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没有人完全否认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但对国有企业存在的原因则各有不同的认识。有人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性质角度出发，认为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体现；有人以弥补市场缺陷为理由，认为国有企业是弥补市场缺陷的手段，凡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国有企业就可能有用武之地；也有的人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认识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即认为只有实行国有制，才能消灭剥削，消灭各种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一般来说，我国国有企业的作用主要是：弥补市场缺陷、发展战略性民族产业和作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之一，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决定力量。此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进展表明，我国的国有企业还具有以下重要作用： 1.国有企业具有宏观效益性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讨论大致形成三种派别 ：一派以“国有企业非效率”为由，坚决主张国有企业彻底退出竞争性领域，走民营化之路；一派坚持“国有企业效率论”，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并非缺乏效率，因此，其出路并非完全退出竞争性领域，而是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一派持调和态度，认为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一种“效率悖论”，因此，它的出路应当是加强竞争的同时进行产权的“硬预算约束”。这三派中，第一类的影响最普遍，以致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样一种情绪，即不仅国有企业本身不该存在，对国有企业的研究也没有任何必要。刘元春从转型期实行后赶超战略的中国现实出发，坚持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最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观经济效率”的命题。认为，国有企业作为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具有制度的合理性；从国有企业作为赶超时代“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和技术赶超”的中心、作为转型时期“宏观经济的稳定者”、作为过渡时期“社会福利和公共品的提供者”来看，国有企业在宏观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 2．国有企业具有自身的优势领域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运行的成本不仅包括其内部成本，还包括外部的交易费用。在经典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市场是没有交易费用的，所以与国有企业相比，内部成本较低的私营企业在那里是更具有效率的。但现实经济社会并不是自由竞争的经济，各种经济主体之间的交易存在着如信息传递不完全、交易主体之间不合作等带来的成本，即我们所说的交易费用。 现实生活中有三种交易费用，它们分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这三种交易费用都有可能使私有企业配置资源无法达到最优。 （1）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这是指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不完全，或即便信息传递完全但由于它们之间的不合作使得它们之间的交易无法顺利进行。 本文认为，这实际上是由于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而导致的。试想，如果没有信息传递的不完全性，生产者准确的知道单位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效用；而如果消费者再与生产者之间完全合作，消费者就应该向生产者付出与效用相对应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垄断厂商提供产品，它所面对的边际收益曲线依然是市场需求曲线，它根据边际收益曲线与边际成本曲线交点确定的生产数量与完全竞争市场上相同，社会总效用也与自由竞争市场上的社会总效用完全相同，不同的是完全竞争市场上的消费者剩余全部变成了垄断厂商的利润。 （2）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费用。要证明一个企业的效率，首先要假定产品是私人性的，也就是说，一个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会影响其他人，即该产品不存在外部性。但产品的外部性是客观存在的。外部性的一个极端情况就是所谓的公共物品的存在。这种产品的社会效用可能很大，但由于消费者与消费者之间难以达成付款的协议，收取价款的成本极其高昂，私人企业不会提供这样的产品或即便提供出来由于把交易费用计入成本而使得产品的价格较高从而使得产品的有效需求和生产量不足。产权经济学中经常提到的灯塔就属于这类产品。 社会效益大的产品生产不出或生产的不够多显然无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针对这种产品，一方面可通过政府把提供产品的任务承包给私营企业来提供；另一方面可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提供。这都降低了消费者之间交纳价款的交易费用，因为政府可以凭借其国家权力来收取税收，然后从税收中补偿其生产成本。当建立国有企业比承包给私营企业更节约产品的总成本（包括产品的生产成本、管理费用、交易费用）时，国有企业的建立就成为必要。 （3）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费用。在特定的环境下，比如二战后的西欧，私人资本的实力较弱，企业规模小，生产效率较低，难以抵御国外资本的冲击。但倘若这些企业能进行重组与兼并，生产规模扩大后的企业的效率能大大提高，生产成本能大大降低。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企业之间的兼并和重组可以借助市场机制来完成，但同时也毫无疑问，这个兼并重组的历程是漫长的，交易成本是巨大的，尤其当很多个小企业合并为一个大企业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政府出资建立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或将私有企业收归国有然后进行重组，就可以大大提高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降低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管理费用。也可能与同样规模的私营企业相比，这个国有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效率较低。但只要由此带来的与分散的私营企业相比的效用增加大于私营企业之间进行兼并重组的交易费用，建立国有企业仍然是可行的。这也许正是二战后西欧国有经济规模迅速膨胀的原因之一。 总的来看，本文认为，由于国有企业天生地依附于政府，而政府正是国家权力的代表，这使得国有企业在处理交易时可以借助政府的权力来完成，从而大大降低由私营企业来完成时的交易费用。国有企业就有了自己的特殊适应领域。因此，国有企业除了应该继续发挥其宏观效率的作用外，在微观方面也完全可以有所作为。近几年中央制定的国有企业战略调整政策，提出国有企业要逐步从竞争性行业撤退，加强对关键行业的控制就恰恰说明了上述的观点。 3．国有企业存在的历史根源 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国有企业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 国有企业的普遍出现始于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对经济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同时，在新科技革命的浪潮推动下，企业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纯粹靠自由竞争维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从1945年开始，英国将一系列基础工业和英格兰银行收归国有，法国将能源部门、保险部门、金融部门和一些大公司改为国家接管。与次同时，日本政府设立的国有企业从战争结束的7个迅速增加到70年代中期的114个；美国政府也创办了一些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主要集中于能源部门、基础设施部门、提供公共产品部门和科技开发部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第一次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紧随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而出现的，主要矛头对着殖民企业和殖民地的经济管理企业，包括海关、银行、税务机构，以及原殖民者拥有的足以垄断或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这次国有化高潮实际上是民族解放运动在经济领域的继续。第二次在20世纪70年代，这是在中东产油国收回石油资源主权的斗争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发展中国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资源主权的潮流。在这一潮流中，一些国家把实际操纵本国经济关键部门的外资企业收归国有，并使一些矿山资源和农渔业资源回到本国手中。发展中国家国有经济的发展，对于维护国家主权、争取经济独立，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建立较完整市场机制的缺陷、维护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等方面的国民经济体系，带动其他经济成分的发展，推动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国有经济在实践中也逐渐暴露出高度垄断，产权不清，政企不分，管理混乱等多种弊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针对本国具体情况，采用各种各样的措施，对国有经济进行整顿和改造，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在我国，国有企业比重很高，除了确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之外，工业化的进程和战略选择也对国有企业具有很高的要求。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70年代末，中国工业化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在封闭经济条件下进行自力更生的工业建设，以高关税、高估本币等方式推进进口替代；工业生产以供应国内市场为目标。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初步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建立起较完整的工业经济体系。在这一时期，工业化的进程高度依赖于国家积累。国家用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政策向国有企业职工提供低价格的农产品，支持职工的低工资，保证国有工业企业获得稳定的利润，并将利润全部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采取优先投资于重工业的方式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目标。而对轻工业的投资仅够维持工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这一工业化模式，在客观上要求国有企业发挥工业化的核心力量的作用。简言之，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直接参与决定了国有企业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4．国有企业存在的现实原因在建国初期，我们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加快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拥有了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国家拥有国有资产和发展国有企业的目标更多地转化成维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大多数国有资产进行处置，将其变现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或者直接用于社会救济，从实物或账面上来看，国有资产没有了，但这种处理维护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大局，那么，这种处置应该同拥有国有资产和发展国有企业具有同样的效果。事实上，这种处置方式正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长期目标取向。但是，在这种处置方式尚没有完全铺开之前，大型、特大型国有企业仍将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 首先，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虽然通过“抓大放小”，一部分国有中小企业以租赁、承包、售出、参股等方式向产权多元化转变。但是，进入2000年，我国的国有资产已经达到9万亿元人民币，构成了极其巨大而庞杂的体系，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仍占据主导地位。 其次，大型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各种洋货猛烈冲击国货。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如彩电行业曾是进口产品最多的市场，但是1996年四川长虹等大型彩电公司在价格、质量、服务等方面向外国名牌展开市场争夺战，一举打破了大屏幕彩电由外国名牌主导的格局，以致长虹的“红太阳一族”大屏幕彩电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达三分之一。 再次，大型国有企业是我国支柱产业的重要支撑。在石油、化工、机械、电子、冶金、有色和建材等重要产业中，我国七大汽车集团占全行业总产值的66%；嘉陵、北方、轻骑、金城四大摩托车集团占全国总产量的一半；上海、东方、哈尔滨三大发电设备集团，提供国内电站设备的70%。 最后，大型国有企业仍是出口创汇的主要力量。1997年，国有企业出口创汇额超过了外商投资企业，居于领先地位。其中，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以销售额的1%左右投入研究与开发，有的达到2%，技术进步处于国内工业企业领先地位。 近几年，国有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总体处于亏损状态，只有大型企业盈利，充分显示国有大型企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当然，我国大型国有企业与国外大企业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是大型企业数量少；二是企业平均规模小；三是生产集中度低；四是真正的联合体、企业集团少；五是大中小企业没有合理的分工。从技术创新来说，我国500家最大工业企业年销售额之和还不抵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销售额。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国有企业的产生过程来看，还是从国有企业所起的作用与所作的贡献来看，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国有企业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理由。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国有企业的确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妨碍了其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是，决定一个企业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仅仅在于其公有还是私有。私营企业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终导致破产的事例屡见不鲜；而国有企业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学，从而成为经营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门都由私人经营，有些部门改为私营只会降低效率。例如，台湾早年发展钢铁工业，原希望民间企业家来办钢铁厂，但没有人愿意办或有能力办。后来，不得不由政府来办，建立了台湾人至今还引以为骄傲的“中国钢铁公司”。因此，在整顿和改造国有经济成分时，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顺产权关系，改革治理结构，提高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