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及其效果的争论由来已久，现有的各种相关理论和假说基本上较倾向于强调中国初始经济结构差异以及制度安排差异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选择及其绩效差异的作用，但这些“中国特殊性”的观点可能言过其实。
在我们看来，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转轨的本质主要包括两个要点：一是在于不断解除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其他领域的管制，特别是在原有的计划体制外允许非国有部门和市场体制的发展，同时在原有计划部门也相应改革，引入市场竞争的因素，从而渐渐缩小计划体制的覆盖范围，使得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对于理解转轨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而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是否比非国有企业效率更加低下，而是在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带来生产力改进，至少要比大规模破产好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生产力增长对经济效率而言是否最优并不那么重要，因为相比于前苏联、东欧改革后的情况，中国在非国有且更加具有市场化导向的轨道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部门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是转型能够持续稳定进行的关键所在，它避免了经济在改革开始后的大规模下滑，防止了大量破产、失业和政府财政巨大压力出现。如果要谈什么“中国奇迹”的话，国有企业在相当时间内保持增长，而不仅仅是更加市场化的非国有部门迅速增长，才是奇迹的所在。二是不断深入的分权改革打破了以往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尤其是扩大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允许非公有经济体制外成长，财政分权改革通过分税制扩大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具体而言，中国的分权伴随着向地方政府提供财政激励，从而依靠地方经济的发展来带动经济增长。例如1980年的财政改革，放弃了以往“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而代之以“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新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形成了新的长期财政契约关系（一开始为5年）。
对内“松绑、放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以及引入竞争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对外开放的政策使得大量外资、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管理经验涌入中国，外贸大幅度地增长，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和人们生活水平。中国转轨过程中以国有部门为主的计划轨道和非国有部门为主的市场轨道之间的互动是理解中国转轨奇迹的一个关键所在。特别是这两个轨道之间的产品供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被现有经济解释所忽略。[1]
斯蒂格利茨(Stiglitz,2000)指出：在转轨进行了十年以后，大多数观察家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转轨道路是成功的，而俄罗斯的转轨是失败的，其它转轨国家处于两者之间。他认为在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前苏联国家中的转轨失败并不是由于好的政策没有执行好。恰恰相反，这些失败的更深层的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的误解以及对机构改革进程最基本情况的误解。基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改革模式注定要低估信息问题、机会主义行为和人为失误所造成的不利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现在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基于“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的机构改革模式进程忽视了Hayek和Popper从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发放投资基金凭证进行私有化以迅速实现经济转轨的承诺被证明是种幻觉。
从经济转轨的方向和放松管制以及分权改革来看，转型国家在改革方向上是趋同的，他们都在致力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但中国模式与东欧模式的最大差别在于改革推进的速度和次序。尽管主流的转轨理论将二者区分为渐进改革和激进改革两种模式，但两种模式中“强政府”的共性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转轨过程的“强政府”特征出发，会找出中国改革成功及两难的更坚实的理由。从改革的起点看，中国和前苏联具有极大的相似性，政府严格控制经济政治各个领域。所不同的是，前苏联采取的“休克疗法”有些类似“强政府”的最后一道“诏书”；而中国政府则对改革的整个过程进行着严格的控制。中国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使得中国大陆的改革较多的是在政治意识形态所默许的边界上推进。这既有效回避了激进改革的利益冲突，也保持了政治环境的稳定。中国政府对改革的谨慎，是有特定的历史根源的。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从历史上来讲就对激进变革的思想方法具有免疫能力，但他们似乎通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已经‘将它从他们的制度中阉割掉了’。他们从布尔什维克思想方法所带来的后果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当他们开始为市场经济选择一条道路时，他们选择了渐进主义的道路(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并且是非理想化的实用主义道路(不论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有着这样的至理名言，“了解所做的事情中所不知道的东西”，因此尽管专家向他们保证再向前跳一大步就可以越过深坑，他们也不会因此而跳下山崖。”[2]（Stiglitz, 2000）
越来越多的人逐渐开始理解中国政府和共产党在改革问题上所采取的谨慎负责的态度了。但不管怎样，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尽管，他们没有象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那样彻底放弃社会主义的制度信仰，认为任何从苏维埃或社会主义改革中有机地发展出来的东西都仍然带有共产主义的耻辱。也没有想利用“机会之门”大开之际同过去彻底决裂，跳过深渊，而进入象西方教课书中所描绘的“先进模型”中去，却选择了一条迷茫的道路继续探索。尽管中国政府领导的改革已经创造了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但这种强政府的渐进转轨模式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正在面临严峻的考验。
萨克斯等人认为，即使对中国而言，改革中出现的所谓“渐进主义”改革路线，尽管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也未必最优，渐进主义改革的障碍会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凸现。而渐进改革之所以出现，则是因为支持市场化改革者和支持计划主义者共同掌握着权力，导致在具体改革方案上缺乏一致而妥协。他们认为，中国具有市场化特征的一些特殊现象（比如产权定义不甚明晰的乡镇企业，价格双轨制等）主要是对中国特殊政治环境、而非经济环境的反应，但若没有这些政治约束，一开始就私有化，就没有必要日后再进行成本高昂的企业转制。
与萨克斯等人不同的是，Sirowy&Inkeles（1990）进行的一项实证研究表明：政治民主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并支持了中国模式的市场化改革先于政治民主化改革的优越性，但该项结果也显示，集权政治也不能保证经济成功发展。
莱谢客·巴赛洛维奇批评了以“中国模式”为由支持“渐进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即使集权模式能够实现经济转型，这种模式在中国的可能性也大于在俄罗斯的，他认为借“中国模式”否定激进改革是扭曲了事实。他认为中国模式的选择尤其特殊性，但不具有一般性。首先，转轨初期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同，中国在1978年经济失衡处于温和态，而1989年的东欧和苏联经济则处于崩溃边缘；其次，中国有80％的人口是农民，推动的是农业的私有化，而东欧和苏联转轨则是在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更好的基础上开始的；第三，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和中国改革的特殊初始条件有关——80％的农业人口和农业耕作的可分性都更容易推动私有化进程，但东欧各国不具备这一条件。
尽管萨克斯和莱谢客·巴赛洛维奇等人的指责在多数大陆经济学家看来带有激进改革的辩护性，但他们对于渐进改革指出的问题也是实际存在的。中国目前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的缓慢进展和争论，也说明了渐进改革中国有企业转制的高昂成本。中国大陆几次大规模的国企实践表明，在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上，目前并不存在有效的改革模式可供实施。中国几次启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所引发的资产流失，最终都不得不通过“叫停国企改革”来解决。2004年下半年，香港经济学家朗咸平关于指责国内几家较有影响的公司在改制中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在经济学界引发的争论，更张显了这一事实。1992年开始，中国大陆将部分企业改制为上市公司，但由于上市公司资格采取审批制，使得部分亏损国企通过行政权力获取了资本市场的准入资格。尽管如此，由于国有股最初采取溢价发行，明显违反资本市场“同股、同权、同利”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导致国有股实际上被拒于门外。[3]每次进行国有企业债转股改革引发的股市狂跌，也导致国有不良资产改革多次流产。[4]这些问题都和渐进改革中的“强政府”特征直接相关。
一个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仅仅是放开价格，开放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给予人们自由就可以了。它是由一系列经济制度环境组成的。这包括市场价格机制、自由流通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和金融)市场、各种经济法规、明晰的产权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系统、税收体系、反垄断体系、社会保障体系等。但完善高效的市场体制要求的是一个有限政府，公开和透明是有限政府的基本要素，是对政府的有效限制，用以规制政府的非法和不当的政府行为。有限政府在经济领域的目标在于，实现公平、充分的竞争，取消多余的管制，使规则和制度高度公正和透明化。中国转轨改革中“强政府”特征是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强政府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可以通过财产转移支付和国债弥补地区差距和社会分化；另一方面，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造成地方经济发展的依赖效应，使其难以退出，此外，强政府的过多干预必定在未来改革中成为市场化改革的潜阻。
田国强（1995）讨论过中国经济改革要平稳地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需要经过的三个阶段：经济自由化，市场化，和民营(私有)化。这一主张在经济改革方面已经成为共识，但障碍在于如何将市场化和自由化以及民主化引入中国的政治改革。总体而言，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腾尼斯，1990）；（2）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梅因，1984）；（3）由实物名分向权利自由的转变（刘军宁，1998）。而三种转变中，三个起点都与无限政府对应，三个终点都与有限政府对应。而要全面的完成这一转变，则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的转变。而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对经济增长产生着难以考察的影响。
从制度主义的观点来看，向市场经济转轨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面经济行为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市场经济不仅要求政府管制的自由化和产权的私有化，而且要求足够的制度架构来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诺思指出：“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制度的分析，因此在对经济绩效的源泉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不得要领。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新古典经济学花费很大力气研究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理解那些对市场创造非常重要的制度要求，因为他们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本来已经存在。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为使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提供低成本的交易以及值得信任的承诺，从而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Kolodko(2000)从这种制度主义观点出发，得出与国际货币基金相似的结论，即一般而言，只有自由化和稳定化政策可以以一种较为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但是即使如此，也并不表明这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是否以激进方式推进自由化和稳定化取决于金融稳定的程度和一定的政治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转轨就必须以一种渐进的方式来进行，因为制度建构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新的组织的创建、新的法律规则的制定、以及不同经济主体的行为变迁，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1]杨开忠/陶然/刘明兴：解除管制、分权与中国经济转轨，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2] 斯蒂格里茨：《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来源：http://www.sinoliberal.net 。
[3]同上。
[4]胡培兆：《国有企业改革20年的问题思考》，载《中国经济问题》200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