的菜篮子的畸形格局，严重地抑制了农业的发展；遇到工业发展要用地，城乡人民改善居住条件要用地，就下农村圈地，低价收进，高价卖出。其实后来发生的乡镇政府乱摊派、乱收费和乱罚款，不仅仅是乡镇干部的作风和品德问题，而且与政府机构臃肿和国家财政体制有关，乡镇机构臃肿又与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有关。说白了，农民是在承担着行政性掠夺的恶果。农民在行政强迫、市场性掠夺和技术性制约的三重压迫下，以至不能依靠土地和传统的耕作实现原始性积累。
产生上述情况的症结，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农业产权的虚置化。我们若仔细想一想，什么是农民所有？土地？不全是；山林？不全是。有的地方政府还规定：农民种下树，不能砍，也得不到补偿。工业发展了，地下挖空了，留给农民的是废渣、废气、废水。农民成了现代化过程中牺牲对象：农民在承受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剥削。政府性剥夺是显而易见的，市场性剥夺则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这说明以往农业落后，有太多的客观原因，不是农业就注定不行。
可喜的是：新的党中央、国务院在为农民工追讨工资以后，又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扶农措施，包括取消农业特产税、农业税减免、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等。2004年中央和各级政府财政安排支农资金约3500亿元以上，另外又安排国债资金376亿投向农、林、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占建设国债资金的 1/3。表明了我国农业发展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阶段。现在各省市纷纷拿出钱，反哺农业。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的一席话，又进一步启发我们不能把“工业反哺农业”的举措仅仅停留在“劫富济贫”的理解上。
区别在于：
按照传统理论，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农业视为“落后部门”，认为现代化与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的扩张，而舒尔茨在经济发展策略上特别强调农业而不是工业。他认为，农业也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现代农业则更应该对国民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为此，国家在现代化和市场化过程中，应该在正确处理国家和农村社会的关系上建立合理的体制，至少不让农民被现代化的战车所压倒。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特别是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落后，农民多，如果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三农”上，在全球化过程中，拖经济发展后腿的是农业，很多麻烦可能都要出在“三农”上。农民问题解决不好，社会不会稳定，经济也会发展不好。
全球化是什么？从经济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过程，旨在借助于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使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市场。就本意来说，全球化绝非洪水猛兽。实践的结果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些国家抓住了机遇，得以发展；一些国家可能与机遇擦肩而过，更加边缘化。但从社会角度看，却加剧了贫困和社会的不公。[西班牙《起义报》10月17日文章]题：四种经济。文章说：“全球化导致世界经济不平等，数目触目惊心：比尔8226;盖茨等四人的财富高于拥有6亿人口的42个国家的GDP。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3位名球星年收入总和有4200万美元，相当于有1800万居民的萨尔瓦多首都一年的预算。”作者把经济划分为4类：“需求经济、充足经济、多余经济和奢华经济。2/3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需求经济之中，因为他们甚至得不到充足的食物。1960年世界人口贫富比例是30∶1，而今达到80∶1。数以百万计的人仅能满足自身对食物、饮水、健康和居住的最低需求。他们能够找到工作或接受教育就是万幸。”我们几十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也证明，在经济发展中如果不注意宏观调控，社会贫富悬殊现象也难以摆脱这种困境。在目前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因失地而陷入贫困的不是少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介绍，目前全国有约4000万失地农民，其中那些“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已经成为需要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了，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仍缺吃少穿，生活不得安宁，我们又怎样对得起“社会主义”的光辉称号？因此，我们在发展中应该有新的思路。作为共产党人就应该更加关心穷人经济学，关心农业、农村、农民。
中国是世界大市场，中国的大市场的最大潜力在农村。中国的优势不在它的劳动力，而在于其至今仍没有发育完全的国内市场。农村经济振兴之时，就是中国国内市场发育完全之时。英国的国内市场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兴起，美国的国内市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工业、技术甚至政治领域的佼佼者。中国国内市场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壮大，不仅会拉动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延长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增强中国抗封锁、抗制裁能力。
几十年前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开创了农村以至整个中国改革的先河，这次掀起的“反哺农业”的改革的重要意义不会下于前一次的改革。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工业促进农业，不仅局限于改变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资源配置和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加大公共财政支农力度，让公共服务更多地深入农村，惠及农民，而是把农业摆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把农民的富裕提到主体地位。用民为先、农为重的穷人经济学来治农、治经、治国，以此来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从而改变全中国的面貌。
我们研究穷人经济学，实践穷人经济学，不是为了与富人经济学对抗，而是要寻找农业与工业发展的结合点，协调好他们在发展中的关系。
首先要转变政绩观。政绩不等于高楼耸立的城市，宽敞的马路，一流的体育设施。政绩首先是使人民有好日子过。所以我们应该满腔热情去研究穷人经济学，开发穷人经济学，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农业经济之路。
第二要转变发展观。不要把农业当作经济发展的垫脚石，要视农业是我国发展的潜力。我国人多地少，但只要组织好，开发好，任何一种农产品都可以形成有一定的出口规模；我们幅员辽阔，气候条件好，一年到头都可以生产让世人羡慕的农产品。我们常说的劳动力低价优势，首先在农村。所以我们的农产品只要科技开发问题解决了，在世界市场上照样有强大的竞争力。如果我们能在科技、资金方面有更多的投入，我们一定能很快地打开局面。在这方面，各地都有大量成功的例子。
据新华网信息，即使如上海这样工业发达地区，农业也有出路。现在上海有国家认定的四家有机果蔬基地。在崇明、松江、奉贤、南汇等郊县主要农区已总共建设了8000亩有机果蔬基地。预计今年有机果蔬生产总量可达5000多吨，品种有40多种。除出口外，当地居民也非常欢迎。农民收益很好。上海市金山区泾镇东方红村在镇政府的支持下，有27家家庭农场，平均每户拥有土地83亩多。而且，这些家庭已拥有钢架大棚2200多套，有的利用管棚设施种植花卉，反季节蔬菜，及养猪、养鸡、养蚕，土地的产出效益明显增加。据镇农办对部分农场724套管棚种植效益的调查得知，全年总收入137。3万元，总成本82。72万元，净收入54。58万元，折合亩产值56。93万元。，除去成本，亩地净收入2261。6元，农民净收益高于常规水稻、油菜籽种植的8—10倍。而且，家庭农场的农活大多由附近的农民打短工，做钟点工，一般农民从中也可年增收三四千元。（沈永昌提供 市场报）
在曾经“苦甲天下”的甘肃省定西地区，当地政府支持科技人员创办食用菌和马铃薯种薯繁殖基地。解决了制约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体系建设的瓶颈。从美国、加拿大引进的大西洋、夏波蒂等品种在实验室完成脱毒苗组培，日光温室完成原种生产，网室里完成原种扩大繁育……，带着农民科学生产，发家致富。
其实在农业发展领域内，我们有很多潜力可挖，只是过去我们没有注意发掘罢了。
至于农业的经济效益问题，也不像原来一般人的想象的那么差。《国家农业政策分析与决策支持开放实验室》首席科学家钱克明说：“我们‘政策实验室’根据近十年来相关数据，通过量化模拟测算得出的结果表明，不同的支持方式对农业GDP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在政府的农村公共投资中，对科技的每一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⒐59元，对教育的每一元投资可增加农业GDP ⒊71元，对道路投资可增加⒉12元，对通讯投资可增加⒈91元。而不同支持方式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中，灌溉投资的回报率最高，每一元灌溉投资可增加粮食⒌56公斤，对科技的每一元投资可增加粮食⒋41公斤。”（报刊文摘2005年2月16日）
更可喜的是农民富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村市场拓宽了，会极大地拉动工业的发展，还可延缓传统产业的生命周期，进而又反作用于工业的发展。由此会带来一系列“乘法效应”。我们不可忽视农业原动力作用。温总理说得好：“没有农村的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会有全国的现代化。”
第三抓住关键。舒尔茨有一句名言：“影响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的因素是最关键的，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的提高，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的多寡。”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农民是弱势群体。政府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怀。一是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民的身素质。这是根本。不能让一代贫穷，代代贫穷。二是在建立合理产权制度的同时，还要寻找合适的经济组织形式，将农民有效和有秩序地重新组织起来，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洗礼，学习科学知识，使自己成为新农民。
第四重在制度创新。一是观念创新。观念转变就要从工业与农业的关系破题。资本主义经济从工业革命开始。什么叫工业革命？即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的过渡，从农村经济到城市经济的过渡，从贫困经济到大众消费的过渡。农业靠工业反哺，工业拖着农业走。用穷人经济学来治农、治经、治国，让农业成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工农业协商发展；农村富了，城市才能更快地富
二是制度创新。重点是要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农业主要是种养殖业，它离不开土地、山林、水、空气，不能简单地说山林、土地等等一切都是国家的，把农民与土地关系虚置起来，变成了“一无所有”。不能国家要用土地，向农业征收，工厂扩建要用土地，政府上农村圈地后转手高价拍卖，树木种大了，为了绿化需要，又规定不能砍……。如此，农民怎么富得起来？要制度创新，首先就是承认土地、山林、水域，凡是国家划给农民的，就应该归农民所有。要动用土地、山林、水域，都应该按市场原则处理，给予补偿。如果为了绿化需要，需要农民维护绿化环境，国家就应该给予补偿。据《光明日报》9月10日报道，在举行的《绿色中国》第四届论坛上，一些专家学者认为必须用生态补偿体现社会公平。文中引用印度加尔各答农业大学德斯教授算了一笔账，一棵50岁树龄的大树，除去花、果实和木材价值，它产生氧气、吸收有毒气体、防止大气污染、增加土壤肥力、涵养水源、为鸟类和其他动物提供繁衍场所等六项价值总计约⒚6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60多万元。应该通过立法，用投资、税收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对生态保护地区及保护者予以补偿，鼓励人们造林、护林，也使生态保护区的农民有一个好出路。
近年来，四川省宣汉县为了保护长江上流的生态环境，要求上游农民退耕还林。现在退耕还林工程已取得很好的成绩，全县森林面积达324万亩，森林复盖率达46。65%，绿化率达97%。地退了，该县借机发展绿色经济。东乡镇黄金槽村科技农业示范园区内的优质枇杷、葡萄、桃、草莓等水果年创产值700多万元。该村每户增收300多元。另外，该县大力发展种植业的同时，发展畜牧业，培育牛经济。胡家镇在“公司+农户”模式带动下，全镇发展奶牛3000多头，1800多户奶牛户年收入在3000元以上。峰城、五宝、昆池、南坝等多个乡镇以南坝巴人村、佳肴食品公司为依托发展黄牛，黄牛产值年创利税1300多万元，养牛户年均收入在2000元以上。在退耕还林中，全县新种茶5000多亩。使茶叶植面积达1。5万亩。漆碑乡茶农售鲜茶一项，人平均增收150元左右。这是四川省农业厅提供的材料，文章上没有提到绿化补偿问题。
由此可见，要摆脱农业目前困境，没有制度创新是不行的。
三是经营方式创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是分散的。与规模经营有矛盾。有条件的地方，将土地集中起来交专业户集中经营，有的地方采取：“按计划种植，分户管理”。以《法国威望迪环球公司》为例，为选择与“康纳”相匹配的柑橘基地，早在1995年至1996年，公司就投下巨资到中国近10个省寻找合适区域，最后认定重庆忠县的土壤、气候、降雨量是最佳种植区。 1997年，《威望迪》 公司开始在忠县建柑橘果园基地，项目计划总投资高达 ⒐625亿元，包括 15万亩果园、世界一流的技术中心和年加工 35万吨原料果的橙汁加工厂。
在筹办过程中他们也遇到我国分散承包的土地使用状况对规模经营提出的挑战。《法国威望迪公司》与忠县的做法是：坚持土地承包政策，在果园建设前，将土地暂时收拢，调整规划，集中连片统一建设，待基础设施建好后，按承包户数和人口分配到户，农户就拥有了相应果树的所有权和土地的经营权；同时建立以劳动联合和土地等资本联合为基础的果农协会，让果农自我管理，形成“‘公司+基地+果农协会+市场’的运作模式，实现了小生产与国际化的对接”。这是一个不错的创新。
中国的“三农”会在穷人经济学的指引下，在创新中挺进！（2005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