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从去年开始，国内外一连串对企业不利因素同时集聚，油荒、电荒、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升、出口退税率下调、环保门槛抬高、美国次贷危机及世界经济放缓导致需求萎缩等等，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和出口型企业深受打击，长江、珠江三角企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继续而来的美国“金融海啸”的扩散，企业倒闭现象将连续不绝。 大量倒闭企业中，有不少老板连工人工资也不发，置工人不顾而“逃跑”，烂摊子由当地政府收拾，工人生活费只能先由政府支付。 较先是东莞合俊玩具厂近7000名工人围堵政府追讨欠薪，再有深圳一家港资小型家电企业倒闭，千余名职工受影响。东莞官方数字显示，仅上半年有400多家企业倒闭。10月，绍兴江龙控股集团负责人陶寿龙神秘失踪。同样是10月，位于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又传出老板丁庆平夫妇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的消息。义乌最大的袜业集团老板和夫人一起跑掉中港集团高管层集体逃跑。近两个月仅东莞就有117家欠薪企业逃匿，近2万人受到影响……令人震惊的逃逸新闻一个接一个爆出。 我们有很多人在谴责这些“黑心”老板，但并没有分析其中的一些具体原因。 近年来，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数次上调存款储备金，导致银行信贷收缩，更普遍地“嫌贫爱富”，中小企业在银行的正常信贷困难，就转向民间资金，催生了民间地下钱庄高利贷。因此不能否认有些企业因经营环境恶劣难以支付银行贷款及高利贷本息，造成资金链断裂而倒闭。但是，如果只是借银行贷款的或欠供应商货款的话，完全可以依法申请破产，不一定到“逃跑”的地步，主要是地下钱庄的高利贷是以血缘、亲缘和朋友圈为纽带结成的融资和担保网络，这些高利贷是认人不认企业的，即使企业破产，高利贷者也只向老板本人追讨，这些不合法的融资注定老板很难以合法的路径退出和收场，因此只好“逃跑”了，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剔除因借高利贷而“逃跑”原因外，还有一个制度性的根本原因——新《劳动合同法》。让我们来看看其中的条款： 按照第四十六条的规定，企业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需要解除劳动合同的，被依法宣告破产需要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第四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六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劳动者月工资高于用人单位所在直辖市、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布的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标准按职工月平均工资三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十二年。
本条所称月工资是指劳动者在劳动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前十二个月的平均工资...... 我们来做一个假设，以东莞合俊玩具厂为例，假如老板（及主要股东）按照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有关规定申请破产，其清算后资产所得为5亿元，支付国家和政府税费、银行贷款、供应商货款及应付工人工资等负债后，还剩下200万元，那么他还可以用这200万元重新开始创业或可以养老。但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就算工人的平均工作4年，月工资为1000元，即每人补4000元，单纯支付7000工人的经济补偿就要2800万元。另外，还有以往存在的相当部分没有买社会保险的工人（这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是众多工厂的普通现象），需要全额购买社会保险，假如有2000人，每年3000元计，则又要多支付2400万元。 这样一对比，按以往申请破产，老板还可以剩下200万元，而现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不单止要两手空空“裸身”而退，还有5000多万元根本不能支付。如果他（们）手头上有现金2000万，那么就值得冒风险、干脆卷走这2000万元“逃跑”了，这比走私还“暴利”！ 就算没有出现象东莞合俊玩具厂等资金链断裂的极端例子，一些还处于微利可以惨淡经营状况下的企业，这些企业也将面临倒闭或“逃跑”，因为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有相当部分企业没有给工人买社会保险（买的只占一部分比例），实施新劳动合同法后，如果这些工人要求企业补买社会保险，企业根本不能承受（一间小企业要补100工人4年的社会保险也要100万元左右）。在现在的恶劣经营环境和新劳动合同法规定下，其结局如何，那是十分明显的，这就是为什么众多企业因经营环境恶劣而出现倒闭或老板“逃跑”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还记得华为吗？其在新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的行为已经是相当有良心了！也只有有如此实力的企业才能做得到。而众多的企业只能采取在今年1月1日之前重签劳动合同，将以往的工龄“归零”的办法应对，如果没有采取这样将工龄“归零”措施的企业，假如职工要求补买社会保险，企业承受不了将发生严重劳资纠纷。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深圳市法院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1-9月份，两级法院共受理一、二审的劳动争议案件3万3千余宗，同比上升 146%。 在制度新（劳动合同法）旧交替过程之中，在经济放缓、经营环境不断恶劣的情况下突然出现众多企业倒闭、“黑心”老板逃跑现象，其实一早就埋下了伏笔。 看到“人去楼空”的厂房，看到爆发式增长的劳动争议案件，看到工作无落的工人，看到拖背包袱返乡的农民工，及即将看到不那么紧张的“春运”，即将看到逐渐加大的失业大军，有必要反思我们的“宏观吃紧，调控民企，国企得益”的逻辑及行政主导的所谓的中小企业产业升级换代的政策。 不可否认，全球金融危机的强大冲击对沿海地区甚至整个中国的产业升级有着深远的影响和长远的意义，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产业升级更为迫切。但体制上的产业深化创新乏力才是最严重的制约，而且产业升级有一般规律，土地、资金及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调整和配置，我们更没有必要丑化已经举世瞩目的“中国制造”而妄以为用行政力量就可以迫逼其转向“中国创造”。产业升级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必需要有科技、教育和人才的沉淀，甚至是几代人才的积累。没有庞大的第二产业的支撑，就谈不上加速发展第三产业；没有第二产业的壮大，仅高科技产业不可能容纳中国庞大的劳动力，也难以促进金融和物流业这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中国制造”已为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现在正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有利的起飞阶段，但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的大捧如此“调控”、通过不合理法律的强制，现代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脚步最终会被拖慢！现在众多中小企业的倒闭，“笼”虽腾空、“鸟” 却难换，以及众多“黑心”老板的逃跑，我们最终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