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政治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前台演员，我们生活的世界主要是政治家们的舞台，可是，为他们写剧本设计台词的却是一群思想家，所以，凯恩斯说：“政客大抵都是经济学家思想的奴隶。”我觉得凯恩斯的话有失偏颇，过于看重经济学家，应该从更加广义的角度讲，政客大抵都是思想家的思想的奴仆。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在观察和分析政治家的决策时，有必要了解更加广泛的知识精英的思想动态。 刘见林在《华盛顿观察》周刊经常写一些关于美国学者最新出版的著作的书评，他指出：“9.11”以后，尤其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政治已进入一个“两极化”的时代，以是否支持布什政府为界线，美国知识界日益分化为不同的阵营。最近，走马观花地浏览了刘见林先生写的关于几本书的评价，觉得有一些东西可以提取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对于有条件的读者，如有闲暇功夫，不妨啃啃英文摘要或者原著。 支持布什的阵营 大卫·弗洛姆（David Frum）和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在他们合著的《终结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An End To Evil: How to Win the War on Terror）一书中指出，反恐战争才刚刚开始，伊斯兰好战分子将美国视作敌人，至死不改，而且为达到目的这些人会不择手段；反恐战争是一项需要进行数十年的长期战争，要在美国本土、国外和观念领域同时展开。他们的《终结邪恶》一书为美国勾画了一幅在未来岁月里扩大、深化反恐战争的路线图：在本土战线，他们建议采取更为严格的签证申请评估制度、创建全国身份鉴别系统以及对那些涉嫌资助恐怖分子的社团和组织进行严密的监控等一系列安全措施；在国外战线，他们提议颠覆和更迭朝鲜、伊朗、叙利亚、利比亚和沙特等五个与恐怖组织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的现政权，以及惩治领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法国，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在观念领域，他们认为应该打击伊斯兰激进势力，扶持温和派穆斯林，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要在伊斯兰世界促进妇女权利的提升。他们相信，反恐战争已到了危机关头，可华盛顿的取胜意愿却在不断地萎缩；持软弱立场的人日益增多，而且逐渐侵蚀美国的媒体和政治氛围。他们还坚持认为，阿拉伯问题的根源在伊斯兰教本身，需要进行彻底的根除手术。 两位作者是美国新保守派核心人物。弗洛姆曾任职右派的《华尔街日报》，在2000年大选中积极鼓吹布什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布什入主白宫后，他随之进入顾问班子，负责为布什撰写演说文稿。2003年他因故辞去白宫职务。弗洛姆以“创造”了布什2002年《国情咨文》中的“邪恶轴心”（axis of evil ）一词而声名远扬。珀尔则被认为是伊拉克战争的“设计师”之一。他曾是里根政府的助理国防部长，2001年起开始担任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后因涉嫌假公济私辞去主席一职，但直到2004年2月底仍在国防政策委员会中担任顾问职务。 查卡里亚在为《纽约时报书评》撰写的对本书的评论中指出，弗洛姆和珀尔试图改变这个世界，而不是去接受它；想变革阿拉伯世界整个的社会和文化，从而将“邪恶”本身终结，但他们却又根本排斥包括接触、协商、妥协和移风易俗在内的种种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样子是行不通的。因此，查卡里亚认为，新保守主义是不适宜指导外交政策的。当然，新保守派对自己这一套哲学和理念的有效性是确信不疑的，他们坚信对恐怖势力先发制人，可以消除威胁于未然；以强硬的手段取得“震慑”效果，可以迫使对手合作。在查卡里亚这样的现实主义者看来，这种激进的方式固然意愿良好，但只是一种理想主义；在国际事务中，理想主义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在他的《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指出：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使用才能保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就象当初西方世界赢得冷战是依靠软硬实力结合一样，但目前的美国政策是纯粹建立在硬实力之上的，完全放弃了软实力，其结果是造成了美国软实力的急剧下降。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造了软实力一词以来，约瑟夫·奈一直坚守自己的学说。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是指吸引、劝服他国的能力，是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魅力。硬实力则是那种强制他国的能力，凭借的是军事和经济手段。他始终相信软实力是赢取人心、获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他在9·11后推出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为何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不能单干》一书中就向布什政府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退却到传统的以一极、霸权和单边思想为基础的政策将不会起任何作用。相反的，与这种传统政策相伴的傲慢将毁掉本可以成为解决之道的软实力。与别的反对布什政府的人不同，约瑟夫·奈在某种程度上是认可布什在9·11后的一些做法的，比如，以强硬的军事和经济手段对付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做法。约瑟夫·奈同意这样的看法：世界局势在9·11后已发生了变化，在这样一个其成员不是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就是主张暴力的非国家组织的世界里，军事和经济硬实力（hard power）是至关紧要的。出于此，对于布什政府在9·11后制订的新国家安全战略，约瑟夫·奈基本上是持赞同态度的。约瑟夫·奈还认为，虽然长期以来美国的软实力一直没能恢复到二战结束时的水平，但由于冷战以及苏联的存在，其危害性相对被掩盖了，可到了现今，美国不但不知道采取措施弥补，相反却变本加厉，放弃《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导条约，直到发动伊拉克战争，一步步走得更远了，到了最后不得不自尝恶果，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合法对伊动武的决议在安理会得不到通过，开辟北方战线的计划因土耳其拒绝而被迫放弃……，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如果还是这样自行其是的话，长此以往，将失去别国的信任，从而使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日渐削弱。 反对布什的阵营 迈克·穆尔（Michael Moore ）在《愚蠢的白人》（Stupid White Men）和《哥们，我的国家在哪里？》（Dude，Where’s My Country?）书中，指责布什是一个“贼首（thief-in-chief）、联邦政府的非法侵入者、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窃据者”（指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认为美国已偏离了应走的道路，总统选举不再自由和公平，因而需要联合国观察员和军队的介入。2003年，他的立场更趋激烈。他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夕向布什发出一封咄咄逼人的公开信，信中这样写道，在535位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人的子女在我们的军队中服役，假如你真想为美国奋斗的话，就请你把你的两位千金送去战场。 政治学者威廉·布隆奎斯（William Blomquist）认为，美国政党在走向“人民党主义”（Populism），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现在都不遗余力地指责美国已落入某种精英阴谋（elite conspiracies），因此需要求助于普通美国公众将“我们的国家夺取回来”。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是布什政府最严厉的批评人士之一，他在《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中则独树一帜。克鲁格曼写道，他观察到布什政府一再地欺骗公众。他实在看不惯布什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施行政策所采用的那种他描述为“傲慢”、“虚伪”的方式。克鲁格曼的文章对布什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减税计划以及能源和环境政策所依据的基本原理的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克鲁格曼提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主导布什政府政策的美国右派保守势力将是一支“颠覆性的力量”，其隐含动机是想从根本上变革美国现行经济和政治制度，是想根除罗斯福新政以来所构建起来的福利体制；他们骨子里头是反民主的，他们想在新世纪里将美国引向歧途。这些政策根本就不合乎人类的基本逻辑。在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上，克鲁格曼也看到也同样是傲慢的口是心非。许多人会认同布什政府现在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辩解，即，结束一个残酷对待本国国民的野蛮政权本身即赋予伊战合法性。但是布什政府当初发动战争时向公众声称的理由：萨达姆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以及他拥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这两点却仍然未有确实之证据。 谢尔（JONATHAN SCHELL）在《不可征服的世界：力量、非暴力和人民的意志》中强调：战争并创造不了美国所希望的秩序，相反只会给世界以及美国本身带来灾难，因此他坚持以非暴力的政治手段解决分歧和冲突。谢尔认为，非暴力方式完全可以达到变革社会和解决冲突之目的，因此非暴力是历史趋势所在。暴力毁了别人的同时也会毁了自己。谢尔还认为：世界人民在十九和二十世纪推翻了各种形形色色的所谓帝国，难道会在二十一世纪屈服于美利坚新帝国吗？二十世纪后期，集权主义苏联帝国总算没有失去理性，平安完成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难道作为共和国的美国会抵挡不住帝国的诱惑，将二十一世纪推向毁灭吗？ 意都·奥勒恩（Ido Oren）在《美国和美国的敌人：美国的竞争和政治学的建立》（Our Enemies and US: America’s Rivalries and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Science）指出：美国政治学家和国家安全部门长期亲密的关系。奥勒恩还暴露出政治学科领域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和政治学教授约翰．伯吉斯(John W. Burgess，)，伯吉斯严重亲德国，他还阐明其观点，认为日耳曼民族在政治上优越于其他的民族，在1890年发表的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论文《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中，伯吉斯说，对于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来说，无人权可言，世界上只有日尔曼民族，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才有永存的政治能力，他们应当组织起来教育世界上的落后民族。奥勒恩系统化地陈述了美国在和其首要敌人，从皇家统治的德国，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者统治下的意大利，到斯大林的俄国冲突时，美国在冲突前表现出意识形态的“妥协主义（accommodationism）”到冲突后的“民族主（nationalism）”。政治和政治学搅混在一起的现象也一再出现。 当代美国语言学大师，以反体制立场著称的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说，“意都·奥勒恩挑战美国政治学自我标榜的‘脱离政治而纯粹建立在民主理念之上的科学形象’。” 罗伯特·杰伊·李弗顿（Robert Jay Lifton）在《超级大国综合症：美国与世界的启示录式冲突》（Superpower Syndrome: America’s Apocalyptic Confrontation with the World）中，以心理分析的方法“诊断”这个世界所发生的种种在他看来“非正常”的事件。他将“心理诊断”的对象对准了9·11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李弗顿指出，9·11后不仅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理有问题，广泛存在于美国人心里并主导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那种激进主义思想（radicalism）也是一种心理症结；这一心理症结导致我们已经处在了“世界历史上的危险时代”，假如得不到诊治的话，将会出现灾难性的结局。李弗顿还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恐怖组织的行为进行了类比：虽然李弗顿没有将布什政府的狂热与恐怖组织的极端思想等同，但却认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类似的“启示录式的症状”。比如，他们都有着简单的非好即坏的世界观，都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恐怖分子深信他们有必要消灭异教徒以挽救这个世界，而布什政府也同样认为自己有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这个世界的使命。李弗顿在书中将美国的这种针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激进主义思想称之为“超级大国综合症”，其中尤以布什政府中的鹰派最为突出，在他们身上，奇异地混杂了基督教和军事原教旨主义。正因为如此，李弗顿强烈地反对布什政府的现行外交政策。在他看来，这种外交政策明显患上了“超级大国综合症”，其后果是将使美国和世界更加不安全，恐怖分子相反则将变得更加壮大。而且，那种试图改造中东和改造世界的使命感也将使美国卷入无止境的冲突，造成军事干涉和暴力冲突之间的恶性循环。李弗顿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写道：走出超级大国综合症，我们将会做得更好；美国能学会那种更智慧、更克制的态度，在应用我们强大的实力和影响力的时候也可以表现得更富有人性。
参考资料： 刘见林，《哥们，我的国家在哪里？》《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47期，2003/12/17 关力远，《美国和美国的敌人》《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8期 2003/02/26 刘见林，《不可征服的世界》《华盛顿观察周刊》，2003年第23期，2003-6-18 刘见林，《软实力：世界政治的成功之道》《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21期，2004/6/15 刘见林，《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40期，2003/10/30 刘见林，《超级大国综合症：美国与世界的启示录式冲突》《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26期，2004/7/21 刘见林，《终结邪恶：如何赢得反恐战争》介绍《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8期，2004/3/10 Joseph S. Nye, Jr.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www.futurecast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