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农民问题是一个关系中国全局的不容忽视的问题。进入21世纪，农民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不再是农村土地问题，而是农民的就业问题。它不仅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而且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稳定。研究、探讨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 一
农民就业，是我国21世纪的头号难题。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我们面临着许多重要的不利因素。
从农村内部情况来看。
第一，我国农村耕地少，积聚的人口过多，就业压力巨大。按照国家统计的劳动年龄人口计算，中国农村劳动力目前的总数是5亿多。从农村的实际情况看，18岁以下、60岁以上的人都是要劳动的，如果再把这部分人按“半劳动力”计算的话，那么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总数就是6亿多。以今天农村生产力的水平，按农业生产资料现有科技含量，现有机械化、现代化水平，我国现有的19.5亿亩耕地只需要1亿多劳动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其余的5亿劳动力都需要在农业之外寻找出路。 而且，这个基数还将进一步扩大。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它必将越来越多地排挤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小农生产方式的人口规律，无论计划生育措施有多严格，每年都有1500万低水平的人口再生产来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后备力量，这使农民就业雪上加霜。 第二，农民素质低，知识因素在劳动力中的比例小影响农民的就业。由于缺乏教育和科技投资，文盲、半文盲比重很大，非文盲中85%以上只有小学或初中水平，约5%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所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生产技术、市场经济知识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社会进步的需要。知识因素在农村劳动力中的比例之小，显示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低，预示着农民就业的难度。低素质的农村劳动力显然对农民就业不可能起拉动作用。从农村外部情况来看。
第一，以行政区划为主推进城镇化的方式没能带动农民就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水平与前30年比较，有了显著提高。我国城镇化得以较快推进的重要方式是“县改市”、“乡改镇”等行政区划变动，促使农民变市民。但本来意义上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快，主要表现为：一是城市数量的增加，主要是行政区划的变动结果；二是市镇人口增幅大大低于城镇增幅。城市数量增加近2倍，建制镇增加7倍，而城镇化水平仅提高到了不到13个百分点；三是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市镇人口增加在市镇人口中占较大比例；四是中小城市平均规模趋于缩小。20年以来，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人口增加88%，5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人口增加2.2倍，其平均规模只有17.8万人，反比1979年少1万人。 这种不以农民变市民为主的城镇化推进方式，造成我国城镇水平的严重滞后，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形成了畸形的就业结构。 第二，培育能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载体缺乏中长期投资机制的支撑和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能大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载体主要是多元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其突出特点是投入集中，规模大，回收期长。我们在这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许多项目资金使用期限过短，长期性项目用短期性资金来运作，存在短期融资与一些经济建设长效性不相对称的矛盾。由于缺少长期的投资融资手段和机制，阻碍了资金要素的组合利用，不适应持续大容量培育就业载体建设的阶段性需要。二是我国实行的积极的成功的财政政策没能与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税收政策相配合，表现为积极稳妥的货币政策没有得到很好的启动，直接影响了大容量劳动密集型就业载体的培育；税收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互协调乏力，影响调动社会各方面支持大容量就业载体的生存。 第三，国际劳动力市场供求不平衡，竞争加剧，造成向外就业困难。随着劳务输入国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国际劳务市场对外籍劳工人员素质要求不断提高，要求他们懂得一些当地语言，精通专业，掌握先进的技术知识；国际劳务市场竞争也十分激烈，一方面是一些劳工合同期满滞留不返，世界上非法移民的数量增加，争夺市场；另一方面是大量中介机构之间竟相压价，再加上低素质劳工一直供大于求，造成国际劳务市场价格趋跌。这些都增加了到国外就业的难度。
二
改善和解决农民就业，消除影响和制约农民就业的因素，可依据农村的不同情况，从农村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入手，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进行。
从农村内部入手，进一步深化改革，挖掘农村内部的就业潜力，培育农民就业的后劲。
第一，进行农村产业结构的创新，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较多，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落后，第二产业产权改革滞后，夕阳产业比重过大等等。但是，最突出的表现在农业产业结构上。粮食产业，在我国是一种劣势产业，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在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民一直以生产粮食为主，粮食占播种面积的74%。这在加入WTO后更加处于劣势地位。我国农业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如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品等。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入世对于它们的生产者或潜在生产者意味着新的机遇。如果能大量出口这些产品就意味着大量出口了劳动力。我们应以优化品种结构、质量，增加效益为中心，积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大力调整农产品结构，大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品种，加快发展畜牧业、水产业，努力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 第二，建立多种稳固的符合农村实际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农民一家一 户分散经营进入市场难，保护自身难的问题。根据我国农业的特殊性和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它应具备如下作用：一是指导事业。为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指导农民科学地确定自己的种养品种；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指导。二是经济事业。组织农产品的运输与销售，农民生产出的农产品主要通过合作社组织进入市场，避免千军万马闯市场的风险；帮助农民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既便宜又可避免假冒伪劣产品坑害农民。三是信用事业。为农民提供资金调剂服务，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如对农民生活和农业生产进行贷款，组织农户资金，提高资金利用率。四是保护事业。代表农民向行政部门反映意见，保护农民利益；向社会呼吁，增强农业保护意识。这种社会化服务组织有利于克服分散的小规模农户家庭经营的劣势，吸纳部分农民就业。国家应打破部门、行业垄断，制定合作经济法规，加快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第三，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育农民竞争就业的后劲。无论是立足当前还是着眼未来，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是解决农民就业的根本措施。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一是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教育、文化投资。政府、社会、企业等各方面要多方出资，构建完善的农村教育体系，造就一支数量庞大的、素质过硬的、适应现代农业大生产要求的农民队伍。还要增加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投资，为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和手段，通过利益机制和市场经济机制，把城市所有可发挥的科技能量和科学观念，注入到广大农村去。在农村广泛深入地普及科学技术教育，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这不仅可以帮助农民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改造，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市场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脱贫致富的能力，也有利于帮助农民划清科学与迷信、文明与愚昧的界限，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上铲除愚昧迷信赖以存在和蔓延的社会土壤。这样，就可以大大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三是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从长远上看，提高农民素质最重要、最直接、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优生优育。要继续认真执行农村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在优生优育上，要逐步从单纯的优生咨询、优生宣传教育、普及优生知识进入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优生；从形态优生进入分子优生；从局部优生扩展到全社会优生以及重点高危地区和高危人群的优生。通过优生科技促进出生人口质量提高。从农业外部看，正确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解决农民非农就业的问题，这主要是培育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载体。
第一，城镇化，是农民就业的主渠道，是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首要载体。尽管我国目前城镇化的水平较低，但多元化城镇，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经的阶段，是解决目前以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难题的关键，是农民就业的主渠道。城镇已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1979年，设有建制镇2581个，1991年为11882个，到1999年底，我国的城市达668个，建制镇达19216个。按国际标准统计，我国城镇的人口比重目前只有37.8%，比通常标准低7.2个百分点，就是说少吸纳了3235万人。如果到2015年中国的城市率达到45%，现在小城镇能够上档次、上规模，那么，未来城镇可吸纳2.89亿人口，吸纳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40—50%。农村城镇化不仅仅是一个投资的问题，而是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改革和一系列部门利益的问题，诸如土地权属问题，户籍制度问题，统一规划调整集中的问题，投资体制、金融体制、公共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相关政策问题，政府管理体制改进的问题等等，这都需要我们妥善解决。 第二，乡镇企业，是农民在农外就业的另一条出路，是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重要载体。乡镇企业曾为农民农外就业立过汗马功劳，最多的时候吸纳了1.3—1.4亿农民就业。近年来出现了一些困难，未能进一步大量吸收农民就业，甚至还排斥就业，但这并不等于乡镇企业不能再吸纳农民就业。我国乡镇企业与世界一些国家的确认标准相比，它的实际人数规模相对偏高，资产、资本和经营额规模相对偏低，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就业投资较低，就业制度灵活，对就业人员的文化水平要求不高，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巨大优势，只要注意引导乡镇企业推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体制创新，鼓励多种形式、多种所有制的发展，就能努力扩大乡镇企业就业的容量。经测算，2000—2005年，乡镇企业增加值增长预计为14%，劳动力增长速度为1.5%，乡镇企业每年可容纳新的就业人数为200万人左右，到2005年达1.37亿人。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城镇建设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劳动力的年均增长速度为4%左右，每年新增就业400万人，2005年将达1.49亿人，2010年预计达1.6亿人。因此，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是推动农民就业的主要途径。国家政策、财政政策、金融货币政策都应该采取积极措施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 第三，西部，是农民就业的“希望的田野”，是大容量吸纳劳动密集型就业的巨大容器。解决西部5亿亩耕地的开发问题，必须一是上水，二是上人，大力开展水利工程建设。这样，大批的过剩劳动力可以动员到西线的水利工程上。国家出台了加快西部发展的政策，西部地区大规模开发的全面启动，将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新的就业空间。农村劳动力走向地广人稀的西部，一方面，可以为开发西部提供大量的廉价工程建设和后勤供应劳动力，降低投资成本；另一方面，又可以转移到西部农村，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为大批工程建设人员提供价廉物美的新鲜的农副产品，促进西部经济和建设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农民已奔向西部腹地，西部将成为我国农民就业的“希望的田野”。大规模的人口西移，既能解决中国严重的人与资源的不平衡矛盾，缓解东部的人口压力，又开发了西部，很大程度上解决农民就业的难题。这对于只有劳动力的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来说是最现实的。西部转移，农民自身无力解决，而取决于国家的宏观调控。 此外，走出国门，向国外输出劳动力。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需要国际劳动力市场。现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造成向外就业困难，但这并不是等于没有潜力可挖。我国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有组织有计划地引导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公平地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国国家计委的一份资料曾分析认为，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劳务输出收入占到本国进出口贸易的10%—15%，而中国仅占到1%。这表明，中国在这方面的余地还很大。现在农村中的一部分能人，已走出国门到外出种田致富，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自己闯出的新路，值得总结推广。改善和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既具有紧迫性，又具有有利条件。当前，提高经济发展的整体素质和效益，受到城市化滞后，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脆弱的制约，迫切要求加强建设，组织和调配农民群众，发挥其劳动主力军的作用，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国民经济告别短缺，买方市场逐步形成，经济运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由商品供不应求，逐渐变为增加有效需求，这为国家大容量地培育劳动密集型就业载体提供了物质条件。我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之一，这最重要的就是要代表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改善和解决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张继华主编《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1999.6.1。 茹 晴：《农民就业是脱贫的第一步》/中国经济日报/2000.1.24。 殷长永：《中国农村一亿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中国新闻网/2001.7.3 [作者简介 ] 姚家祥（1957.10—）男，副研究员，中共石首市委党校纪委书记。编著书7本，公开发表经济类论文50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