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摘要：本文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学科意义的讨论，认为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更多的表现为本学科的哲学基础和历史的、阶级的价值观。但它不是分配规则的依据，分配规则是由社会自身的经济制度所内生的。在市场经济中，分配规则是一元的。分配规则本身是市场行为主体博弈的结果。本文认为，分立的要素所有权为分配规则提供了基础，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决定分配比例。一元的按要素分配规则将更利于发挥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而实现分配正义，则主要的应该通过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形式来实现，而不应寄希望于多元的分配规则。
关键词：价值理论 分配规则 要素稀缺性 要素所有权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所有制结构已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这要求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做出调整，打破原来单一的按劳分配规则，引入要素分配。在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之间如何选择，成了理论界急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以为目前采用的按劳分配与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多元化选择存在明星的逻辑悖论，设置一个合理的、一元的分配规则对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具有决定性意义。经济学理论工作者急需对价值理论和分配规则取得认识上的统一，以便更好的指导改革的实践。
本文通过对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意义的讨论，试图指出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但不是分配规则的依据，分配规则是由社会自身的经济制度所内生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规则的选择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且是一元的，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并存的多元分配规则由于本身的逻辑悖论，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分配效果。笔者认为，一元的分配规则将更利于发挥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提高效率，而兼顾公平，则主要的应该通过财政税收的调节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而不应寄希望于多元的分配规则。
一、 价值理论之于经济学
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诞生之初就将价值理论作为整个学科大厦的基石。自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至今，尽管经济学在内容、形式和研究方法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和完善，却从未撼动过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基础地位。甚至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大分立的经济学阵营中，价值理论的基础地位和作用都是极为相似的（尽管二者在理论上是对立的）。那么经济学为什么要以价值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石呢？这或许要归因于每一门社会科学自身在哲学上的价值观的需求。
价值作为一个社会科学范畴是早于经济学科本身的。但自经济学诞生以来，价值范畴在更广泛的认识层面上被接受为一个经济范畴，在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中具有了基础性作用，并成为其全部学说的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是该学科的哲学世界观，历史价值观和阶级价值观的体现，经济学也同样如此。经济学中的价值理论，从实质上讲，是经济学的哲学世界观取向与历史价值观取向的统一，并且直接地服务于它所隶属的那个阶级。经济理论中常见的观点分歧正是对经济学这种特定价值观的各种经济学解释。
以上只是从一般意义上说明了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的必要性，但并不能解释不同经济学说中价值理论的差异甚至对立的问题。要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有必要通过经济理论史的考察来寻找答案。
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部学说，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为核心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其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是在吸收借鉴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通过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改造。使劳动价值论脱去了资产阶级的庸俗外衣，步入科学的殿堂，并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基石。
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价值理论的一元性和稳定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个过程中，西方经济学家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一直是摇摆不定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家对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基础作用的肯定和坚持，丝毫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但他们在价值理论上的多元取向和容易动摇的特征，明显暴露了其在价值理论上的混乱和自相矛盾。这一点其实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形成之初就已经存在（某种程度上讲，西方经济学在价值理论上的混乱和矛盾是内生的，这一点我将在论文以下部分论证）。亚当·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又提出工资、地租和利息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观点（参《国富论》第一篇，第八、第九章）、而且斯密在论述中也不乏效用价值论的思想（参《国富论》第三篇，第一章），这几种彼此矛盾的价值观是无法统一的。这也极大的影响了斯密体系的统一性和坚持劳动价值论的一贯性。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集大成者的李嘉图基本确立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地位，他分析了地租和利息不过是对劳动的剥削，价值本质上是劳动创造的。但由于不能区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差别，李嘉图也陷入了逻辑的混乱。加之，劳动价值论本身内含的否定资本的结论，最终导致了李嘉图学派的破产。19世纪40年代，萨伊的生产成本价值论取代了李嘉图学派劳动价值论的主流地位。萨伊的价值论以要素论和效用论为基础，其实质是要素论、效用论和成本论的“混血儿”。萨伊的价值论是一种客观效用价值论的变体。他认为效用是由土地、劳动、资本共同创造的，就价值创造而言，三种要素都具有“生产性”。但效用价值评价明显的主观性导致客观效用论被主观效用论取代，其原因在于：主观效用论具有更为合理的解释力。但把人的主观欲望的满足作为整个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础无疑是一种“冒险”，主观效用价值判断的差异性和缺乏统一标准最终导致了新古典综合派的“综合价值论”登台。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发生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学如同多数社会科学一样带有明显的阶级性，而这一点也正是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的根本原因。
带有明显阶级性的经济学从本质上讲必须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政治意志的经济反映。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经济学从职能上讲，必须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完美性以及私有制的永恒提供理论依据。这一点正是由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的，同时也致命地决定了西方经济学潜在的庸俗性和辩护性（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从方法上还是形式上看，都更“接近”科学，但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完美和永恒的结论，并不科学）。如果我们正确认识了这一点，就丝毫不难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放弃和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立场选择。因为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学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的“自我审判”。[2]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价值理论演进的考察，我认为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的原因可能主要有三点：一是出于基本的哲学价值观；二是历史价值观的经济体现；三是阶级意志价值观的经济体现。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为其所代表的阶级和该阶级的政治意志及其政治意志的经济实现进行所谓“社会正义”和“历史必然”的申辩和论证。这一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的劳动价值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的综合价值论没有丝毫差别。
二、 价值理论与分配规则
作为经济学基石的价值理论主要研究的是价值本质的问题。上文中通过对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综合价值论的比较，不难发现劳动价值论较之于综合价值论更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其严密的逻辑和科学性是任何西方价值理论或怀疑论者的“新产品”都无法替代的。如果我们试图通过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来取代劳动价值论，导致的结果将不仅仅是对价值认识的混乱，而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厦的崩塌。[3]
正如我在本文第一部分中论述的“价值理论旨在为经济学所代表的阶级和该阶级的政治意志及其经济实现进行所谓‘社会正义’和‘历史必然’的申辩和论证”那样，价值理论在经济学中所承担的是“制度基础”和“阶级辩护”的职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旨在说明：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本质是人类无差别的抽象劳动的凝结；商品价值量的大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价值量的决定方面，第二种涵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具有最终决定权（这一分析结论与西方经济学关于均衡价格是在市场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下形成的结论并不矛盾）。总体而言，马克思将价值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社会关系。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奴役，并据此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做了历史的辨证的分析，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及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命运。
显然，我的分析中并未找到价值理论所指导的分配规则。那么价值理论与分配规则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价值理论是否就是特定的分配规则的理论基础呢？笔者对此持否定态度，以下我将佐证这一观点。分配规则指以社会财富为对象的分配制度，在该制度下按特定的规则将社会财富分配给社会成员。作为分配对象的社会财富集中地体现为使用价值的总和。在马克思看来，使用价值是指商品可以满足人的需求的属性，使用价值是价值得载体。正是借助于使用价值，价值才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现实经济中人与物的效用关系。价值只是要求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价值规律本身并没有内涵财富分配的规则。因此，我以为这不能必然地说明价值理论决定分配规则，正如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无差别性丝毫不影响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一样。价值理论如果不是分配理论的基础，那么我需要回答一个新的问题：分配的规则由什么来决定？
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货币所有者获取利息，土地所有者获取地租，企业主获取利润，劳动力所有者获取工资并凭借其所拥有的“人力资本”获取高于劳动力价值的收入。这些现象往往造成一种假象：参与生产的要素都按其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分得了财富。各要素所有者获取收入的依据是其对要素的所有权，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索取权是财产权重最重要的也是最有意义的权利，它是整个分配关系的法律体现。各类生产要素的索取权实际上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剩余索取权。而所有权之间在法律上是平等对立的，凭借所有权无法为分配财富提供一个合理的比例，这个比例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到此我其实只从所有权的角度分析了为什么分配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如何分配的问题。分配规则实际要解决的正是财富如何在分立的所有权之间分配的问题，即为分配提供一个比例的问题。我在本文第三部分中将分析：要素稀缺性的差别如何为分配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比例，但实际的分配比例是通过要素所有者在市场中相互竞争的博弈能力确定的。
三、 分配规则的选择：一元的还是多元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分配规则的选择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和对立，这一点其实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张的按要素贡献分配实际上是在为资本主义剥削进行伪装和辩护，其目的在于掩盖分配中剥削和不公的事实。因此，按要素贡献分配的规则是不公平的，要改变这种分配的不公平，必须从根本上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在社会财富共同所有的前提下，整个社会财富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产品实行配给制，这利于在最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但由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并未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实现，而是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了胜利，这导致了指导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分离。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配给制被按劳分配取代（其实在巴黎公社之后马克思就曾指出按劳动贡献分配的优越性）。相比而言，按劳分配在更大程度上承认了公产主体间的差异性，也更利于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随着前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放弃计划体制，开始实行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分配制度的调整也被纳入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设计一种合理的分配规则对于转轨型经济的顺利过渡和未来发展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合理的分配对于经济效率会起直接的影响作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所有制结构具有明显的单一性，只有公有制经济（包括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分配规则也只有按劳分配一种方式。改革的深入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非公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的一元格局，所有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所有制的多元化发展要求对按劳分配的单一分配规则进行调整。分配规则的调整要求允许要素参与分配，这就面临采取一元规则还是多元规则的选择问题。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要求，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目前基本采取了多元的分配规则。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这种多元的分配规则在逻辑上存在明显的悖论，有可能导致分配实践中的困难和冲突。
传统政治经济学一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则是按要素贡献分配社会财富，而苏联范式的社会主义为了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正义应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笔者以为，这种意识形态很浓的理解较大的阻碍了我们对分配规则的客观认识。甚至导致我们的理论只是跟在实践后面做亦步亦趋的解释。如果说在市场化改革以前，这种对立性的观点还可以理解。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并将在更广泛的领域扩大国际贸易并与世界市场接轨的今天，这种观点显然有些不合时宜。目前有很多学者主张应该在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和国有资本控股的企业中实行按劳分配；在私人企业、私人合伙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实行按要素分配；在混合所有制的企业中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多元分配规则。姑且不论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在逻辑上的问题，如果我们单从操作的层面来看，这种多元的分配规则也是不具有可实现性的，这种不可实现性源自制度设计本身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
作为社会财富分配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中只能是一元的。这就如同一个城市要制定交通规则一样。如果在规则设计时对不同的街道采用不同的交通规则，甚至一条街道可以采用两种交通规则，那么我们不难预料这种制度设计无疑会“消灭秩序”，尽管在制定时“实现秩序”恰恰是规则的目标。相反，如果规则设计时，对所有街道采取无差别看待，制定统一的交通规则，秩序井然是必然的结果（人为的恶意破坏不在此列）。或许这个例子不是完全合适的，但在逻辑上和分配规则的选择并不矛盾，因为分配规则的选择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企业无论所有制性质，一旦作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在竞争中就不存在待遇上的差别，而市场本身也只遵循“公平竞争，等价交换”这一唯一的规则。市场只相信竞争力的权威，却不崇拜所有制的性质。此外，作为分配对象的社会财富，在社会化生产程度极高的今天，已经不可能明显表现出“个人劳动”贡献率，[4]同样也不可能明显表现出“各要素”的贡献率。无论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都难以确定分配的合理比例。认为可以维护公平的按劳分配在操作中基本走向了“平均主义”（而这种分配规则的结果是让每个人对此产生了极大的依赖性）[5]，而通过边际分析论证的按要素贡献分配也无非是资本利用其所有权的优势在为剥削障目而已。按劳分配是否利于效率，目前看来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可能是个困惑（尽管多数人主张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允许要素参与分配）。劳动的效率是否只能通过按劳分配来提高，按要素分配是否必然会影响劳动要素的积极性？如果把劳动也看成要素的话，这些问题或许更容易理解。其实，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按要素分配的争论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自身的矛盾和困惑，这一点他们丝毫不比处于转型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好过。
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分配财富所遵循的规则既不是严格的按劳分配，也不是按要素贡献分配。而是表现为：各要素“同质的”作为生产的必需品，参与了财富的创造，并参与了财富的分配。但这种分配明显得带有这样的特征：各要素在稀缺性的前提下，依据彼此分立的要素所有权，通过“市场竞争”（实际表现为不同要素所有权之间的博弈）这只无形的手，获取应得的部分。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分配仍然是一种竞争的结果。
四、 市场经济中的分配规则
关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定义，目前理论界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一种把市场经济看作经济体制或经济制度；第三种观点则把市场经济看作一种相对于计划经济而言的资源配置方式。定义上的分歧只是分析角度的差别，不代表对市场本质认识的分歧。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理解，市场经济中的分配规则作为一个“子系统”都臣属于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则，也“遗传”地携带着市场经济的所有特征。一般认为，市场经济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1）资源配置以市场为基础；（2）经济主体行为自主；（3）政府间接的宏观调控；（4）市场的法制管理。以上特征决定了市场经济中的分配规则只能是市场行为选择（博弈）的结果，而不是一个非市场的“建构性”规则。[6]即作为市场行为选择结果的分配规则是经济演进的结果，这也意味着分配规则是可变的，不是永恒的。
社会财富的分配规则由市场博弈的结果决定，而且是一元的。为了分析上的方便我将把劳动看成与资本和土地等并列的要素。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言：“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就社会财富而言，劳动只是其源泉之一，而不是唯一源泉，除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还包括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知识、信息等。从社会财富的创造来看，以上要素都是“必须的”，缺一不可。因此，就这种相对于财富创造的“必要性”而言，所有要素都是“同质的”。由于各要素往往归属不同的产权主体所有，这种彼此分立的所有权必然要求对财富的“分享”。源于要素所有权的分享权是市场契约赋予的权利（而不是直接的表现为社会道德和公正的实现手段）。这种“分享”如何实现合理呢？或者不同要素所有者该依据什么来获取合适比例的财富呢？让我试图从要素进入生产过程的前后为分配比例寻找依据。
在生产过程之前，各要素的所有者彼此没有契约关系，是相互独立、彼此平等的市场主体。吸收要素进入生产过程是在市场上通过讨价还价实现的。这时往往稀缺性较高的要素所有者在交易契约的博弈中具有优势，而稀缺性较低的要素所有者必然处于劣势。但一旦为生产进行准备的交易契约完成，这种优势和劣势的差别就会在最终产品的分配上被“赋形”。在生产过程中，各要素被投入使用，此时控制权表现出极大的稀缺性。控制权主体会利用这种稀缺性谋取利益最大（可以采用搭便车、寻租、创租[7]、抽租或逆向选择等），而这与契约利益是相悖的。同时，那些专用性较高的要素往往容易被“套牢”，而成为成本转嫁的对象。生产过程中控制权的稀缺性同样会影响财富分配的结果。在生产过程之后，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去实现“惊险的跳跃”。而这一过程的完成，将在更大程度上被稀缺性所左右。现代经济学的供求原理对此有明确的说明：供不应求时，产品溢价；供求平衡时，市场出清；供过于求时，产品发生贬值。
从以上这三个领域的分析，我们发现，要素的稀缺性一直对分配结果有影响，甚至这种稀缺性在生产之前就为分配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比例。这一发现并不证明稀缺性就会决定分配的比例。我认为要素的稀缺性只是为分配规则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参考。最终的分配规则和分配比例是由市场决定和实现的。[8]分配规则最终遵循的是要素所有者之间通过市场博弈形成的索取比例分布，强者多得而弱者少得。市场经济本身决定的分配规则及其导致的分配结果与现实也是相符的。而这一结论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并不对立。兼顾公平的分配更应该主要地依赖财政税收的调节和转移支付来实现，而不应该寄希望于多元的分配规则。
五、 结语
经济学研究价值理论的目的不是要为分配规则提供理论依据，其意义在于为经济学大厦本身构筑根基。价值理论对于经济学的意义更多的表现为本学科的哲学基础和历史的、阶级的价值观。价值理论不是分配规则的理论依据。作为经济学理论基础的价值理论由于阶级性可以是（而且也不可避免的是）多元的，但这并不决定统一市场下分配规则的多元性。在市场经济中，分配规则是一元的。分配规则本身是市场行为主体博弈的结果。因此，它是演进的，可变的，不是建构的。分立的要素所有权为分配规则提供了基础，而要素的稀缺性则为分配规则提供了分配比例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的参考，但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力最终决定分配比例。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
[4]吴宣恭，《关于产权“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理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报告论文，2003年11月
[5]吴宣恭，《产权，价值与分配关系》，载《当代经济研究》，2002年第2期
[6]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商务印书馆，1981年
[7]陈恩富，《中国海派经济论坛》，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8]赵汉平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库》第三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9]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0]谷书堂（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11]陈宗胜，《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 本文成稿后，吴宣恭教授和胡培兆教授审阅了初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此深表谢意，但我在文中仍然保留了部分自己的观点，因为在分配规则的问题上，理论界的认识是不统一的，我本人愿意对文中的观点负责。
作者简介：顾自安，男（1977—），宁夏平罗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市场经济理论
[2] 胡培兆教授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否有此功能在于理论本身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对此我完全同意，而我也正是作为一个劳动价值论的信徒来表述这一观点的。
[3] 这里我并不否认西方经济学关于均衡价格形成的分析科学性，但均衡价格的分析对价值论实际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4] 此观点可参照团队协作生产的理论。产品在协作生产中更大的表现为团队的边际产品，而不是单个队员的边际产品。（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1972）
[5] 新制度经济学对转嫁成本行为（搭便车）的分析，对此很有解释力，即当一种制度无法精确的显示贡献率时，总会引致效率损失。（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72；威廉姆森，1975）
[6] 这一观点主要来自目前对“建构理性”的批判，该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建构理性的结果，而不是演进的结果，不具有可验证性。（哈耶克，1944，1952；米塞斯，‘反资本主义心境’，1956）
[7] 关于创租和抽租的理论，参见梅克切斯内（Fred S·Mcchesney）‘管制的经济理论中的抽租和创租’一文，1987年
[8] 利益集团理论的发展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单个经济主体由于在市场博弈中没有优势，往往倾向于参与相同利益主体组成的利益集团，从而改变最终的分配结果。参见【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