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从今年8月份由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公开质疑“有关国企产权改革”后，在内地企业和经济理论界刮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更在网络出现了众多的、几乎是一面倒的反对国企改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声音，甚至有将矛头指向“主流经济学家”，而且到目前网络上仍然有不少指责的文章。但随着这“旋风”刮后和人们的激情趋向平静，我们应该理智地加以分析。
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那些主导中国经济政策（也当然影响到政治）的经济学术派别人物，实质上就是其经济学术另执政团体和政府所接受，对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话语权的那一部分经济学家，其他的则为“非主流”。
将中国当代的经济学家分为所谓的“主流”和“非主流”，我个人感觉就是已经有点超出学术范围而带有政治的意味。然而也无可否认的是，作为研究社会问题和解决社会问题的经济学，是不能与政治相分开的。但我们人为地分开所谓的“主流”和“非主流”，并对“主流”加以批判的同时，是否有反思一下他们何以能成为主流？我们的社会为什么选择他们作为主流？我们为什么不去了解他们之所以成为主流的历史背景？
在1978年以前，现在所说的“主流”还没有成为主流，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依靠的是政府强大的力量来配置资源，并以此来实施“赶超战略”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虽然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此模式也突现出严重的弊端，如效率低下、资源浪费、民生发展变化不大，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大家必须认识到，在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下制定和实施的户籍制度和对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政策，可以说是造成目前“三农”问题的起源）。为此，社会上形成一定的共识，必须打破经济体制上的障碍，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也就是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从农村“大包干”开始到由此而影响到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时获得极大的成功，并最终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现在我们在指责“主流经济学家”的时候，实质上也是指责我们自己，因为这样的主流当在时是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的，
综观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历程，无论“主流”与“非主流”，都是同样在寻找中国经济改革之路（当然也会包括为了自己），也必须要承认，中国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一直就是走在改革的前沿，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这些我们都不能否认的。然而正是这样，才使当代经济学家有着“高不可攀”的地位，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话语权力在相当长时期内大大超过了其他各学科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并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向。其实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是围绕着一个重要的命题——效率与公平，也有民间反响和争议最大问题——腐败与公正。如最先出现的是在上一世纪末的“权力腐败”（如“官倒”）问题，引发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新左派”知识分子之间的论战，在民间也出现强大的反对声音，但“公平”与“效率”的天平最终倾向于“效率”，甚至出现过“腐败是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润滑剂”这种观点。中国的经济也在不断快速增长中暴露出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更加严重，也导致最近的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激烈争论。结果表明：“改革派”早已成为社会主流甚至早已开始分享改革带来的巨大利益，“主流经济学家”们也是目前的改革最大得益者之一。“公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我们曾经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至今未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反而形成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弱势群体未能进一步分享改革的成果，越来越产生严重的挫折感。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中对公共权力缺乏制衡导致的腐败横生，产生了承受悲凉的命运的弱势群体。正如吴敬琏先生在《“现代中国：临产前的阵痛”》一文中所承认说：“弱势群体在过去20多年的改革中，由于……的原因受到了损害。但是对于是什么安排或者什么样的政策使他们受到损害，我们对这一点没有很深刻的了解和把握”。这些才是目前“主流经济学家”受到大众冷待的原因。
但是否“主流”要变为“非主流”，“非主流”要成为“主流”呢？或要停止我们的改革进程呢？甚至是有些人所说的：“主流”将会“沦落到为人民所鄙弃的‘末流’！”呢？这样就过于偏激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在西方经历多年的洗礼，虽然也存在一定缺陷，但大部分仍在西方所接受，并非是末流学术，更未被人们所鄙弃，只是照搬过来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更需要明白的是，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当时没有冲破思想笼牢的社会气候环境，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是“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的经济发展的增长速度放慢后，社会的全面发展方面也暴露出越来越多众所周知的问题，而且体制性问题也在阻碍进一步的改革。但经济体制的改革必须有其他的改革相配套，其他配套改革不实施则会成为经济改革的障碍，经济体制改革难免出现问题。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曾指出：落后国家凭借技术模仿，会取得短期的经济增长，但由于在政治制度上的无所作为，最后会由于新权贵的原始积累构成制度屏障，最终导致后发劣势。因此，只有进行以制度兴国，才能获得持续的后发优势。所以，无论是对“主流”与“非主流”，在当今中国都有所限制，决非能用“非黑即白”可以概括的。
例如解决权利和资本这些改革障碍，无论是对资本的制衡还是对权力的制衡，都离不开法治，市场经济实质是法制经济，必须通过法律的制订和执行来保障公平竞争，使各利益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利益都得到有效的保护。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用合法不合法手段积累起来的资本，向权力发起更大的“攻势”，以便积累更大的资本，权力也需要资本的帮助来稳固权力，造成可怕的“权力与资本的结合”，而大多数人的利益却被这结合体所侵蚀，形成了可改变中国社会政治格局的趋势，偏离了当今政治家和执政政治团体的宗旨。对于这些，除了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难道我们的政治家们就不应该负责任？
对于收入不公、贫富悬殊和反腐败方面，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现在为什么要比我们公平、悬殊差别更小，最典型的是北欧如丹麦、瑞典等，就算是在亚洲中承接中国文化传统的国家日本，在解决收入不公、贫富悬殊和反腐败方面的问题都胜于我们，但他们并不是抛弃了市场经济。而事实上北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成份绝对就比我们现在“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多，现实上我们比他们的封建主义成份却更重。对此，无论是“主流”和“非主流”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应加以正视。效率与公平，是“主流”和“非主流”存在的最大争议；腐败与公正，都是“主流”和“非主流”今后要面对的。而市场经济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不可逆转，“主流”与“非主流”应该是互补而不是互相指责和推卸责任，对此我们需要激情，但也需要理智，共同来探讨效率与公平如何平衡才能另大多数人都能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共同寻找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