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世纪后期，亚洲一些国家为自已、为世界标注了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亚洲繁荣。与发达国家每年为1-2%的经济增长制订财政的、货币的刺激措施相比，部分亚洲国家每年却可以轻易地取得8-9%的增长。
神秘的东方，神话般的经济奇迹，让西方迷惑和惊恐。从政府官员、财团首脑，到专家学者，世界各方将关注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亚洲。
许多人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20世纪末的亚洲发展看未来的21世纪，那无疑是亚洲时代的到来。当亚洲人自己和那些研究亚洲经济奇迹人士感到欣喜若狂欢呼雀跃时，1994年，有一位学者却“不合时宜”地提醒大家要冷静，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提醒说：“如果一个社会的效率得不到提高，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迟早会慢下来”。也就是本文所指的“克鲁格曼预言”。
就在短短的三年之后，即1997年，世界把目光再次聚焦在亚洲，这次人们是以更加惊奇的目光打量着这片创造亚洲奇迹的东方土地，许多人不明白刚刚还在创造“亚洲奇迹”的国家为什么会深深地陷入金融危机不能自拔。在亚洲金融危机还没有彻底消失之际回顾一下“克鲁格曼预言”和这位经济学家的分析，这对于正在急于摆脱危机，寻求新的突破的亚洲国家来说意义重大。在人们对亚洲充满盲目乐观并对亚洲经济怀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却以学者的冷静和理智分析亚洲的前途。1994年底，克鲁格曼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亚洲奇迹的神话》，质疑亚洲增长“是否奇迹，是否持续”，并对世界经济重心将要转移到亚洲的流行看法提出疑问。克鲁格曼理论的核心是衡量社会“综合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有一个公式：经济增长=劳动力的增加+资金的增加+TFP。克鲁格曼对这个公式的解释是：劳动力的增加和资金投入的增加会带来产量的增加，而对劳动力和资金的更有效的利用也会促进产量的增加，而且，他认为TFP对经济的增长有着更持久的影响力。
克鲁格曼通过研究发现：亚洲经济近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很少、或者根本没有TFP提高的因素，而靠的是劳动力的大量增加和资金的大量投入。换句话说，亚洲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汗水而非灵感。亚洲经济奇迹不是靠技术革新促进生产率提高来实现的,而是依靠对劳动力、对资本高强度投入获取的，这种单纯的投入增长产生的利润会越来越少，而且也是有限度的。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长几乎完全是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增加的结果。这种发展模式的弊病在于缺乏后劲，因为不可能无限地增加劳动力和资金投入。如果一个社会的效率得不到提高，其经济发展的速度迟早会慢下来，这正是前苏联在六、七十代遇到的问题。亚洲经济和30年前的苏联经济成功有着惊人的相似，共同点都是通过“资源总动员”，通过牺牲当前的满足来实现经济高速度，而非有效地利用资源。
克鲁格曼的结论是，亚洲经济的发展前景“比绝大多数人想象的要有限”。因此他指出，展望未来的十几年，亚洲的经济高速度难以再现，世界经济中心转至亚洲的结论也值得商榷。而事实上，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资源是稀缺的，不能无限度获取；而且，收益呈递减规律。亚洲依赖发达国家高强度的资本涌入和自身高达GNP30％的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无节制地使用资源，其抑制经济增长的恶果迟早会出现。而且，这种苗头已经显露。
与克鲁格曼的疑惑相伴而来的是环境污染的代价,亚洲许多城市在世界上排在空气最污浊、污染最严重之列。不仅如此，亚洲贫困人口激增等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全球10亿贫困人口中，亚洲占到80%，这势必阻碍经济的增长。
尽管在克鲁格曼提出这一分析结果时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和攻击，但是，克鲁格曼预言在四年之后变成了现实，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自1997年5月以来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说明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繁荣是短暂的、脆弱的，而且，克鲁格曼的分析和结论是正确的。现在，既然严重的危机已经发生了，亚洲各国就应该理智地把经济发展的战略由过去的高投入增长模式转入到高效率增长模式，不致于使国民生产总值(Gross National Product - GNP)等同于国民污染总值(Gross National Pollution-GNP)，同时，还要花大气力合理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并使经济结构不断趋于合理，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最后，对于我国那些一味热衷于扩大规模，甚至“制造”虚假利润千方百计从市场圈钱的上市公司，克鲁格曼预言也不啻是一个最好的警告。
（写于1999年，首发于YESK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