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于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对话 袁教授在百忙中为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及其模式写了两篇《对话》，并提出了诚恳的忠告，在此表示感谢。正如教授所说，我确不是做学问的人，是不甘寂寞，班门弄斧。原来认为模式者，路子也，字面解释不用去外国找，中国就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大家都经常提。吴树青教授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载光明日报2004年11月9日）上，也提到过。他说“现在有一种世界性的议论话题叫中国模式，说它与日本模式、欧洲模式、美国模式都不同。所以把中国作为一种模式，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成效受到世界瞩目，而这些成就的取得走的不是新自由主义道路。”同时，我也认为研究中国问题，应该从总体上来把握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走向、成绩和问题。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头等大事，事关每个中国人，需要大家一起来研究。我知道自己是完不成这样大的课题，但如果提出来，别人能完成，也是一个贡献。于是我冒昧写了，不是做学问。 袁教授的文章，说得很详细。我认为袁教授说的很对：中国25年的巨大变化的确有目共睹，已无可争辩地载入史册。同时袁教授在文章中也提到问题：“扭曲的市场经济、畸形的发展、两极分化、贪污腐化、环境污染等等是多么触目惊心！经济高速增长中的巨大反差与各种相悖的经济现象，使善良的人们包括饱读经济学之士困惑不解。权力寻租和随处可见的机会主义及短期行为充斥各行各业，这似乎在昭示着中国经济扑朔迷离的未来和巨大的不确定性。”但我认为这不是“完善产权制度”之故，凸现的是资本的贪婪，私有化的可怕；不是“公爷”而是“私爷”。就拿寻租行为来说吧，寻租行为归根到底是“吃公”行为，参与者有公有制中的败类，有贪官，但其背景更多的是“私爷”。从建国以来的历史上看，还不曾看到过资本是如此的猖狂，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美女战术是如此招摇过市………，是如处可见。是社会现象，也有制度情结，但不一定是产权制度原因。最近发生了在新加坡上的“中航油”发生巨额亏损，其母公司出面通过重组解决。这本来是一起正常现象，但有一篇文章说：这是一种“尴尬”。“不得不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市场问题”。哀叹：“在越来越开放、越来越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环境下，还有多少资源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处理？还有多少时间让我们主动地、慢条斯理地解决这些深层次的、制度上的问题？”看来作者是忘不了私有化的情结。如此说来，美国的“安然公司”出问题，这个问句又该怎么表述？ 我还认为已经发生的问题中，其中不少还是改革中出现的放大效应。比如大家常提的银行资产质量问题，就是一例。国有企业要改革，要“抓大放小”，犹如“拆破屋，热冷粥”，损失是不言而喻的。有的市委书记还别出心机，把国有企业以一元钱的价格卖掉。国有企业连着一大批中小企业，当然一起被拖垮了。我们的信贷制度是以银行信贷为主，国有企业的每一元损失，首先遭殃的是银行。银行不良资产怎能不大幅度增加？我这里有一个数据，说明改革的1989年前国有企业效益是好的，那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也是低的。不良资产大量增加发生在1989年后。据中国工商银行河北省分行统计，1998年以后形成的不良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额的9⒏05%，而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占该行全部不良贷款额70% 以上。这就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改革背景。 而此时，面对国企业改革大潮，相应的贷款核销政策没有跟上。按国家现行政策规定，贷款核销的资金来源是按银行上年全部贷款余额的1% 计提呆账准备金。面对突然“暴发”的巨额不良贷款（损失类贷款占全部不良贷款的比例一般在40%左右，甚至更高）即使银行能按当时政策规定足额计提，也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按国际通行标准，即按贷款五级分类提取贷款呆账准备金，（正常贷款按1%，关注贷款按2%，次级类贷款按20%，可疑贷款按50%，损失类贷款按100%）的办法计提，目前又没有可操作性。这是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居高的主要原因，是国有商业银行间接承担了经济改革成本的结果。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国有商业的干部都是吃干饭的。更不能由此推出“公有制”就是不行的结论。再说失业率问题。我们原来的就业出路主要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人员臃肿的原因概在于此。现在那么多国有企业要转轨，动大手术了！工人大批下岗。连在一起的众小企业垮台的垮台，不垮的也元气大伤，少不了裁员。这时候又全国大搞经济开发区，农民大批失地、失业。在这时候，民法刑法开始实施，打官司全面启动，有的地方五个案件就拖垮了七个厂。农村合作基金会办了十五年，九九年开始全部关门。清理开始，党政、公检法全面出动，讨债的满天飞，有的还设了“打逃办”，少不了抓、关，也少不了有躲避债务的，自然又有失业的。如此合理因素与非常因素揉合在一起，失业率能不高？我们往往喜欢拿西方某某国家比，那是完全市场经济，这些数据都用不上。我们如果总是用西方市场经济理论来考察、分析我国经济现象，自然要失望啦！ 当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下去，为什么在中国的土地上会出现如此多的丑恶现象？我认为这不是公有制惹的祸，而是“GDP”作的孽。前一时期，最吃香的是“GDP”，把“GDP”等同“发展”，只要“GDP”上去就可以升官了！可以拿奖金了！如此，一任下来，祖国三分之二江河都污染完了！为搞经济开发区，大片土地被占用了，失地农民大量增加，全国失业大幅度上升，不少当官从中发了大财。但都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虽然不能作为评价产权制度优劣的根据，但却暴露出我们体制方面的缺陷。 国家推动型经济的组织实施者是政府和它的干部。国家为了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责任心，就以政绩指标评价、考核政府的行为。政绩指标考到那里，干部的干劲就往那里使；以“GDP”增长评政绩，以政绩定升迁，于是就连出现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地方政府的盲目投资也是源于奖励制度的扭曲。扭曲的奖励制度孕育了道德风险。打个比方，如果自家房屋的保值超过了市值，那么房主觉得点火烧了它会有利可图，就会引出放火烧自己房子的怪事。同理，中国的地方政府之所以不失浪费资本大搞“政绩工程”，就是因为：评判政绩的是国民经济增长率，浪费的资本由银行来承担，而造成的损失又只是中央政府的事，与自己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于是一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断出现。又现在的管理体制，政绩考核是上一级领导，群众没有多大发言权，与企业的实际效益也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当国家以通过调节利益关系来调节市场运行时，这种利益调节与干部的利益关系也不是直接的，所以在奉行“经济至上”的日子里，有些干部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片面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视“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速度为中心”，把经济发展简单化为GDP的增加，从而引出许多撇开群众利益、撇开环保、撇开资源浪费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矛盾。长期的实践再一次表明，“GDP”与官员政绩挂钩犹如一根魔棒，它不断制造一种可怕的魔力，驱使地方政府和官员寻找一切理由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活动、干预企业经营。 在形成上述问题中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原因，乃是程序性的缺陷。我们许多投资项目是党委会讨论决定的，党委会成员是由各方的领导组成，他们的知识结构不一，有的可能知之甚少，有的可能对投资项目连一般常识都没有；如果这些投资项目又没有经过科学论证；如果运用民主集中制时又有程序性缺陷，书记本人素质上又有若干不足；如果参加的人又是看书记眼色投票，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道德风险、制度性缺陷、程序性缺陷搅和在一起，责任制与监督体系又不完备，决策失误应该是情理中之事。这就是体制性原因，是前一时期盲目投资频频发生的症结所在。当然也还有些由于经验不足造成的，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高兴地看到许多问题都已在着手解决，有不少已做出了成效。所以我们必须冷静对待。我相信我们党，相信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政府推动，双轨增长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高速挺进。也孕育问题和风险。袁绪程教授对双轨制的形成有一个精辟的分析。他说：“中国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独特的许多内外条件综合而成的。从内部因素看，一是中国人口众多，发展的市场巨大，又有足够大的地理空间，提供了差别发展的双轨增长模式的不可缺少的大国人口条件和地理因素；二是中国从来也没有搞过完整的计划经济，反反复复的行政放权和收权形成的条条块块的经济发展格局为双轨增长提供了“路径选择”；三是政经合一的国家对经济的垄断提供了制度和意识形态因素。此外，中美解冻打开了“封锁”中国的格局，经济全球化比邻中国的新兴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向处于落后状态的中国的梯度转移和扩张的需求，与中国有亲缘关系的巨大的海外资本等等构成了双轨增长模式的外部因素。”简单说来，是中国的实际、传统的政治理念与外来的市场化理论结合的产物。 正如《对话》中所说，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具有两个显著特点：政府推动，双轨增长。它既体现了客观规律，也贯穿着太多的《人治》特点。美国经济从1874年到1984年的100多年间的资本—产出的比率基本保持不变，换句话说资本的增长率与产出的增长率十分接近，而中国则更多地依赖投资的更快增长，走的是投资驱动型增长方式。其中渗透了更多的《人治》特点。恩格斯说到国家权力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时提出了三种可能：“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年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个。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的浪费。”[《马克斯恩克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50页]后两种情况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转轨是必然的选择。我分析，我们已依靠这个模式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我们会坚持走下去的，但是我们必须弄清这种模式的软肋所在，解决它，完善它，只有这样，我们十三亿人民才有好日子过。 有幸的是新的党中央集体对此已做出三项重大改革。改革总的思路是：坚持“政府推动，双轨增长”的发展模式；弱化行政干预，推进市场化建设；政府从直接推动，转为间接推动，还企业自主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这三项改革是：
一、改“经济至上”发展路线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路线。同时重新设计政绩考核指标，规范干部为官行为。 二、改单一行政推动型为宏观调控与市场化相结合型。重点是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的作用，政府的责任放在市场不能和效率差的地方，同时把政府对市场的管理从直接管理转为依法管理上；党的工作转到对经济工作的指导上，放在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是逐步放宽民营经济的准入范围，扩大企业自主权。最近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决定： ⑴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垄断行业、公共事业以及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行业和领域； ⑵加大财税金融支持，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⑶完善对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建立健全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⑷加强和改进政府服务和管理，维护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保护企业正常活动。努力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 这一改革的主导方面在政府行为规范。改革是通过制度创新得到强化。今年7月1日出台了“行政许可法”。这部以规范审批行为为主旨的法律，不仅会推动管理模式的变化，而且也将对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之大出人意外。在行政改革前，我国共有行政审项目3674项。从黄金首饰的定价到丧葬用品产销，从39度以上的白酒广告到大学涉外教授的聘请，审批项目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由于缺乏监督，行政审批制度过滥不仅催生了官僚，也孕育了腐败。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促进政府再造；通过促进政府再造促进社会再造，也解放了企业。在再造政府的同时，制订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清理和修改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清除体制性障碍。让企业的事，由企业自己来办，还企业一个公正的市场环境。 三、建立科学的决策制度。对企业，企业的投资决策让企业自己决定，需要报批的按正常程序报批，政府不直接干预。在政府，⑴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包括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制度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⑵政府要依法行政，建立法治政府。只有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才能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政府依法行政。要做到合法、合理，程序完善、公平公正、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⑶政府要接受各方的监督，包括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政治协商的民主监督。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意见。从而形成科学的决策制度、完善的法律程序、有权有责的责任制度。十六大四中全会上做出了《关于完善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决议》，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的治国纲领。这是巨大的进步。 根据我们国家的国情，在众多的改革中改革成败的关键，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干部问题。而干部问题的解决最终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最近又传出了2005年政治改革的消息。《报刊文摘》2005年1月7日摘登高层领导不久前明确表示，2005年是改革年。改革不仅限在经济领域，还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体育、科学诸多方面。2005年中国政治演进的方向，那就是：通过扩大基层民主，通过司法改革和行政改革，逐步地构建民众参与自我治理的基本结构，疏通各个利益群体间理性地讨价还价的渠道，确保个人在正规的渠道内可以理性维护自己的权利不被权力侵犯。如果干部问题解决好了，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还是很有希望的。 回顾过去，这时期，改革的步子迈得是够大的，但政府推动经济的双轨增长模式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只是政府从直接推动转为间接推动，且推动质量与方式都有很大提高，市场化的范围与作用逐步扩大。展望未来，首先要看政治改革。只要全国地区间差别不能大幅度缩小，全国市场没有形成以前，双轨增长的格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值得高兴的是中央最近一个时期采取了两条措施：⑴深化农村改革，发育农村市场；⑵协调地区发展，推进全国市场建设。这种出于政治理念，发展经济，发育市场；在发育市场中，推进市场化建设，解决市场化问题，是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其思路也是值得肯定的。 因此，作者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曲折是会有的，但悲观是没有根据的。 2005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